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遠山

魯國的法律規定，如果魯國人在外國淪為奴隸，有人出錢把他們贖出來，可以到國庫中報銷贖金。子貢有一次贖了一個在外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回來後拒絕了國家補償給他的贖金。孔子說：「端木賜(子貢的姓名)，你這樣做就不對了。你開了一個壞的先例，從今以後，魯國人就不肯再替淪為奴隸的本國同胞贖身了。你收回國家抵償你的贖金，不會損害你的行為的價值；你拒絕國家抵償的贖金，就破壞了魯國的那條代償贖金的好法律。」(見《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

子貢是最有錢的孔門弟子，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所以他在商業營運中周遊列國，有機會也有經濟實力贖出在外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也正因為他有經濟實力，所以他有條件拒絕國家把他付出的贖金還給他。更由於他是孔子的學生，受到了孔子的道德感化，所以他才會拒絕收回代償的贖金。他大概以為孔子會表揚他，不料孔子認為，子貢誤解了自己的道德思想。孔子認為，大多數人沒有子貢這麼巨大的財力，無法不在乎這筆贖金，因為如果白白付出這筆贖金，他自己的生活就可能受到重大影響。而如果不能取回自己代付的贖金，那麼即便看到魯國人在外國淪為奴隸，有機會救同胞出火坑，大多數人也會放棄為本國同胞贖身。甚至於，即便有人有這個經濟實力，有能力付出贖金而不影響自己的生活，但由於並非所有的人都有如此之高的道德水準，因此他也會因為付出贖金後無法收回，而放棄為本國同胞贖身。

子貢也許會說，別人沒有我的財力，或者有財力而不肯白白地損失贖金，他們完全可以從國庫中取回贖金，不必像我這樣拒絕的。我的拒絕收回贖金，應該不至於使他們放棄做這樣的好事吧？

子貢可謂鼠目寸光，反對儒家的莊子說「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說的正是這些孔門後學——很可能包括與莊子幾乎完全同時的孟子。事實上，魯國那條代償贖金的法律，立意極好，它的目的是讓每個魯國人只要有機會，就可以惠而不費地做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即便你的財力連預付贖金都做不到，也應該設法借來贖金為同胞贖身，因為你不損失任何東西，只需要付出同情心。道德的目的並不是要任何人去做損己利人的重大犧牲，而是樂於做無損於己但卻有利於人的好事。

由此可見，子貢的「道德」行為是反道德的。首先，他把原本平淡無奇、應該人人都能夠做到的道德，超拔到了大多數人無法企及的高度。既然「道德」標準如此之高，那麼本來符合道德的代償贖金後的收回贖金，現在就變成「不道德」的了。因為「道德輿論」會對收回贖金的人說：你什麼也沒有付出，算是做什麼好事？跟人家子貢比，你簡直就是個自私自利的人！——任何人不妨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你做了一件為奴隸贖身的大好事，得到的卻是「自私自利」的評價；如果你做了一件合乎道德的善事，得到的卻是「不道德」的惡名，你還會去做嗎？你當然不會做，而是像「道德輿論」一樣胡說。於是，子貢式的「無私道德」，最終使「道德」變成了只說不做的東西，成了有口無心的純粹高調。

子貢的「道德」高標，猶如設了一個跳高的世界記錄：二米三十四。只有跳到這個高度的人，才算有跳高才能。這樣的話，小學生運動會、中學生運動會、大學生運動會和一切低水平運動會都不必開了，因為這些運動會的跳高冠軍都跳不過二米。也就是說，運動員們忙了半天，流了一身臭汗，得到的只是恥笑，得到的只是「不配跳高」的惡名。與此相似，過高的「道德」標準，使絕大多數人都淪為「不道德」；所有追求道德的人，得到的只是恥笑；他們的高尚努力，只被用來證明他們的「不道德」。在這種「道德高壓」下，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永遠只說「道德」的話，但永遠不做「道德」的事——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並且心安理得。過高的「道德」不僅沒有推廣道德，反而推廣了不道德。推廣不道德有沒有好處呢？有的，但是只對那個達到「道德世界記錄」的人有利：他成了絕對的道德偶像，至高無上的聖人。

實際上，道德世界記錄是不能做人類社會的道德原則的。因為首先，既然是人類社會的道德原則，就應該符合整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水平，使大多數願意做有德者的人感到勝任愉快。也就是說，道德標準應該是一條大多數人都能達到的及格線。自我道德要求高的人，不妨去拚一百分，爭第一，但大多數人只要及格，就不該打屁股。如果一種教育不讓考不到一百分的大多數人及格，學生就會喪失求知進取心，自暴自棄——這種教育就是失敗的。如果一種道德不讓善良而不傑出的大多數人感到自己有希望做個好人，人們就會喪失道德進取心，自暴自棄——這種道德就是虛假的。當一種道德標準使大多數人都做不到時，這種道德就必然是偽道德。提倡這種偽道德的唯一結果，就是敗壞道德；這種偽道德越是成功，越會導致道德大滑坡。提倡這種偽道德的人，不是熱愛道德的人，只是以道德為名的自戀狂或自虐狂。所有的真道學，正是這樣的自戀狂和自虐狂——而假道學則是眼紅真道學之成功的小人，假道學雖然也自戀，但不是自戀狂，而且假道學決不自虐，他用沽名釣譽得到的利益滿足其世俗慾望。

其次，人類社會的道德標準應該是比較恆定的，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可以准此而行。如果道德世界記錄做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那麼這一世界記錄就會被道德自戀狂或精神自虐狂們不斷地刷新和打破，那麼大多數人必將無所適從。因為昨天被前一位道德狂認為還是道德的事，今天卻會被另一個更狂熱的道德狂痛斥為不道德。道德狂熱的比賽，是沒有止境的，不到家破人亡、國毀種滅，決不肯罷休。

如果任何人做道德之事，只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打破和刷新道德世界記錄的那個人，那麼他就不是真愛道德，而是狂戀自己。打破跳高世界記錄，是人類的光榮，不能跳得如此之高的普通人也分享這一光榮。而打破道德世界記錄，只是個人的光榮，不能跳得如此之高的普通人不僅分享不到光榮，而且還加深了負罪感，蒙受了更大的羞辱。

可以設想，子貢的立異以為高，必然會迫使有些人在收回贖金或行善得到獎賞之後，把本該收回的贖金或本該得到的報酬「自願」捐獻出來。於是「道德輿論」大加讚揚，但這種「道德」行為，若不是迫於「道德」高標的壓力，就是放長線釣大魚的沽名釣譽。因為真正合乎道德的慈善捐助應該是匿名捐助。署名捐助有兩大壞處：一是用「道德」行為抬高了自己，在物質不平等之外，加劇了精神不平等；二是貶低並羞辱了受助者，使之成為對捐助者感恩戴德的精神奴隸——然而除了感激天地和偉大先人，任何人都不應對一個與自己完全平等的活人感恩戴德。索要感恩戴德的物質施捨者，只是精神乞丐，與道德毫不相涉。

若干年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絕對道德高標，使當代中國人的道德水準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最徹底的滑坡，滑到了中華民族最近兩千年歷史的道德最低谷，以致在這一口號停止使用的二十年之後，還無法恢復到文明社會的正常水平，很多國人更淪為「利己必損人」乃至「損人不利己」的道德敗類。這種慘痛的歷史教訓，是中國人乃至全人類都應該深刻記取的。

我認為，道德是人類文明的大地，而不是人類生活的天空。讓所有的人都在堅實的道德基礎上自由舞蹈，是人類文明的目標。人類的智慧，不該用於打破道德世界記錄，而該用於打破藝術與科學的世界記錄。科學成果滿足人類的物質生活，藝術成就滿足人類的精神生活。真正的道德，就是卑之無甚高論的東西。想以立異以為高的道德高標來彰顯自我的人，是貪天之功為己有的狂徒，是把大多數人趕入道德深淵的歷史罪人，是把大多數人打入精神地獄的文化惡棍。

子貢的立異以為高，還開了「道德」有權不服從法律的惡的先例——為了不開這樣的先例，哲學之父蘇格拉底在有機會活下去時卻拒絕苟活。子貢的「道德」，表面上看是反對法律的，實際上卻是反道德的。因為道德本不該與法律有本質上的衝突。法律是建立在道德大地之上的暫時的道德建築，人類住在立基於道德大地之上的法律建築裡，從事藝術與科學，從事物質生產和精神創造，享受他們的幸福生活。從法律是道德的語言物化而言，時代的道德本質上不應反對時代的法律——如果這一法律體系是得到大多數人同意的話。從每一時代的法律體系是人類文明的某個歷史階段的暫時的道德形式而言，法律建築可以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隨著人類對永恆道德與普遍人性的認識深化而時時加以修繕和擴建。然而，正如無論多麼巨大的建築都只可能佔據廣袤大地的一小部分，法律也只能覆蓋人類全部生活的一小部分，人類還有更大一部分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將走出暫時的法律建築，在道德的堅實大地上自由舞蹈。道德本該比法律更寬容，而不是更無情。道德的根本目的不是束縛精神，而是解放精神——道德就是自由的同義語。真正的道德就是不損害他人的利益，真正的自由就是不踐踏他人的自由。只有當永恆道德能夠與暫時的法律攜起手來，人類才
有可能進入文明的高級階段。

法律合於理，道德通於情；理可變，而情不可變。今天的理可能反對昨天的理，但今天的情卻不可能反對昨天的情；理日明而情日深，深情與慈悲是道德的永恆目標。情是理的基礎，理是情的提煉。違反常情、悖逆人情的道德，是世上最邪惡的東西。所謂魔鬼式的傲慢，指的正是這種偽道德家的傲慢。法律可能像上帝一樣無情，但不可能像道德魔鬼那樣傲慢——矯情是真假道學家的共同特徵。從法律的立場來看，如果你的理是錯的，就要無情地反對你。從道德的立場來看，如果你不夠深情，那麼我更要用愛來感化你。道德感化只能用愛，而不能用恨，而偽道德所彰揚的正是恨。以為偽道德的「道德高標」能夠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只是道學家的癡人說夢。愛的道德感化是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恨的偽道德感召是狂風暴雨、雷霆震響。「感化」是我來主動親近你、提升你；「感召」是強迫你來符合我、崇拜我。人們親近愛的道德感化，正如親近春風雨露；人們逃避恨的偽道德暴虐，正如逃避雷劈電擊。

世上最愚蠢最反動的事，莫過於不顧實際效果的道德叫囂。我認為，所謂道德，就是認識並做符合普遍人性的事。由於普遍人性是全人類相通的，因此真正的道德原則是世界通用的。比如孔子的最高道德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而基督教同樣把這一最高道德原則稱之為「金律」。如果說這一永恆的道德原則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補充的，就是「己所欲者，勿強加於人」。沒有這一補充和限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就會被濫用，就會成為「己所欲者，濫施於人」的反道德原則，有德者就成了強制者，強梁者就有權以道德的名義來實施強制。然而，雖然法律的強制有時是不得已的必要手段，但一切強制都不符合永恆道德。

總之，一切大多數人做不到的道德，都是偽道德，哪怕這種道德是未來時代的大多數人能做到的超前道德，對現時代來說也是偽道德。道德和法律都是人類生活的日常家什，不需要超前消費。合理的法律就像飯，吃一輩子都吃不膩；美好的道德則如同空氣，不僅呼吸一輩子不會厭倦，而且厭倦了都無法不呼吸。不好的飯可以不吃，不好的空氣卻不得不呼吸。人們曾經理直氣壯地反抗不合理的壞法律，但卻很少有人敢於反抗不合理的偽道德——越是喪心病狂的道德高調，人們越是不敢反對。人們頂多說，這種神聖道德對是對的，只是太難做到了。殊不知任何大多數人做不到的道德就絕對是錯的。因為道德的目的就是讓大多數人成為善人，而偽道德卻使大多數人成了罪人。偽道德對人類精神和社會生活造成了最大的傷害。真正的道德就像空氣那麼重要，又像空氣那麼平常。讓人感覺不到存在的空氣，是最好的空氣，讓人感覺不到存在的道德，則是最好的道德。認為道德與法律不該太平常的道學家，是厭世者和恨世者，他們簡直就想停止自己的呼吸，或者一天到晚挖空心思把人類的精神空氣弄得污濁不堪，使人們難以暢快地呼吸，直到大多數人的精神都窒息而死，成為行屍走肉。因此，我認為道學家是人類的最大敵人，是文明的最大敵人，是道德的最
大敵人，更是生命與愛的最大敵人。

最後我想談一談孔子在中國乃至人類文明史上的特殊價值。我認為，孔子的中庸思想，在這一故事中得到了極為出色的體現。孔子不立異以為高，因為他是真正的有德者。真正有道德的人，不是為了自己成為道德家而宣揚道德，而是為了讓道德引人向善，給人間帶來祥和與幸福。只要有利於真正的道德廣佈天下，真正的有德者不惜被道學家指責為「道德」的叛徒。

老子主張「以德報怨」，孔子主張「以直報怨」，孔子絕對沒有聖人氣，把他捧成聖人是孔子的弟子對恩師的最大背叛。孔子的思想非常平實中肯，沒有任何唬人的東西，這使許多現代人誤以為孔子是個平庸的老頭，殊不知這才是真正的偉大——就其對道德與人性的徹悟程度而言，孔子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其偉大程度遠遠超過蘇格拉底、佛陀和耶穌。孔子確實有許多難以恭維的地方，比如說他對實際效果的過分注重(這本該是法律的事)，使他的道德原則少了一些宗教式的超越性。更由於他過分注重實際效果，又受時代局限而無法分清法律與道德的不同轄域，於是他從所處時代的實際效果出發，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這未必完全沒有道理。儘管以現代人文公理看來是十足的愚民政策，並且確實在後來的中國歷史中起了極壞的作用。但這一方面是孔子本人的歷史局限(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和聖人)，另一方面卻是孔門後學過度彰揚的結果。孔門後學沒有繼承發展孔子思想的諸多好的方面，卻發揚光大了壞的一面。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孔子不該負責的，因為任何思想家都有局限之處。如果後人錯誤地把某個思想家吹捧為永遠不會出錯的「一句頂一萬句」的聖人，隨後又把他的局限之處，把他的思想糟粕
發揚光大，那麼任何偉大的思想家就都會成為歷史的替罪羊。後人在探討歷史功過的時候，固然不能為孔子的愚民思想辯護，但以知人論世的態度，卻必須實事求是地把事實上的活生生的思想家，與被思想家的後學歪曲重塑的道德偶像區分開來。

不幸的是，孔子最傑出的弟子顏回死後，剩下的都是子貢、曾參這樣的蠢材，他們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強制代替自由，對科學全無興趣，對藝術毫無會心，徒然只剩無止境的偽道德叫囂。整個兩千年中國歷史，就被這些真道學和假道學所宣揚的偽道德毀掉了。以至於中國人沒什麼東西可誇耀，只好宣稱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世界第一。然而一個民族的整體道德水準，與個別道德自戀狂和精神自虐狂的屢破道德世界記錄不僅不成正比，反而適成反比。何況奪取道德世界記錄的錦標，原本就是道德狂的癡念。真正的道德是不與人爭勝的，真正的有德者從來不指責他人違反了道德，真正的有德者從來只以可檢驗的科學真理與人辯難，而從不對他人進行無法驗證的道德裁判。真正的道德大地，是全人類共有的，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歷史道路上，營造了不同的法律建築體系，發展了不同的思想藝術體系，探索著同樣為全人類共享的科學真理的廣袤天空——然而，孔子之後的古代中國人誤把偽道德奉為天空，就把科學真理乃至法律民主都踐踏在腳下了。古代中國人，正是一個倒立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奇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