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百三十三 楚紀一 太祖武皇帝上之上

正月 甲辰 上以桓遠之有大功於國家，又深得眾望，下詔以遠之為大將軍、大丞相、錄尚書事，朝野大事悉先關白於大將軍，然後及於帝。遠之辭讓曰：「臣駑鈍，不堪大用。」詔書催促再三，方拜謝任職。

丁未 詔以河南、河東、河內、南陽等十郡封桓遠之為楚公，加九錫。遠之辭曰：「九錫非人臣之禮，不敢僭越。」上曰：「卿有大功於天下，豈不能當九錫耶？」遂受之。

二月 癸未 進楚公爵為楚王，以琅牙、東海、淮陽等十郡益其國，詔許楚國置丞相以下百官，文武制度一如天朝。楚王遠之以武衛大將軍慕容詩為相國，尚書令車芸為內史。

丁亥 詔許楚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朝覲不趨，軍國大事一決於楚王。

辛卯 上加楚王殊禮，以楚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詔許楚王立七廟，自高祖以下祖考皆追贈為王，祖妣皆追尊為妃。

三月 壬子 上復加楚王遠之為大塚宰、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桓氏子弟皆為公，諸疏遠屬亦皆封侯，食邑過萬戶。楚王意猶未盡，欲求盡封其子弟為王。上怒曰：「今朕尚忝列天子位，不敢彰明公之德。明日易有天下之姓為桓，恣君所欲！」楚王免冠拜謝而出，汗流浹背。

乙卯 楚王方欲受禪，不便顯而言之，乃於飲宴間從容謂群臣曰：「寡人一世盡忠國家，救大廈於將傾，今已老矣，明年當解甲歸田。」群臣皆頓首奏曰：「死罪，按天文星象，太白在楚之分野，又圖讖云：『立楚王，為天子』，此天授萬民於殿下也。殿下如不棄百姓，今上豈惜 效堯舜禪讓之禮乎！」楚王大悅，假意辭謝不輟。

丙辰 詔禪位於楚，帝出居別宮，以侍中奉皇帝璽綬於楚王。百官上表勸進者三，楚王遂入宮，受皇帝九璽。以帝為臨江王，皇后降位為王妃，先朝諸王皆降爵為公。以王后為皇后，王太子為皇太子，桓氏子侄皆加封為王。

戊午 楚王築受禪台於南郊，焚玉帛，祀天地，即皇帝位。追尊高祖以下為帝。毀先朝宗廟，以楚七廟入於太廟。大赦天下，改元。賜天下士民爵一級。

庚申 上陰使丞相慕容詩領兵入臨江王府，絞殺之。復令羽林軍分道捕殺先朝宗室，於是先朝子孫無孑遺矣。

（至此，權臣篡位流程正式完成）

歷代權臣篡位，可不是說篡就篡，說改朝就改朝的。古代儒家對於改朝換代這個東西，搞出了一套看似很簡單、其實很不簡單的理論，即改朝換代包括兩大類：革命與禪讓。什麼叫革命？就是「桀紂暴虐而湯武征伐」，牧野之戰就是例子。什麼叫禪讓？就是「堯舜之揖 讓未遑」，唐虞的更替就是例子。

當然，自從原始公社解體之後，「禪讓」完全變成了一個僵死的歷史概念，此後的朝代更迭，似乎非革命不可——商克夏、周克商、秦滅周、諸侯滅秦都沒有經過什麼「受禪」流程，直接把喪失統治資源的前代天子趕下台就是。但自從漢朝以後，情況發生變化，儒家學 說逐漸成為官方學說，天子的地位日益拔高。在《周禮》中，天子的地位還只比諸侯高一階，所謂「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也，也就是說天子與公的差距，與公和侯的差距相當，看起來不是那麼高不可攀。但到了漢武帝以後，隨著儒家「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觀念的深入人心，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天子已經成為「不可能犯錯」的「活人神」，與諸侯、大臣的差距已經是無限大，更不用說與庶民的差距了。在這種情況下，連孟子說的「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都被當作「不當言論」加以批判，也就是說百 姓連誅桀紂的權利也沒有了，「革命」也再也不可能合法了。今後的天子，即使真的比桀紂還殘忍，臣子也必須尊之為君父，他的一切過錯都是因為奸臣蒙蔽、因為貪官害民，因此臣子們只有「清君側」的權利，沒有「革命」的權利。等到桀紂周圍的「亂臣賊子」被肅清之 後，江山還是要由桀紂坐的，湯武只能乖乖的繼續北面稱臣，決不能就此取而代之，更不用說「放桀於鳴條」「誅一夫紂」了。

但是以上畢竟只是理論，當臣子真的「清君側」成功，掌握大權之後，誰會真的甘心把大權再交給天子？天子的尊位令人垂涎欲滴，但儒家的道統同樣不可侵犯，要是真敢明目張膽地「革命」推翻之，豈不給了更多覬覦皇位的人以把柄，說不定明天就有更多的人起兵「 清君側」，誅殺你這膽敢篡位的亂臣賊子。因此最保險的方法，莫過於請天子倣傚堯舜之道，「禪讓」於我家。這也算給了天子一個大高帽子——「革命」是用來對付桀紂的，我不但不把你當桀紂看，還給你一個當堯舜的機會，讓你顯示一下高風亮節；不過你是堯舜，我卻 是大禹，不求有你那麼高的思想境界，只求能夠傳之子孫，江山永固。當然，天子的思想境界多半沒那麼高，但這個禪位詔書你不寫，自然有人寫，只要蓋上你的傳國璽就夠了。

因此，漢朝以後，中國改朝換代的一般流程就變複雜了，由原先的「革命」一步，變為「清君側-當權臣-受禪」三步。第一步「清君側」的步驟各各不同，但都驚心動魄，令人目不暇接。但第二、第三步就純屬例行公事，開始還有點新意，到後來改朝換代次數增多，乾脆就公式化了，甚至閉上眼睛都背的出步驟了。

堯舜禪讓的事情已經過去上千年，誰都說不清了；更何況當時的「天子」不過一個部落聯盟領袖，你讓我我讓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搞的太正式太隆重。漢朝以後的「禪讓」和堯舜禪讓根本不是一回事，是既欺天又欺人的勾當——欺天無非是捏著鼻子哄眼睛 ，欺人則需要多加考慮，雖然肯定騙不過士大夫，但至少要騙過小老百姓，否則天下就別想安穩。至於士大夫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高級地主，僅僅靠一個禪讓的把戲是騙不過的，還要讓他們看到實惠，才好死心塌地效忠新朝，所以曹丕篡位之後才會急急忙忙地推行九品官 人法，趙匡胤政變之後才會信誓旦旦地說「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反觀王莽當年「受禪」，戲演的是不錯，賢良文學妖魔鬼怪市井之徒依次露面，搞的大家雲裡霧裡不由得也就信了，可惜他老人家上台之後就削弱自己的執政基礎，今天搞什麼「王田、奴婢不准買賣」，明天 又胡亂鑄錢以一當十以一當百，從高級知識分子到底層小民全得罪光了，這樣戲演的再好也沒用，還是得完蛋。

所以說，受禪永遠只是個形式，是一台戲。受禪的戲演好了，對於爭取民心、鞏固統治有很大幫助，但絕不是決定性因素。就好比萬里長征走到了最後幾步，馬上就要登堂入室了，無論你是爬著進去的還是走著進去的，好像都不太要緊，只要進屋子坐穩了就行。當然， 如果你是堂堂正正氣宇軒昂的走進去，坐穩的幾率會稍微大一點。

權臣受禪，一般分為以下幾個步驟，隨著時間的推移，步驟越來越多，每個步驟之間的間隔卻越來越短，甚至最終跳過某些關鍵步驟，直奔主題也有：

1、位極人臣，總攬朝政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權臣篡位，一般都是以當丞相為第一級台階，曹操、劉裕、陳霸先等人，連同那個篡位未成的董卓在內，都當過丞相。本來東漢已經改丞相為司徒，地位大大下降，董卓、曹操恢復這個官職，完全就是為了滿足自己專權的需要而已，可以說是「因人設 官」。也有不當丞相而當大將軍的，如司馬氏父子就是以大將軍身份專權。但只有一個顯赫的名號還不夠，必須保證軍政大權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東漢、魏晉的朝政大權都由尚書台掌握，因此權臣一般都要兼任「錄尚書事」的職務；到了晉朝以後，還產生了「都督中外 諸軍事」這個稱號，能夠合法地掌握朝廷內外的一切軍權。因此從劉裕到李淵的幾代權臣，可以不當丞相，可以不當大將軍，但必須當「都督中外諸軍事」，把兵權切實抓到自己手裡。

為了顯示權臣的尊貴地位，自魏晉以來又新增了「假黃鉞」「使持節」兩種新稱號，黃鉞和使節都是天子之禮，人臣假借這些禮節，也就假借了天子的威風，雖無九錫之名，卻有九錫之實。北朝時期還出現「大塚宰」的官稱（後來演變為吏部尚書的別稱），也就是總領 一切事務的意思，是最具有威懾力的一種稱謂，當年楊堅篡位的時候，同謀就勸他一定要當「大丞相、大塚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其中大丞相是政權，都督中外諸軍事是軍權，大塚宰則更是一種地位的象徵。在南朝，「大塚宰」的稱呼較少出現，卻多了一個「總百揆」的 稱號，也就是總領一切事務，與大塚宰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了擔任中央官職外，權臣還往往兼任一些重要的地方官職，如桓溫、劉裕等都曾兼任揚州、徐州、荊州等重要地區的州牧，營造自己的根據地。不過這種情況一般只適用於根基不深、地位未穩的權臣，供他們積蓄力量以謀更進一步。若是像楊堅、李淵那樣威望已足， 兵力已強的權臣，根本就不需要兼任地方官職，反正已經有穩固的根據地了。

2、晉陞爵位，先公後王

按照漢朝的法律和禮節，異姓只能封侯，王、公都只封給宗室（西漢沒有常設的公爵，只有王莽曾擔任過安漢公），即使像鄧禹那樣大的開國功臣，都只以四個縣封為侯爵。曹操逼迫獻帝封他為魏公，開了人臣受封公爵之先河，怪不得荀彧無論如何也不贊成，最終因此 被曹操逼死。公爵與侯爵最大的不同，不是公爵的封地較大，而是公爵可以「建國開府」，擁有一套自己的班子、自己的根據地。曹操封魏公時，獅子大開口，一次就要了十個郡作為封地，幾乎掏空了漢朝的膏腴之地；不過當時曹操已經有丞相府的一套班子，倒也不需要另 立魏國的班子，所以直到受封魏王，才設置了魏國的文武百官，如鐘繇就是魏國的相國。按照東漢制度，諸侯王的相國只能稱「相」，相以下官職有很多都不設立（如御史大夫、宗正等），有的官職名稱與朝廷不同（如王國的郎中令，朝廷叫光祿勳），而且這些官職都要由 朝廷任命，諸侯王沒有人事權。但權臣封王，從來不管這一套，官職制度都和朝廷相同，且根本不需要朝廷任命。南北朝時期封權臣為王，往往有「王國制度，一如天朝」的附加說明，也就是說王國的各項制度都和朝廷一樣，國王就是一個縮小了的皇帝。一旦完成受禪，王 國的官僚機器就可以立即代替原有的朝廷，代為行使國家職權。

不過，隨著南北朝後期爵位氾濫，公爵逐漸普及，並產生國公、郡公、縣公甚至鄉公之分，已經不是什麼稀罕的爵位了。楊堅、李淵專政的時候，已經是國公，只需要直接封王就可以了。而王爵也產生了親王（國王）、郡王之分，一般封號一字為親王（隋唐還沒有親王 這個稱呼，只是直接稱「王」），二字為郡王，郡王封地狹小，甚至可以隨意賞賜功臣（如唐朝就曾封許多功臣宿舊為郡王），也慢慢喪失了尊貴性。只有親王的位置，始終不授予人臣，因此也就成為權臣篡位的最好台階。曹氏、司馬氏、劉氏、兩蕭氏、陳氏、楊氏、李氏 篡位前，都曾經被封為王。

然而，南北朝時期的北朝君主，往往不稱皇帝而稱「天王」，這種「王」不是爵位而是天子的稱號，因此國公便成為天子以下的最高爵位。即使天子的稱號是皇帝，權臣往往也習慣只封公爵，篡位後只稱「天王」，作為韜光養晦之計，等到了一定時機再自稱皇帝。如後 秦、北周等一開始都是只稱天王，到了內外安定，才開始稱帝。

3、加以殊禮、追封祖先

所謂「殊禮」，就是人臣本來不該享有的禮儀，也就是天子才能有的禮儀，前面說的「假黃鉞、使持節」，也可以算一種變相的殊禮，但那畢竟是加於官職之上的殊禮，不是加於私人的殊禮。殊禮當中，最經典最有名的當屬「九錫」，即皇帝才能具備的九種車服禮器， 《資治通鑒》中對此有詳細記載。向皇帝要九錫，是曹操先開的頭，那時人們的思想還沒「解放」，覺得九錫實在不是人臣要的東西，曹操為此失了不少人心，實在是得不償失。但一回生二回熟，此後每次權臣篡位，都有「加九錫」這道程序，慢慢的也就見怪不怪了。一般 加九錫都在封爵之後，有時候封公爵就加九錫，有時是封了王爵再加九錫，並無一定的標準。其實九錫本身並不珍貴，權臣們要的只是個名分，因此往往假意推辭再三，甚至「歸還九錫」（如李淵），還可以得一個「揖讓不已」的虛名，真可謂名利雙收。

九錫這項殊禮太複雜，一般人弄不明白，但以下幾項殊禮卻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劍履上殿」，即可以帶著武器、不脫鞋子進入宮廷，享受與皇帝同等的待遇；「朝覲不趨」，在朝廷上以快走為禮節，但接受了這項殊禮的權臣卻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贊拜不名」 ，皇帝和朝儀官對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對權臣卻特別允許不稱呼名字，只稱呼官職和姓氏。這三條都與上朝有關，有了這三項殊禮，皇帝和權臣在朝堂上就幾乎沒有區別了。後來發展的更不像話，竟然出現給權臣設立專座的「殊禮」，還允許權臣跟皇帝平起平坐，儼然 一副太上皇的模樣。由於這種殊禮實在太露骨，一般的權臣都還不敢使用。

另外一種殊禮是針對權臣家屬的，如「王妃曰後，世子曰太子」，權臣的妻兒與皇帝的妻兒用一種稱呼，唯一的不同是皇帝的妻兒叫「皇后」「皇太子」，權臣的妻兒叫「王后」「王太子」。其實在西漢時期，諸侯王的妻兒本來就叫「王后」「太子」，東漢才慢慢改為 「王妃」「世子」，這種殊禮可算是一種復古。

活著的人們都有了殊禮，下一步就輪到祖宗了。曹氏、司馬氏還比較老實，到登基之後才開始大張旗鼓追封祖宗，後來的權臣往往在封王的時候就開始追封，不但按照諸侯的禮儀建立五廟，還追封祖宗為王、為公。古人質樸，沒有追封一說，追封爵位就是從南北朝權臣 開始氾濫的。

4、正式受禪，「既受永昌」

經過前面三步漫長的等待，終於到了坐上皇帝寶座的時候……其實也不一定漫長，歷史越是發展，「受禪」大戲上演的時間越是縮短。「受禪」的鼻祖王莽當年篡位花了幾十年工夫，辛辛苦苦冒充大漢忠臣，從「安漢公」到「假皇帝」，再到成千上萬人上表勸進，這出 戲演的轟轟烈烈一波三折。曹操和曹丕父子從丞相到魏公、加九錫，再到魏王，最後受禪，也花了十多年時間，如果從漢獻帝遷都許昌算起，更是經歷了二十餘年之久。司馬氏父子也很有耐心，經歷三代四人的專權，才由晉王升為皇帝。到了晉朝末年，權臣也還是比較耐心 ，桓溫把篡位的任務交給了他兒子（結果失敗），繼承了「把篡位使命交給下一代」的傳統。但是自從劉裕開始，權臣越來越沒耐心，只要自己有生之年能夠掌握大局，決不把任務留給下一代。劉裕還算耐心，等了近二十年，到自己垂垂老矣的時候才正式篡位；後來蕭道成 、蕭衍、陳霸先等人越來越不耐煩，其中陳霸先更是創下了封王之後三天就受禪為帝的紀錄，可能也是因為他太老，生怕到死還當不上皇帝。相對而言，北朝的權臣一般比較耐心，北齊、北周都是經過了兩代人才正式篡位，楊堅也等了十多年，這與當時北方政局不穩有關， 並非北人比南人善於忍耐。

5、受禪大戲，循環上演

這套「以受禪代替革命」的把戲，從王莽開始演起，經過曹丕、司馬炎的發揚光大，遂成為一門「顯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漢人政權更迭，都是以「受禪」形式完成。

北方的五胡本來比較質樸，不會玩漢儒的禪讓花樣，因此北方十六國的興替，一開始都是直接「革命」，劉聰殺晉愍帝，石勒殺劉聰的子孫，冉閔又殺石勒的子孫，殺來殺去血流成河，一點也不像漢人的「堯舜揖讓」一般溫情脈脈。殺到後來，胡人也發現這樣簡單的「 革命」副作用太大，難以收攏人心，試想想當初劉聰父子如果聰明一點，不讓晉愍帝去當倒酒的僕人，而是恭恭敬敬地請他行「堯舜禪讓之禮」，恐怕北方漢人的反抗也不會那麼激烈。到十六國後期，北方胡人的權臣逐漸也學會了「受禪」大戲的演出方法，迫不及待地想嘗 試一下，可惜胡人君主大都有些剽悍之氣，經常寧死也不陪權臣演戲。後秦王姚萇抓住了前秦王苻堅，本來想讓他把傳國璽交出來「受禪」了事，但苻堅脾氣太強，一句「五胡次序，無爾羌名」氣的姚萇臉色發青，最後還是不得不暴力解決。

直到北魏統一北方，大搞漢化政策，「堯舜揖讓之禮」才逐漸深入人心，爾朱榮雖然不過一介并州契胡，一進京城也知道馬上找漢人官僚幫他起草「禪文」，不過因為爾朱氏實力還不夠，最終功虧一簣而已。後來東魏皇帝禪讓給大齊皇帝，西魏皇帝禪讓給大周天王，大 周皇帝再禪讓給大隋皇帝，輕車熟路，走的都是魏晉的一貫路線，南與北一般無二也。

魏晉南北朝直到隋末都是中國的多事之秋，經常是一代人見到好幾次受禪，蕭道成受禪時就有老人大哭「何期今日復見此事」，如果這位老人活的長一點，還可能三次見到「此事」。權臣篡位過於頻繁，政局過於不穩，使皇帝的神聖性喪失殆盡，在臣子們心目中的形象 已遠遠不能和兩漢時期相比。中國歷史上皇帝權威最低落的時期，除了南北朝，大概就只有五代了。只要中央集權的經濟基礎還沒有恢復，只要統一王朝的政治基礎還沒有成熟，「禪讓」的大戲就要不停的演下去，直到社會經濟已經可以承擔一個新的中央帝國，儒臣們也已 經準備好神化一個新的「受命於天」者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