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名稱，這個詞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它最初卻不是作為國家名稱的。讓我們先來看看「國」的本義。

「中」字見於殷墟卜辭，形狀像有旒的旗子，這是它的本義。商王有事，常立「中」以召集士眾，眾人圍繞在「中」的周圍聽命，故「中」又引申為中間的「中」。「國」字本作「或」，最早見於西周初的金文，後孳乳為「國」「或」字，《說文》解為：「或，邦也，從囗從戈，以守一地也。」這個解釋長期以來沒有異議，但現代古文字學大師於省吾先生、陳夢家先生都不從此說，認為「或」字初文為「〔回弋〕」，「回」是「邑」的初文)。於省吾先生進一步認為，「〔回弋〕」字訛變為「或」的過程是：「回」的左右兩豎被省略，而「部的橫劃向右延長，以為戈字中部的橫劃」(按：見於省吾《釋中國》，為網上閱讀方便，註釋均在文中進行，下同)。不管哪種解釋，「或」字的本義是邑、城，「國(或)」就是「中央之邑」。我們可以推斷，它最初是對首都的稱呼，是一個行政區劃上的概念，後來才逐漸被賦予地理意義。

「中國」作為一個詞使用，從實物看，最早見於周成王五年──也即周公旦攝政五年、公元前1038年──所造的青銅器「何尊」，其銘文中引用周武王的話說：「余其宅茲中或，自之□民」。該器於1963年在陝西寶雞賈村出土。從文獻看，則最早見於《尚書》、《詩經》等古籍。《尚書.梓材》云：「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為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其內容也處於周公旦攝政時代。《詩經.大雅.蕩》云：「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裼謚洩 蒼掛暈 隆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於中國，覃及鬼方。」據說是周厲王時代(前877年─前841年)的召穆公所作。《詩經.大雅.民勞》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作者據說也是召穆公。這些文獻的具體形成時間目前還不能完全確定，但一般認為確實是西周的作品。其中《梓材》似乎最早，所依據的很可能是原始記錄，據顧頡剛先生考，它和《尚書》中的《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等一樣，思想和文字都是可信的。(按：何尊的出土時間，楊寬《西周史》等作1963年，許倬雲《西周史》等作1965年，白壽彝《中國通史》作1956年，實令人費解，蓋展轉引用所致。諸書取1963年者較多，故從之。周成王五年為公元前1038年，是由「夏商週年斷代工程」公佈的《夏商週年表表》算出，本文凡涉及年代問題，均從此表。)

可見，「中國」一詞至少在周武王時代就有了，這是有實物證據的。而從上引《詩經.大雅.蕩》中文王的話來看，似乎還可追溯到文王時代甚至更早些，這也完全有可能。因為對於一種事物，有其稱謂往往比見諸文字要早一段時期。但是，我們在同時期的殷墟卜辭中還沒有發現公認的「」字，更無連用的「或」一詞。所以「國」應是周人的說法，而非商人的說法。不過商代已然有了明確的「」的概念，用以與四方、四土相對。只是這個「中」，更多表現為行政區劃上的概念，卜辭中有「商」一稱，據陳夢家先生考，正在當時的首都殷(河南安陽)。而商周之際的周人所言之「中國」，其地理意義則十分明顯了。下面讓我們從《何尊銘》以及相關文獻來分析一下，當時周人心目中的「國」是指哪裡。

(二)

我們先看看《何尊銘》中的「中國」。《何尊銘》共122字，全文如下(無法輸入的字，用兩字拼接或通用字代替，以[]表示。)

以後世通用字表示則是：唯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豐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在爾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於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勳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鹹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

銘文大意是：王初次親政，來到成周(洛邑)居住，並在天室祭祀武王，祈求賜福。在四月丙戌日，王在宗廟的大室裡告誡同宗的年輕人說：「你們已經去世的父親當初能夠輔佐文王，於是文王承受了滅商的天命。武王在攻克大邑商之後，就在廟庭告祭上天，說道：『我將居住在這天下之中，從此治理人民。』你們這些年輕人雖然沒有見識，但你們要傚法父親，像他們那樣有大功於上天。你們要通曉我的命令I恭敬地祭獻你們的父親吧！」王有禮有德，順從天意，開導了我的愚鈍。這是王的全部誥詞。何被王賜予貝三十朋，用來作了祭祀庾公的貴重禮器。祭祀的時間是王的第五年。(按：據楊寬《西周史》、王文耀《簡明金文詞典》。《何尊銘》的釋讀向來有歧義，主要集中在第四個字上。這裡採用楊寬先生的說法，訓為「升登」，即周公還政於成王，成王登王位親政。何即成王訓誥的「宗小子」，庾公當是何的父親。)

這裡的「中或」何指？從銘文的背景看，當是指成周洛邑。成王誥誡宗小子時引用武王的話，旨在表明目前在洛邑營建新都是稟承了武王的遺志。武王克商之後，為了統治商人，就有了在東方建都的想法，他在返回周都豐的途中，在洛邑作了一翻考察，決定在此營建新都，並托付給弟弟周公姬旦。《逸周書.度邑》云：「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征厥獻民九牧之師見王於殷郊。......王至於周，自鹿至於丘中，具明不寢。......王曰：『嗚呼，旦！......我未定天保，何寢能欲？』」「『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室。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雒□延於伊□，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我北望過於岳鄙，顧瞻過於有河，宛瞻延於伊雒，無遠天室。其名茲曰度邑。』」其大意是說，武王因為還沒有建成能夠得到上天保佑的新國都，憂慮得徹夜不眠，他對弟弟姬旦說：想要平定這些殷人，只有依賴天室，而洛邑風水很好，離天室近，適合建都。「室」是祭天的場所，這裡特指嵩山(嵩山很高，是祭天的最佳場所)。又《逸周書.作雒》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尚書.召誥》云：「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這些記載和「余其宅茲中或，自之治民」是相合的。因此，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說：「中國)當指西周王朝的疆域中心，即指洛邑」(轉引自周書燦《西周王朝經營四土研究》P14)；上古史專家楊寬先生說：「謂『中國』就是四方的中心，即指洛邑」(《西周史》P507)；金文專家王文耀先生也認為：「中國」指西周時以成周洛邑為中心的區域。」(《簡明金文詞典》P53)

但是，稱「中國」指洛邑，似乎還不夠明確。我們可以理解為：「中國」僅僅指洛邑，至多包括其附近區域(下以「洛邑一帶」稱之)，而不包括其它地方；也可以理解為：洛邑一帶屬於「中國」，而「中國」卻不僅限於此。顯然，《何尊銘》並不支持第一種理解，它只反映了洛邑一帶屬於「中國」，而並不能劃定「中國」的全部範圍，而第二種理解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商周之際，周人心目中的「國」並非僅限於洛邑一帶，而應該包括從安陽到伊洛流域的廣大區域，即今河南北部黃河沿岸以及鄰接的山西東南端、河北南端、山東西南端這一區域，也就是此前商人的勢力範圍(商王的直轄區)。也不限於牧野之戰前商的王畿，因為此時的商畿在周的擠壓下已然縮小了許多，比如沁陽一帶曾經是商王的狩獵區，而在文王時已然為周人控制。這一點在文獻中多有反映。《尚書.梓材》云：「天既付中國民越(與)厥(其)疆土於先王(指武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為迷民，用懌先王受命。」這個「中國」顯然不限於洛邑一帶，而是指文王、武王兩代人伐商及其屬國所征服的地區──文王在世時，已然攻克了商畿周圍的黎(山西長治)、 (河南沁陽)、崇(河南嵩縣)等戰略要地──這正與我們上面劃定的區域相吻合。《詩經.大雅.蕩》云：「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御，曾是掊克。 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天降慆德.....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於中國，覃及鬼方。」這個「中國」，小而言之，是指當時商的首都，大而言之，即是指商人的整個勢力範圍。《左傳.昭公九年》云：「我自夏以後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這是周大夫詹桓伯的話。其中，魏在今山西芮城，駘在今陝西武功，芮在今陝西大荔，歧在今陝西扶風，畢在今西安附近，蒲姑在今山東博興，商奄在今山東曲阜，巴在今重慶，濮在今湖北、重慶、湖南、貴州交接地區，楚在今湖北秭歸，鄧在今河南鄧州，燕在今北京，亳在今河北中部的易水流域。這些東西南北四土所圍成的「中土」即「中國」，也正與我們上面劃定的區域相吻合。可見若僅以洛邑一帶為「中國」或「中土」，那也顯得周人的眼界太狹小了。(按：其中有一定的誇張成分，但大致範圍可信。如肅慎遠在東北，而周人將其納入北土，就是出於一種自我陶醉的心態。《國語.魯語下》引用孔子的話說：「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 甘 e，其長尺有咫。」《書序》云：「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這些恐怕就是周人將肅慎納入北土的依據，但是這些進貢、道賀的行為不足為憑的。)

(三)

說到這裡，有必要再回頭討論一下武王「廷告於天」的問題。顯然，武王「廷告於天」的地點是在「國」範圍內的。這個地點在哪裡呢？是在洛邑一帶呢？還是在其它地方？說它就在洛邑一帶，是一種有根據的解釋，與《何尊銘》的背景相合。然而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這種解釋與《何尊銘》中「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這句話不十分相合。這句話表明，「廷告於天」是在「大邑商」之後不久進行的。而且，所謂「告」不是普通的宣告、告訴，而是一種祭祀活動，叫「告祭」，殷墟卜辭有「酉卜，召方來，告於父丁」，「廷」也不是普通的廷堂，而是祭祀場所，「廷告於天」就是告祭上天的盛事。我們似乎還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武王在克商後不久，曾到洛邑一帶進行祭祀。

有學者引《利簋銘》、《天亡簋銘》試圖證明，武王在克商後的第十二天曾到洛邑附近的嵩山舉行祭祀，並認為即是《何尊銘》「廷告於天」所指。「利簋」1976年出土於陝西臨潼，是已知最早的西周青銅器，銘文32字，記錄了武王克商的史實：「 征商，隹(唯)甲子朝，歲鼎，克聞(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闌師，易(賜)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檀]公寶尊彝。」(據馬承源《中國古代青銅器》)「亡簋」又名大豐簋，清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歧山，銘文78字，壓韻，記述了武王在「天室」祭祀文王和上帝的情形：「亥，王又(有)大豐(禮)。王凡(? 三方，王祀於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於王不(丕)顯考文王，事喜( )上帝。文王見(監)才(在)上，不(丕)顯王乍(作)相，不(丕)肆(勤)王乍(作)唐(賡)，不(丕)克氣(訖)衣(殷)王祀！丁丑，王鄉(饗)，大宜，王降亡勳爵復囊。隹(唯)朕又(有)慶，每(敏)揚王休於尊白(簋)。」(據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P58)李學勤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下編第三篇(宋鎮豪執筆)中認為：「武王在商都沒有逗留多久，大概戊辰立政之後即班師西歸。《利簋》銘記有三日後『辛未，王在闌師』。其地據說在鄭州管城一帶，已屬西歸途中。在過四日後乙亥，回師進入伊洛地區。《天亡簋》銘雲；『乙亥，王有大 ，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二日後『丁丑，王饗大宜。』天室在今河南登封縣北的嵩山，一名太室山，位於洛陽東南70公里處。......《何尊》銘......所記一事。」(P528)王暉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中也認為：「王時期的天亡簋正好可證明周武王曾登天室山進行過祭祀......因為此句下正好有一『降』字，記述了祭祀天室山之後的下山情況。若把『天室』當宗周太室講，這一『降』便不好理解。」(P69)以上說法竊以為值得商榷。

「天室」並不是嵩山的專稱，其本義是用於祭上帝天神的宮室如明堂(另說祖廟中央之室，兩說無大異，周人常以祖先與上帝同祭，稱「配」)，上古「天」、「大」通，故又稱「大室」，而「」是「大」的後起分化字，故「太室」亦即「室」、「室」。《君夫簋銘》云：「王在康宮大室。」《尚書.洛誥》云：「王賓殺 鹹格，王入太室，裸。」《禮記.月令》云：「子居大廟大室」《□梁傳.文公十三年》云：「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群公，曰宮。」《左傳.昭公十三年》云：「(楚)共王無塚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這些「大室」、「太室」顯然都不是指嵩山。而嵩山主峰之所以有「室」、「室」之名，是因為這裡很高，經常用於祭天，是一種特殊的「室」。故單憑「室」二字，並不足以確定是指嵩山(上引《度邑》中的「室」，據上下文可知是嵩山)。而《利簋銘》與《天亡簋銘》所反映出的時間順序，我認為不能排除是巧合的可能，武王在克商後四年才去世，「乙亥，王有大豐。」不一定就是在克商後的第十二天。另外，我們從武王克商後的日程來分析，他在克商後第十二天到嵩山祭祀的可能性並不大，如下(甲子日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01甲子：克商，命太公望伐方來。(據《利簋銘》及《逸周書.世俘》)
02乙丑：除道，修社及商紂宮。(據《逸周書.克殷》，社祭當在此後兩三日內進行。)
03丙寅
04丁卯：太公望告捷。(據《逸周書.世俘》)
05戊辰：祭祀上天和文王，頒布政令。命呂他伐越戲方、侯來伐陳、百□伐衛。(均見《逸周書.世俘》)
06己巳
07庚午
08辛未：在鄭州附近。(據《利簋銘》)
09壬申：呂他歸來告捷(據《逸周書.世俘》)
10癸酉
11甲戌
12乙亥：到嵩山舉行祭祀？(據《天亡簋銘》，存疑)
13丙子
14丁丑：舉行犒賞儀式？(據《天亡簋銘》，存疑)
15戊寅
16己卯
17庚辰
18辛巳：侯來歸來告捷。(據《逸周書.世俘》)
19壬午
20癸未
21甲申：百□歸來告捷。(據《逸周書.世俘》)

可以看出，武王在戊辰日立政之時，發動了對商朝余部及其屬國的征討，到甲申日才告一段落，其所伐諸地，越戲方在今河南鞏縣，陳在今河南淮陽，衛即韋，在今河南滑縣。顯然，《利簋銘》中的「未，王在闌師。」並非說明武王已在西歸的途中，因為此時戰事還未結束。「闌」字據於省吾先生考，是「管」字的初文，在今鄭州附近，正是上述所伐三地的中間，進可攻，退可守，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武王克商之役，採取了集中精銳，攻其一點，出其不意，速戰速決。雖然很快佔領了商都，但商朝及其屬國在首都南、北、東三方的兵力仍然很強大，一旦呂他、侯來兩路兵敗，敵人反擊，佔領了闌地，勢必切斷武王的退路，使其腹背受敵。因此武王才從商都來到闌地，親自扼守這個戰略重鎮，同時也便於策應各方(「師」就是闌地的駐軍)。在這種局勢下，武王會在乙亥日跑到嵩山去進行祭祀嗎？這是頗值得懷疑的。至於對《天亡簋銘》中後一個「降」字的理解，關鍵在於「勳」字的隸定。「勳」字有人隸定為「得」，斷句作「王降。亡得爵」(「亡」即天亡，人名)，這樣，「降」似乎就是下山的意思。可是從銘文原字從貝從力這點看(見圖)，還是應隸定為「勳」，連讀為「王降亡勳爵」，「降」即賜予也。《叔向簋銘》：「降余多福。」《尚書.金滕》：「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等同此。

聞一多先生曾以《天亡簋銘》「有大豐，王凡三方。」與《麥尊銘》「在辟雍，王乘於舟，為大豐」比較，認為前者之「」通「泛」(又作「? ，謂武王泛舟於辟雍的池中。其說未必無據。《史記.封禪書》云：「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是《天亡簋銘》所記「衣(殷)祀於王不(丕)顯考文王，事喜( )上帝。」(以殷禮祭祀武王光明正大的父親文王，同時祭祀上帝)又《大戴禮記.明堂》云：「堂者，古有之也。......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文王之廟也。」可見，《天亡簋銘》所記很可能與嵩山無關，其「天室」當指宗周明堂一類的祭祀場所。即使「天室」是指嵩山，「亥」也不大可能是克商後第十二天的乙亥日，與《何尊銘》所記「廷告於天」不是同一件事。所以，說武王「廷告於天」的地點就在洛邑一帶(嵩山)，似乎還只是一種有根據的可能，並不能成為定論。

那麼，武王「廷告於天」的地點有沒有可能在其它地方呢？從《何尊銘》「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這句看，竊以為不能排除在「大邑商」之內的可能。「大邑商」一稱見於殷墟卜辭，其地望眾說紛紜，陳夢家先生認為在今河南沁陽附近，而董作賓先生等認為在今河南商丘附近。其實，「大邑商」很可能並非確指一地，而是某幾個商人的重要據點──或政治中心或經濟中心或祭祀中心──都可稱「大邑商」。而《何尊銘》中的「大邑商」，大而言之，是指武王伐紂時商朝的王畿，包括首都殷(今河南安陽)、別都牧(今河南淇縣)，以及這周圍的湯陰、內黃、邢台一帶的商人重鎮，小而言之，很可能就是指別都牧邑。牧又稱[土母]、□、妹，春秋以後稱朝歌，是商自帝乙以來的別都。牧野之戰前夕，紂王正居住於此。牧野即牧邑之野(按：「牧」字有些書印作「沫」，誤)。殷墟卜辭中又有「大邑商」一稱，李學勤先生認為是商人的祭祀中心，在湯陰附近，是否「大邑商」之訛，還有爭議。河?甲時代的首都相，在內黃附近。祖乙時代的首都刑，則在邢台附近。這些都是商人的根據地、當時商王的直轄區(屬於我們前面劃定的「中國」範圍內)。文獻中記載了不少武王克商後在商畿內舉行的告捷、祭祀和表明自己天下之主身份的活動：

《逸周書.克殷》云：「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王。散宜生、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於社。大卒之左，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禮，召公□贊采，師尚父牽牲。尹逸策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這是說，在克商後第二天，武王開始建造祭祀土地神的場所、修復商的王宮。到了選定的日子，武王舉行社祭，宣告「革殷」是出於天命。(此段亦被《史記.周本紀》引用，文字略有不同。)
《逸周書.世俘》云：「戊辰，王遂 ，循追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侯來命伐靡集於陳......」這是說，在克商後第五天，武王祭祀了上天和文王，頒布政令，派遣大將繼續追剿商軍殘部、討伐商的屬國。 ，就是燒柴祭天。晉孔晁註：「日立王政，布天下。」

《逸周書.商誓》云：「王曰：『嗟！爾眾！予言若敢顧天命？予來致上帝之威命明罰，今惟新誥命爾！......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棄天之命。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敬諸！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姓無罪，其維一夫。予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百姓、裡居、君子，其周即命。......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予則鹹劉滅之。......其斯一話敢逸僭，予則上帝之明命。......予維及西土，我乃其來即刑。乃敬之哉！」這是說武王在殷都告誡商的舊臣和貴族，大意為：紂王昏庸暴虐，我滅商是秉承天命。罪在紂王一人，與你們無關。你們都要聽命於周，否則我將殺死你們。我雖然要回到西土，但如果你們不聽話，我還會回來征討你們。你們可要注意了！

如果我們把《何尊銘》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治民。』」這一句置於上述文獻所體現的環境中，誠可謂上下通暢，天衣無縫。大概是武王攻克商畿後，有了在「中國」營建新都以治理殷民的想法(因為當時的周都豐在西方，距離太遠)，並在祭天時當眾宣告。後來他返回周都途徑洛邑時作了一翻考察，認為這裡適合建都，就將此事托付給弟弟周公旦。武王去世後，成王即位，因年幼，由周公旦攝政。到了成王五年，在洛邑營建新都的計劃付諸實施，實現了武王「宅茲中或，自之治民」的遺願(「中國」並非確指一地，洛邑、商畿都在「中國」範圍內。)

(四)

為什麼周人會把今河南北部黃河沿岸以及鄰接的山西東南端、河北南端、山東西南端這一區域看作「中國」呢？因為這一區域是歷史上夏人和商人建國的地區，而周人自認為是夏人的後裔，同時又是商人的附庸。

夏末的國都正在伊洛地區。《逸周書.度邑》云：「雒□延於伊□，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國語.周語上》云：「幽王二年，西週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今三川實震，......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三川」指周都鎬京附近的涇水、渭水、北洛水──是陝西東部之洛水，不是河南西部之洛水)《史記.吳起世家》云：「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而周人與夏人有一定的淵源關係。《國語.周語上》云：「昔我先王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 用失其宮，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這是說周人的先祖曾世襲虞夏二朝的「農業部長」，到不 這一代，夏朝衰落(當是商人滅了夏)，他就逃到了戎狄地區。可知商代的周人(周族)是中原夏族移民與西北戎狄部落融合的結果，所以周人有時也自稱為「夏」。

(按：周人說「夏」有時是自稱，有時是稱呼商以前的夏朝，要根據上下文判斷。如，同是《尚書.立政》：「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又如《尚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等等。這些「夏」明顯是指商以前的夏朝。)

商人的活動範圍也正在這一區域。湯滅夏前，居於今山東曹縣，是為「北亳」；滅夏後，就把首都遷到夏都即伊洛地區的偃師，並把「亳」的名稱也帶過來，是為「西亳」。這些也已經被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所證實。二里頭遺址分四期，第三、四期有顯著的商文化特徵，被認為是早商文化；第一、二期與三、四期有很大的區別，被認為是夏文化；第三期有兩種文化因素並存的現象，被認為是商湯滅夏並遷都於其地的反映。此後，商人又先後遷都於囂、相、耿、庇、奄、殷等地，分別在今河南滎陽(另說鄭州)、河南內黃、河北邢台(另說河南溫縣)、山東鄆城、山東曲阜、河南安陽。自盤庚把國都遷到殷後，兩百多年未再遷都，僅帝乙、帝辛(紂王)兩代君主居於別都□(河南淇縣)。以上地點，除曲阜稍遠外，基本都在我們前面劃定的「國」範圍內(關於商人遷徙的地點，王玉哲《中華遠古史》有詳細敘述，見第四章第四節、第六章第一節)。

克商前，周人的社會發展階段和文化水平都一直落後於商。楊寬先生說：「稷神話反映了周族的原始社會情況，那時正從母系氏族制轉變位父系氏族制度，同時周族的經濟生活開始以農業生產為主。這時正當商代前期，它比中原地區先進的夏、商等族，還是落後的，還是要被看作戎狄的。」(《西周史》P27)商代後期也是如此，《詩經.大雅.綿》云：「公覃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 ，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史記.周本紀》云：「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公覃父即文王的祖父，他在遷都歧山周原以前還像戎狄一樣居住在洞穴裡，到周原後才開始建造真正意義上的房屋。又《尚書.無逸》云：「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可見文王還沒有脫離生產勞動，是一位氏族酋長，而商族早已進入奴隸制時代。在青銅器製造方面，周人的技術是從商人那裡學來的。王玉哲先生說：「們若把商末的青銅器和周初的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前者的典雅，後者的粗糙，周人借用和模仿商人文化的痕跡歷歷可ㄐC」(《中華遠古史》P473)楊寬先生也認為：「周文化只有陶鬲而沒有陶鼎，可知周人的銅鼎是從商文化中學來的，這種銅鼎正是商代的樣式，與殷墟的銅鼎形制相同。《西周史》P53)(按：《史記》從《詩經》稱「古公覃父」，並省稱「古公」是不對的。「古」是「古時候」的意思，用於湊字，不是人名的組成部分。「公」是尊稱，「父」是美稱，「覃」才是本名，公劉、公非等同此，故應稱「公覃父」才是。)

商王武丁在位的時候，以武力征服了周人，從此周人便依附於商，把商當作宗主國侍奉。武丁時期的卜辭中，常見有關周的記載。其內容或令某族某侯伐周，如「令多子族從犬侯璞周。」(璞字訓伐)；或占卜周進貢的巫師和美女，如「貞：周氐巫」、「貞：周氐<女秦>」(氐字訓致，<女秦>是美女)；或給周下命令，如「令周從行止」；或占卜周有無災禍，如「方弗其有禍？」。這反映了周從被征伐到被征服，再到與商建立起密切關係的過程。根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商王武乙時，周王季歷替武乙征討不順從的鬼方，取得勝利並得到武乙的賞賜：「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里、玉十玨、馬八疋。」文丁四年，季歷被任命為「師」即諸侯之長，繼續討伐戎狄。後來季歷的兒子文王又被商紂王冊封為「西伯」即西方諸侯之長，替紂王去征討反叛的諸侯。《呂氏春秋.順民》云：「文王處歧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這些都表明了商周之間是宗主國與屬國的關係。

以上記載透出的情況是，雖然周族的領導階層是中原夏族移民，而其族眾卻大都來源於戎狄部落，故習俗近於戎狄，稱其是戎狄的一支，也未嘗不可。周族雖然比其它戎狄部落先進(有文字)，但比起中原的商族，還是落後的。周族自公?父起，從戎狄中分化出來，在與先進民族商族的交往過程中，文明程度遂不斷提高。周人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即使在武王克商以後，周人仍然以商為「大邦」以自己為「小邦」，如《尚書.召誥》云：「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后民，茲服厥命。」《尚書.大誥》云：「休於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這反映了周人的一種複雜心理，他們一方面有受天命入主中原的自豪感，一方面卻有長期寄人籬下的自卑感，而另一方面又想將這種自卑感轉化為戡亂時的敵愾和建國時的動力。(按：周人克商前是否有文字，目前尚無定論。周原出土的文王時代的卜辭，有人認為是周人自己的，有人認為是周人克商後繳獲的，還有人認為是叛逃的商朝卜官攜帶到周原的，等等。但是，從「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這一句看，公?父時代的周人顯然已掌握了刻辭占卜之法。不過這也應該是從商人處學來的，因為從田野考古上看，西部民族素無契龜占卜的習俗，而東部民族早就有了。在河南舞陽縣賈湖的裴李崗文化遺址中，人們發現了隨葬的龜甲，龜甲上刻有符號，風格與殷墟卜辭極其相似，該遺址的年代在距今8000年上下。除隨葬的龜甲外，還發現墓主人手持獐牙，這與後世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一致，而不見於仰韶文化中。工藝的傳播沒有民族界限，而葬俗卻不會主動向外族學習。所以，這個遺址的創造者很可能與後世大汶口文化的創造者是前後承襲的同一民族，即古東夷民族。而商族的父系正是東夷部落，可見其契龜占卜的習俗是有悠久歷史的。)

我們可以看出，對於商周之際的周人，不論從他們的族源、他們的文化水平還是他們與商的隸屬關係來考查，他們把前述夏人和商人的建國區域當作「中國」，都是順理成章的事。當然，其中商的影響具有決定性。本文開頭已然提到，「中國」的本義是首都，它最初顯然是指商的首都而非周的首都，並逐漸擴大到整個商人的勢力範圍。與之相應，周人一直將自己的本土歧、鎬、豐一帶稱為「西土」，而從不以「中國」自居，如(按時間順序)：

《尚書.牧誓》云：「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牧野之戰前夕)
《逸周書.商誓》云：「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於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予維及西土，我乃其來即刑。」(攻克殷都後)
《逸周書.度邑》云：「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日夜勞來定我於西土。」(克商後返回周都途中)
《尚書.大誥》云：「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武王去世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東征前夕)
《尚書.康誥》云：「乃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周公東征勝利後)
《尚書.酒誥》云：「大命於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周公東征勝利後)
至於《詩經.大雅.民勞》：「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裡的「國」取其本義(或言狹義)，指首都，是行政區劃概念而非地理概念，下文「此京師，以綏四國」可證，這不影響我們的結論。周朝建立後，首都當然指鎬京，而不是殷、牧一帶了。

這樣看來，那種認為「中國」最初是指豐鎬一帶的觀點是錯誤的。如葛劍雄先生在《統一與分裂》一書中說：「謂『中國』就是指京師。......最初的『中國』只指周王所在的豐(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灃河以西)和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豐鎬村一帶)及其周圍地區。滅商以後，依據周人的習慣，將原來商的京師(殷，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也稱『中國』。」事實與葛先生所言恰恰相反，在克商以前，周人心目中的首都即「中國」(本義)顯然是指宗主國商的首都殷、牧一帶；到克商以後，周人才可能將周王朝的首都豐、鎬一帶稱為「中國」。

必須指出的是，以上我們討論的是商周之際的情形。隨著西周政權的穩固和成周新都的建成，周人心目中「國」、「土」的方位大概也起了一些變化，即向統治中心豐鎬(宗周)、洛邑(成周)這邊移動了一些，這當然也是順理成章的。如《尚書.康誥》云：「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尚書.蔡仲之命》云：「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於東土。」這裡分別稱康叔的封地衛(原商代國都)和蔡仲的封地蔡(河南上蔡)為「東土」。但是，這也有另一種可能──「東土」是相對方位概念，而非絕對方位概念，也即，它是相對於「土」豐鎬而言。這兩種方位概念在當時都是存在的。如《尚書.洛誥》云：「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尚書.康誥》云：「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這裡的「東土」、「東國」明顯是指洛邑，「大相東土」就是周公在洛邑一帶勘察地址。而同時期的《尚書.召誥》卻說：「成王在豐，欲宅洛邑......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逸周書.作雒》也說：「周公敬念於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這裡又稱洛邑為「土中」即「土」(國土之中)，似乎是矛盾的，如周書燦先生就懷疑「國洛」是文字之訛(《西周王朝經營四土研究》P77)。其實，稱洛邑為「中土」，稱豐鎬為「西土」，是以周人心目中的天下為基礎劃分的絕對方位概念；而又稱洛邑為「東土」、「東國」則是相對於豐鎬的相對方位概念，兩者並無任何矛盾(這不能成為當時的周人以豐鎬為天下之中的證據)，周先生的說法毫無根據。故將本在「國」範圍內的衛地稱為「東土」也可能屬於這種情況。我們這裡討論的主要是絕對方位概念。

(五)

最後，讓我們來總結一下討論的結果。「中國」一詞是商末周人的發明，從實物看，最早見於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年)所造的青銅器「何尊」，銘文載有武王的話：「其宅茲中或，自之治民。」武王講話的具體地點目前還不好確定。「中」的本義是有旒的旗子，後引申為中央的「中」，「國」本作「或」，本義是城、邑。「國」的本義就是「中央之邑」即首都。它最初是周人對自己宗主國商的首都的稱呼，是行政區劃概念；後來又擴大為對商朝直轄區域的稱呼，發展為地理概念。但作為首都的本義仍然保留了下來。商周之際的周人，以今河南北部黃河沿岸以及鄰接的山西東南端、河北南端、山東西南端這一區域為「中國」。周人的這種觀念，主要由自己相對於商朝的落後地位(文化)和從屬地位(政治)所決定，另外也可能與自己的祖先夏人曾經在這一區域內建國有關。西周政權逐步穩固、洛邑新都建成以後，周人心目中「中國」的方位有可能向統治中心豐鎬、洛邑這邊移動了一些。

＊＊＊主要參考書目＊＊＊

《十三經註疏.尚書正義》<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廖名春等整理李學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逸周書全譯》張聞玉譯注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雅頌選譯》陳子展譯注(原書殘破，版本不詳)
《釋中國》(論文)於省吾作載於《20世紀中華學術經典文庫.中國古代史卷》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西周史》楊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增補本)》許倬雲著三聯書店2001年版
《中華遠古史》王玉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孫作雲著中華書局1966年版
《西周王朝經營四土研究》周書燦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中國古代青銅器》馬承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簡明金文詞典》王文耀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版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張亞初編著中華書局2001年版
《殷墟甲骨文引論》馬如森著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主編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年版

＊＊＊其它參考書目＊＊＊

《國語譯注辨析》董立章著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春秋左傳集解》 <晉>杜預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
《大戴禮記解詁》<清>王聘珍撰中華書局1983年版
《史記三家注》<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 、<唐>司馬貞、<唐>張守節注國學網電子版
《中國通史.第三冊》白壽彝總主編徐喜辰等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李學勤主編王宇信、王震中等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商周文化比較研究》王暉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統一與分裂》葛劍雄著亦凡公益圖書館電子版
《中國地圖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