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
「文化」一詞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因此，對它的使用，必須十分嚴謹而慎重。
說到「秦文化」，必須認識，其意義是多重疊合的。它本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區域文化，其分佈的腹地、範圍大致上是今中國西北部的陝西、甘肅一帶。它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於西部的諸侯國秦國的領地內。它又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歷史，經過許多世紀，達到頂峰，有一個極短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以政治統一為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佔領範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採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於「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2]，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於中原傳統文化又並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由於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於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並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並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後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戰國以至於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並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4]。西漢初年，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並行於進取」，雖然「功成求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5]。這裡所說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徵，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於強悍好鬥，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樸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這些特點，似已得到當今學者的普遍確認。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
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漢文化就是楚文化。這一說法未免有點絕對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漢文化和楚文化的關係，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很有意義的問題。
楚文化，也是先秦時代一種歷史悠久的區域文化，在其早期，還是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早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從時間上說，是隨著南方的諸侯大國——楚國的發展而成熟起來的。從空間上說，又是隨著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而向廣大的地區擴散的。像秦文化一樣，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它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於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濃。
楚文化的誕生和大發展是在江漢地區，這裡屬於長江中游。春秋時期，楚國曾有志北進，但遇到將它視為蠻夷的北方強國晉、齊的有力遏制。楚國因而改以東進與南拓作為戰略目標。到戰國初年，楚國向東擴展的勢頭很猛，基本佔有了長江下游地區，其北界已接近黃河，東部屬於吳越文化區的吳、越故地已歸其所有。同一時期，其南界也達到或越過了南嶺。
然而，楚國又遭到來自西方大國秦國的嚴重威脅。到楚懷王(前328—前299)的後期，楚國在秦國的外交欺詐和軍事進犯中，丟失了西北邊境的土地。後來，形勢益發惡化，楚國的都城郢(今湖北荊州市)也失守了。在戰國後期，楚國的西界一再東移，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也發生了楚文化重心的東移。這一變動從歷史記載中很容易看出來。一方面，楚國的都城先由郢遷到陳(今河南淮陽)，再遷鉅陽(一說在今安徽阜陽北，或說距陳不遠)，又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楚於前[44]1年滅莒，前306年滅越，前256年滅魯，勢力推進到東部沿海地區。楚國的貴族黃歇(春申君)的采邑位於大海之濱的江東，楚國的東境到達徐泗鄒魯一線，這裡的居民都開始自稱為楚人了。後來，西漢初年，劉邦改封齊王韓信為楚王，其所持理由是「齊王韓信習楚風俗」[6]，韓信，是淮陰(今江蘇清江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國都於下邳(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可見，早在戰國後期，所謂「楚」的地域概念，重點已不是江漢一帶，而是瀕臨大海的江淮之間了。
綜觀戰國後期天下大勢的發展，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兩個東進，前者是秦軍東向的凌厲的軍事攻勢，後者是楚文化的東漸，其影響從長江中游擴大到東部沿海地區。僅僅數十年時間，東部近海的鄒魯吳越一線，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從此以後，以「楚」的標誌冠於這一帶的一切，似乎並沒有遭致當地居民的嚴重反感和強烈抵抗。
秦漢之間最顯赫的人物項羽、劉邦，都表現了鮮明的楚文化色彩。對於項羽來說，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項燕是楚國名將，因而對故國念念不忘；而劉邦所居的徐泗地區，原本離在江漢平原的楚國中心地甚遠，但到戰國中後期，楚國的勢力已達鄒魯境內，這一帶很快「楚化」。劉邦好楚聲、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辭，可以稱得上一個楚文化迷。據載，「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7]。由此可見，徐、泗一帶在語言上也受到楚語的影響，而原非「楚人」的劉邦，對此十分欣然，並熱心加以推廣。
楚漢之間，民間多樂楚聲。對此，魯迅認為：「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勢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8]以此來解釋楚文化的高揚，固合情理，但又必須看到，楚文化在東部濱海地區的長期浸染，早已取得顯著的效果，乃是「楚聲」大張更深層次的原因。反秦鬥爭初起之地是在「楚」，陳勝定國號為「楚」並以「張楚」作為政治綱領。秦二世也稱陳勝等是「楚戍卒」[9]。項羽自稱「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幟依然是「楚」。劉邦繼承陳勝等所開創的事業，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項羽之封。雖然他後來打敗了項羽，但他並不以「楚」為諱。
西漢就是在這樣的濃厚的楚文化的氛圍中建立的。漢初文化上的特色，確實是楚文化基本特點的表現。漢初政治上的指導思想是黃老之術，「黃」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儘管漢初楚聲是如此高昂，但是，漢文化並不等於楚文化。漢文化不是對任何一種文化的全盤因襲和簡單模寫，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納和揚棄後的更新和創造，其中包括對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繼承和改造。西漢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時，對於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對秦文化也並不是完全棄置，同樣也是既有繼承，也有改造。筆者贊同袁仲一先生的觀點：「兼併山東六國、建立統一的王朝後，秦文化傳佈到全國，成為後來輝煌的漢文化的基礎」?[10]。雖然秦朝存在的時間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曇花一現，但秦朝文化是長期積力蓄能而成，它有著內容上驚人的擴充和創新，故它並不因為存在時間短促而一閃即逝，相反，它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轉移到漢文化中，成為漢文化的重要成分，這是一種文化的借殼存身。
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漢朝和秦朝一樣，也曾是一個充滿開拓精神和恢弘氣魄的政權，漢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這些特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其一，無論是秦文化，還是漢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徵，在於它們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對於它們來說，政治文化又都是諸文化要素中高於一切、支配一切的[11]。
這兩種文化有著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統。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統治到社會基層、嚴格約束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政治統治。這就是後人經常所說的「秦制」。而漢朝，基本沿襲了這一整套制度。所謂「漢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這種政治上的繼承。
「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有變更」[12]。這就是說，西漢制度對秦制有因有革，而因襲的一面是主要的。漢朝建立後，最高統治者還是稱皇帝，百官制度大體未變，政府的運行機制並無大異，皇帝、百官的行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漢武帝劉徹的心理、行事與秦始皇作比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漢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異。
其二，秦文化求實重實的質樸風格，漢文化也大體繼承下來了。秦大建宮室苑囿，漢也基本如此。漢高祖剛剛取得政權，形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劉邦本人還在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守關中的相國蕭何，就在長安建了宏麗的未央宮，其規模連身為皇帝的劉邦也覺得過分。但蕭何對此的解釋是：「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宜，非壯麗無以重威」[13]，如此表述的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潛在表現。漢武帝時，也大治宮室苑囿，其規模已不亞於秦始皇時。武帝為他所寵愛的年輕將領霍去病所修的墳墓「像祁連山」，墓前的石刻，也是巨大而作風渾厚樸實，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異效(長生等)，濃厚的迷信色彩，雖無發達的宗教，卻有宗教式的狂熱，這也是與秦文化、漢文化相似的。漢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許多地方像楚人，但就其大動作而言，是更接近於秦人之為的。
如果把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察的重點放在政治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認為，應當確信這樣一個基本結論：「漢文化的主體乃秦文化」，並且，「從這種意義上講，秦文化的的確確是近兩千年中國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漢文化與秦文化還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論點，並非意味著就要得出「漢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結論。漢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與秦文化相較，漢文化更具有開放性，更善於吸納，也更有兼容的氣量和能力。例如，漢文化就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豐富的政治文化營養，無論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還是在朝政禮儀方面，漢文化都比秦文化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東西。較之秦文化，漢文化在浪漫氣質上加強了，在這方面顯然是受楚文化的影響更大。漢文化在尚實的同時，也增添了理性，在理性思辨認識水平上，較之秦文化有了顯著提高。這是文化隨時代進步的表現，這種提高和進步了的文化，也更適合時代的需要。
西漢時期，許多有識之士曾一再對秦政進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極為可貴的思想資料，這就是著名的「過秦」。「過秦」是一場深刻的歷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礎上對政治的創造性的探索。「過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對秦文化的反覆審思。在反思中，人們認識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討予以補正的措施。
從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來說，漢文化表現出比秦文化更強的應變力和適應性。賈誼已經清晰地意識到，秦政之失在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15]，也就是說，任何統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須切合實際，適應具體的時勢，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說是「過秦」思想的衍生。漢武帝到晚年也終於認識到「與民更始」的重要。兩漢有作為的統治者都是注意經常調整政策，順勢而為的。從統治思想來說，漢初按照黃老思想，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等一系列的寬鬆裕民政策，到武帝時期轉為內行興作、外事開拓的「有為」之治，到昭、宣時期又轉變過來。總的說來，漢代統治者在掌握張弛節奏方面，已遠勝過他們的前輩，因而能使社會矛盾不至於過於激烈。這也是西漢、東漢都能維持較長時期統治和穩定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漢文化的多樣性，較之秦文化要明顯得多，它在這方面的優點也就可以較充分地表現出來。這個所謂的「霸王道雜」的漢家制度，也就是雜取不同學派的政治文化治國理天下，這個所謂的「雜」，就是對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統治思想，廣為吸納，分別主次優劣，取其精華，兼容並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漢初與秦代最顯著的不同是實行郡國並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開過爭辯，其實，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無論是主張分封的淳於越，還是主張行單一郡縣制的李斯，都是帶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於李斯，主導的一面是對的、好的，但從六國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權，跨度不能不說是太大了。這樣一個「進步」是當時的歷史所承受不了的。從秦政權滅亡的結果來看，事實上，採取這一制度的負面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漢朝就不是這樣，郡國並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區，由同性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區(開始還存在過一些異姓諸侯王，那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滅了)。誠然，這樣做也有很多的問題，而且日後逐漸嚴重起來，但郡國並行，兩種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補而又互制，而且總體而言又有較大的迂迴餘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漢初年的郡國並行制是適合的，有其存在的歷史理由，不能因為其後來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個層次上，漢文化都善於兼併收蓄，因而有利於創新和發展，以文學為例，漢代文學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和創造力。像賈誼，其政論文有秦文化的氣魄，而其賦作則從楚文化吸取了更多的營養。正因為多源吸取，思想活躍，靈感大增，漢代文學的繁榮是秦代無法比擬的。
就政治和社會生活而言，漢代也遠較秦代開放，更加活躍，更加富於生機。漢政權成功地溝通了社會上層和下層的聯繫，最高統治者也和生活於社會底層的文人學士有對話的機會，從而能有效地把後者吸收到統治集團中來。從漢代社會精神風貌來說，也更顯得豪邁灑脫。總的說來，漢代社會生活雖仍有如秦代那樣的制約，但畢竟多了一些彈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代那樣過分地僵硬。
不過，成熟期的漢文化，也有較秦文化退步之處。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16]，以及在鹽鐵會議上表達出來的賢良、文學這類儒生的聲音，反映出背離秦文化的功利主義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東漢一代，文化中的「文」「德」有餘而「武」「力」過弱。自漢武帝以後，大漢的發展有明顯的轉弱趨勢。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我們不妨試試。或許，最能代表秦文化總體風格的是：《秦律》(原已失傳，後因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而使之重現於世人面前)和「以吏為師」構成的法制文化體系，秦始皇巡遊天下過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辭，始皇帝陵墓及其陪葬坑的兵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風格的自然是楚國的青銅器和漆器，是老莊哲學和楚辭，是楚國極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飛)，蜚將沖天」的氣勢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漢文化總體風格的，或許可以說是：漢賦，漢武帝時形成的用人選材制度，「天人感應」學說籠罩下的政治，《史記》及集中體現於其中的「究天人之際」的探索精神，鹽鐵會議上的辯論(其主要情況反映在《鹽鐵論》一書中)，以「孝」為基礎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舉，或致貽方家哂笑，但筆者姑妄為之，是否得當，敬祈指教。
[1]葛劍雄：《移民與秦文化》一文中已詳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種不同的含義：秦人文化、秦國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文化論叢》第3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67—72頁。
[2]《史記》《正義》釋「依古以來」為「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3](清)惲敬：《三代因革論》，《大雲山房文稿》，卷1。
[4]《史記‧魏世家》。
[5]《史記‧六國年表》序。
[6]《史記‧高祖本紀》。
[7]《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風俗通義》。
[8]《漢文學史綱》，《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頁。
[9]見《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10]袁仲一：《從考古資料看秦文化的發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研究室編，《秦文化論叢》第1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
[11]筆者注意到黃留珠先生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說：「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見《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研究室編，《秦文化論叢》第二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89—90頁。
[12]《史記‧禮書》。
[13]《史記‧高祖本紀》。
[14]黃留珠：《秦文化概說》，《秦文化論叢》第1輯，第94頁。
[15]《過秦論》，《史記‧秦始皇本紀》引。
[16《漢書‧董仲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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