官階制度的這種轉變，是當時政治經濟制度的變化促成的。特別是俸祿支付形式的變化、中央集權的加強、門閥士族勢力的興起，乃是官階制度變革的直接原因。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對於我們研究古代的官吏制度，瞭解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不是沒有幫助的。

(一)

以「石」為單位計算官階，早在戰國時期就開始了。在《戰國策‧燕策》中有這樣的記載：

王(按：指燕王噲)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

這是我國古籍中關於「石」的最早記錄。

戰國時期是我國社會制度發生劇烈變革的時期。長期的兼併戰爭，使周初的上千個諸侯國變為十來個大國。為了在劇烈的兼併戰爭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從春秋末年起，各國諸侯不得不放棄「世卿世祿」制度，選用一些真才實學的人來擔任官吏。春秋末年產生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士」，作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在戰國時期也更加活躍了起來。這些「士」憑著自己的文化知識和特殊技能，奔走遊說於各諸侯國之間。各國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也不得不對他們加以重用。這樣，便形成了一個新興的官僚階層。

隨著各國領土的擴張，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各國的經濟力量也空前增長，這就使他們有了用新的方式養活官吏的財力，物力。同時，這些「士」朝秦暮楚，不在一個國家定居，再用封建采地的辦法來養活他們也是非常不便的了。更何況封割采邑的結果只能是造成尾大不掉，削弱國家的經濟、軍事力量。因此，從戰國初年開始，各國便漸漸不再封割采地，而用支付俸祿的方式來養活官吏。

我國最早的俸祿，是按時支給實物(米或谷)。官高者米多，位卑者米少，每年各支給祿米若干。於是，一些度量單位，便借用為當時的俸祿級別單位。

當時各國計算俸祿的單位是不一樣的：

齊魏等國的計俸單位是「鐘」，魏文侯時，相國魏成子「食祿千鐘」。

衛國的計祿單位是「盆」，墨子推薦一人去衛國做官，衛國原來答應給祿「千盆」，而實際只給「五百盆」。

楚國的計祿單位是「擔」，位尊者年俸高達「萬擔」。

用「石」餓國家除前面提到的燕國外，還有秦國；《韓非子*定法篇》裡講：「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兩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

「石」這一單位最早是作為俸祿的標準出現的，但在使用的過程中，它的涵義卻有了變化。由於俸祿的厚薄與官位的高下尊卑相一致，官高者俸必厚，位卑者俸必薄，因此，在使用的過程中，「石」也就逐漸地有了新的內容，同時也被用來表示官階的尊卑。

秦始皇嬴政滅亡六國後，統一了度量衡，官吏俸祿級別也統一用「石」做標準，漢承秦制，也是沿用秦的制度。司馬遷的《史記》中西漢時期的「石」的最早記載是在高後八年(公元前180年)：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當承宗廟。臣謹請陰安侯、列侯頃王后琅邪王、宗室、大臣、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

秦漢時期的「石」，已經不同於戰國時期了。雖然它還沒有完全失去表示俸祿多寡的職能，但它表示的主要方面，卻是官階的等級，官位的尊卑高下。引文中的「吏兩千石」，指的是官階為二千石的官(按，這裡指九卿)。還要指出的是，在兩漢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郡守國相的官階是二千石，所以「二千石」就成了郡守國相的代名詞，這在史籍中是屢見不鮮的，同明清時期稱知縣為「七品芝麻官」是一個道理。

在俸祿制度產生之初，「石」數與實際所得祿米數應該是一致的，然而兩漢時期，這兩個數目卻不符合，有的差距還相當大。《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的注說：

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 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按：一斛即是一石)

在這裡，除「中兩千石」，「千石」，「比千石」石數與一年內實際所得祿米數大致相符外，其它十一個級別的石數與實際所得祿米數都不相同。這證明，「石」數已經不再是俸祿的準確數字，而是一種級別標準。這個級別雖然還有表示俸祿單位的職能，但它已經主要作為官階等級單位而存在了。

西漢時期的官階等級共有十六級，除上面的十四個級別外，還有八百石，五百石兩級。東漢時期與西漢基本相同，只是取消了八百石，五百石，比千石三級，增加了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食八斛)兩個級別，共十五級。

(二)

兩漢時期的「石」雖然已經能夠用來表示官階的尊卑，但由於還有完全脫離俸祿單位的屬性，所以還不能把它看成標準的官階級別。隨著國家機構的日趨複雜，官吏制度的更加完備，「石」這一標準越來越不適應官吏制度的發展了。

秦漢以後，社會的政治經濟情況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不能不在官階制度上有所反映。特別是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中央集權即皇權的加強，以及門閥士族階層的興起，對官階制度的演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西漢時期是古代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時代。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的發展超過以往任何時期。金屬鑄幣的穩定和流通之廣也是空前的。漢武帝劉徹將鑄幣權收歸國有後，僅「攻山取銅鐵，一歲功用十萬人以上」。商品交換也空前發展，各地都有一些大的商業都市，市場上貨物齊全，生產用具，生活用品和奢侈品都可
以在市場上買到。這種發達的商品貨幣經濟，給俸祿制度以很大的衝擊。一個時期內，官吏的俸祿不再支付實物，而是把祿米折合成現錢來支給。據《漢書貢禹傳》 中所載：「(貢禹)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而二千」。

東漢時期官俸的數量與西漢時期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凡諸受俸，皆半錢半谷」，用現錢和俸米兩種形式支付。《後漢書百官志》引荀綽所著《晉百官表注》裡的數字說：

中二千石奉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 八百，米四斛八斗。

俸祿制度的這種轉變，是一個很重要的變革。這表明官俸制度正由實物支付向著貨幣制服的方向轉化。前面我們已經談到，「石」這一標準是隨著官俸制度的產生而出現的。而官俸支付形式的轉化，使「石」這一標準與俸祿實際數目的脫節更為嚴重，這就不能不對官階制度產生深刻的影響。

東漢光武帝為了鞏固和加強皇權，極力削減宰相的權力，以前由宰相行使的職權，交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台閣內官來掌握。過去的三公等大官，開始成為一種尊銜和閒職，而一直不為人所重視的台閣內官，卻越來越重要了起來。這使得東漢時期的官吏組織機構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

「尚書」在秦漢時期原是皇帝身邊的小官，原屬少府所管，一直由宦官充任，到漢成帝時才改用士人，一般人對此是不屑一顧的。《後漢書‧百官志》引《決錄注》說：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光武帝劉秀)始改用考廉為郎，以考廉丁邯補焉。邯稱病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怒曰：「虎賁滅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

士人寧死不做尚書郎，可見其地位的低下。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東漢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提高尚書的地位。據謝承所著《後漢書*鄭弘傳》中所載：「尚書郎舊典秩滿遷令長，鄭弘為僕射，奏以台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二千石。」這樣，尚書的職位一下子提高了好幾級。

光武帝劉秀「雖置三公，事歸台閣」的措施，使尚書台的職權日漸其重，地位也隨之提高，乃至於「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書令、僕、丞、郎，皆避車豫相避。台官過，乃得去。」８特別是其中的吏曹(按，後改稱吏部)，負有選舉士人任命官吏的職責，更是重要的職位。整個東漢時期，吏部尚書一職幾乎為世家名儒所壟斷，一般人是無法染指的。

御史中丞本來是御史大夫的屬官，職位也不高，僅千石。御史大夫改為司空後，御史中丞便成了御史台的主官，原由御史大夫所執掌的監察糾眾官的職責便由御史中丞承擔。實際職權的提高，使這一職位越來越重要，人選也越來越嚴格。當時的人把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 書台合稱為「三獨坐」９。

此外，秘書、中書等部門的官職也由於接近皇帝，處理機務，地位也逐漸上升。

上述這些官職，雖然俸祿沒有變化，但他們的實際地位卻大大地提高了。官吏組織機構的變動，是無法用「石」這一單位來表示的，因為「石」畢竟還有表示俸祿多寡的職能。因此，就需要一個純粹的官階等級標準來表示之。

門閥士族勢力的興起，是官階制度變化的直接原因。東漢中期，一股新的政治力量——門閥士族階層產生了。東漢皇權同門閥勢力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幾次用「禁錮」的方式來打擊門閥階層，但這些努力沒有獲得成功。魏武帝曹操與之鬥爭了一生，最終也不得不妥協讓步。

魏文帝曹丕為了篡奪東漢政權時得到門閥勢力的支持，改革兩漢以來的「察舉征辟」制度。公元220年，根據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實行符合門閥利益的「九品官人法」。選舉制度的這一變化，引起了官階制度的重大變革。

兩漢時期的「察舉征辟」制度，僅僅是考核選拔下級官吏和未曾出仕的士人，而「九品官人法」除了考核下級官吏和士人外，還有一個銓衡公卿以下所有官吏的職責。據《三國誌》卷二十三注中所引《魏略清介傳》中記載：

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

各州郡的大小中正，集薦舉與考核兩種職能於一身，把所有的官吏和士人按門第閥閱品行才能的不同，分成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個等級即「九品」，按不同的等級授與不同的官職。由於是按「品」授官，就使所授的各種官職也可以用「品」來衡量了。這樣，銓衡品行才能門第閥閱的標準「品」，便被借用來作為表示官階尊卑的一個新的標準單位了。

我們今天所能看到關於「品」的最早記載，是蕭梁時期沈約所著的《宋書百官志》。在這部史籍中，各種官職是按「品」記述的，從第一品到第九品都有詳細的記述。唐代房玄齡所編的《晉書》及杜佑所著《通典》，也講在曹魏時期便用「品」作為官階等級單位，各種官職的品級也非常詳密，與《宋書百官志》中所述的也基本相同。這些足以證明，新的官階單位「品」產生於曹魏時期。

(三)

新的官階單位「品」產生後，「石」的表示官階尊卑的職能便消失了，僅僅作為俸祿多寡的單位而存在著。「品」表示官階的尊卑，「石」表示俸祿的厚薄，在三百年的歷史中，這兩種單位同時使用著。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古代經濟最為凋敝的時期。自東漢末年以來，封建莊園軍事塢堡 比林立，商品流通量銳減，布帛粟米代替現錢成了交換的媒介。這樣的社會經濟條件，給俸祿制度帶來很大的影響。

從西晉開始，官吏的俸祿不再支給現錢，除祿米外，其餘的部分以菜田或職分田的形式來支給。中央的官職每年還有一些其它實物。據《晉書職官志》所載：

官居第一品的諸公每日食祿五斛(月一百五十斛)，另外每年給絹三百匹，綿二百斤；菜田十頃，田 十人。

第二品的每月祿米一百二十斛，每年給二百匹，綿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頃，田八人。

至於地方官吏的俸祿，主要依靠職分田的收入。「州郡秩俸，多隨所出，無有定准」十。陶淵明任彭澤縣令時，有祿田二頃，「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 ，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 ，五十畝種粳 。」?。

在《宋書‧良吏傳》中也說：「時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記月分祿。(阮)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緩。」

俸祿制度的這種變化，使「石」這一標準與俸祿更加脫節。「石」雖然還作為俸祿等級標準繼續使用著，但「石」數與實際俸祿間的差距卻越來越大。到梁武帝蕭衍時，由於社會的的相對安定，經濟稍有恢復。為了改變俸祿制度混亂的局面，大通元年(公元528年)下詔改革：

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緩。?

但這種以錢支俸的辦法沒有持續多久，到侯景之亂時又被破壞。《隋書‧食貨志》中講：「大抵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唯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

總之，整個魏晉南北朝近四百年得時間內，俸祿制度一直是非常混亂的。這種混亂的情況，使「石」作為表示俸祿多寡得標準也越來越不適應了。

俸祿制度的這些變化，必然給官階制度帶來影響。但是，這還不足以使「品」完全取代「石」得職能。我們再上一節已經討論過，「品」這一標準之所以產生，
主要是由於官職得俸祿級別與官階級別產生了矛盾。而官階級別與俸祿級別的不統一，既是「品」這一標準產生的原因，也是在「品」產生之後「石」這一標準能夠繼續存在下去的條件。因此，「品」對於「石」的完全取代，只有當官階與俸祿這兩歌標準互相統一起來時才能實現。

自從曹魏時期「品」產生之後，「品」與「石」之間一直存在著矛盾。《宋書‧百官志》講，在第三品的官職中，太子太傅秩中兩千石，太子少傅兩千石，尚書令、中書令則是千石，而中書監、秘書監、僕射、尚書等僅為六百石。第四品的御史中丞秩千石，而第五品的郡國守相卻是二千石。

這種官品於秩祿不一致的情況，造成了官階制度的混亂，同時也不符合當權的門閥士族的利益。魏晉以來的門閥士族，憑籍世資，坐取公卿。尚書台的令、僕、丞、郎，御史台的御史中丞，以及秘書、中書部門的官職，多由門閥士族擔任，他們當然不會僅僅滿足於清要顯貴 職務的獲得，在品階提高的同時，必然要求提高他們的俸祿。因此，從西晉開始，對這些台閣內官的俸祿進行了調整。據《晉書‧食貨志》所載，本來秩二千石的太子少傅的俸祿提高了，同太子太傅一樣，日食三斛，每年賜絹一百五十匹，綿一百斤，菜田六頃，田騶六人， 達到中二千石的水平。千石的尚書令的俸祿也提高到月食五十斛，每年賜絹一百匹，綿七十斤，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相當於二千石的俸祿標準。

兩晉南朝的俸祿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由國庫支付的實物，如米、絹、綿等，另一部分則仰仗職分田、祿田、菜田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部俸祿不是按一個標準支給。米、絹、綿等實物按俸祿標準「石」支付，而菜田、職分田則是按官階標準「品」來分配。例如前面提及的太子二傅和尚書令，由於他們「石」數不同，太子二傅是中二千石，每月食俸九十斛，每年賜絹一百五十匹，綿百斤；而尚書令為千石，每日食俸五十斛，每年賜絹一百匹，綿七十斤。但由於他們的官階相同，都是第三品的官，因此都得到「菜田六頃，田騶六人。」這種情況表明，「石」已經與俸祿數量嚴重脫節，而「品」則已經能夠部分地起到表示俸祿標準的作用了。

蕭梁天監元年(公元502年)，梁武帝蕭衍為使官階標準與俸祿標準統一起來：

「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令為九品。秩定，帝於品下註：一品秩為萬石，第二第三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為二千石。」

通過這一改革，「品」與「石」互相矛盾的情況消除了。「品」與「石」的統一，使「品」在取代了「石」的表示官階的職能之後，又能用來表示官俸的厚薄多寡，「石」的表示俸祿級別的職能也為「品」所代替。這樣，「石」也就沒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四)

北朝拓跋魏是落後的鮮卑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權，它的官階制度是模仿南朝的制度設置的。

拓跋魏建國之初，還保留著濃厚的原始遊牧部落的習慣。 所設官號「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侍察者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余之官，義皆類此，鹹有比況。」

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北魏政權採取了全盤漢化的政策。孝文帝拓跋宏使漢化政策的積極倡導者，他重用來自南朝的門閥大地主王肅，按照南朝的模式，重新厘定官制，同時又加以發展。?北魏在官階制度上設置九品官階，每品分為正、從兩級，每級又分成上、中、下三等 。把品分成正、從兩級，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

遷都洛陽後，孝文帝元宏進一步改革官制。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又取消上中下三等，保留正從兩級，自正四品以下，每品再分為上、下兩階，共有正從九品三十階。實為隋唐及以後官階制度的濫觴。

北魏的正從九品三十階制度是模仿南朝的官階制度設置的，反過來又對南朝的官階制度施以影響。自從曹魏時期九品官階出現後，兩晉宋齊各代的官階只有九品，不分正從。從三公到小吏，龐大的官吏集團僅用這九各品級來區分尊卑貴賤，顯然是很不夠的。梁武帝天監七年 (公元508年)，改革官階制度：

「徐勉為吏部尚書，定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為劣。」這個十八班官階制度，顯然是正從九品制度的翻版。馬端臨所編《文獻通考》
在講述南北朝時期官制的時候，把蕭梁的第十八班與元魏的正一品放在一起，第十七班同從一品放在一起，依次類推 ，第一班同從九品。馬端臨的這種安排，是很有見地的。

北齊的官階制度沿襲北魏，而北周則不用「品」而用」命」。宇文泰建國於秦隴，以周朝的繼承者相標榜，各種制度也多倣傚周朝。鄭憔所編《通志‧職官略》中載：「後周效成周，建六官，亦以九命官人……然於九命之中而分正命，猶上下階也」。北周的「九命」表面上是倣傚周朝(按：周朝制度，皆後人偽托，多不可信)，而實質與蕭梁的「十八班」一樣，也是正從九品的變種。北周官階最高為「正九命」，次為「九命」，最低為「一命」。北朝的俸祿制度也不使用「石」這一單位。雖然載《魏書》、《北史》等史籍中有時提及「兩千石」，但合適把它作為「郡國守相」的代名詞提出來的。北魏的俸祿與兩晉宋齊差不多，也是雜以實物和職田祿田。北周北齊的俸祿制度比較整齊劃一，史籍中有很清楚的記載。

北齊的官俸是按「品」支給：「俸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由正一品到從九品，每年各支給俸祿由八百匹至二十四匹不等，執事官還按品級給以不同數量的職分田。

北周的官俸是支給祿米，「下士(一命)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再命)以上至大夫各倍上，上大夫(六命)為四千石。卿(七命)二分，孤(八命)三分，公(九命)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一萬石。」?

北周的官俸雖然是支給祿米，但數額是按官階等級「命」支給。這裡的石為衡量單位，只表示祿米的多少，與秦漢以來作為官階或官俸級別的「石」毫無相通之處。可見，北朝的俸祿標準與官階標準石混通的，因此也就沒有再「品」、「命」之外另設一個俸祿單位「石」的必要了。

(五)

隋文帝楊堅奪取北周政權後，沿用北周的官階制度，繼續「以命官人」。在統一中國之後，「削周用齊」，正式制定「正從九品三十階」的官階制度。官吏的俸祿也視官品的尊卑支給，不再另設標準。隋煬帝楊廣一度廢除上下階，只保留正從十八品，但上下階制度不久又改了回來?。從此，正從九品三十階制度便成為正式的官階制度，此後的一千數百年裡，歷代王朝一直沿用 這一制度，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國，這一官階制度才被廢除。

由「石」到「品」的演變，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四百多年的時間。第一步，由「品」取代「石」的表示官階尊卑的職能，使「石」僅僅作為表示俸祿厚薄的單位，這一過程，是在曹魏時期完成的。第二步，由「品」進一步取代「石」的表示俸祿的職能，這個過程，是在蕭梁時期完成的。經過這樣的兩個步驟，「品」便完全取代樂「石」的職能，成為標準的官階單位。北魏孝文帝首創正從品級和上下階，使官階單位「品」又得到進一步的補充和發展。從此，「品」既可以表示官階的尊卑，又能用來表示官俸的厚薄。而「石」則成為一個歷史的名詞了。

「正從九品三十階」制度的建立，表明我國的官吏機構到隋唐時期已經基本健全，國家機構也已經相當的完備了。這一制度的實行，有利於吏治的統一，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同時也反映了我國古代封建政文化的發達。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能有這樣健全的國家機構，這在世界 歷史也是僅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