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內心

日本人喜歡用大字形容自身，比如大和民族，以及天皇陛下是天照大神的後裔。這與日本領土遠離大陸的狹長瘦弱形象及日本人一貫的身材矮小的真實情況正好相反，「大」是一種心理補償。日本人無論向內看還是向外看時，在謙卑的外表下都藏著一顆自高自大的心，但自高自大之下卻掩蓋著深埋在潛意識中的自卑心理。這是日本人充滿矛盾的內心世界，日本民族正是藉著這種矛盾的張力推動著自身的發展壯大，直到向島外瘋狂擴張的。

一個日本人將本民族比喻成漆器，並說「剝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層，露出來的是海盜」，接著又說：「但請不要忘記：日本的漆是珍品，是製作工藝品的材料。它不是掩蓋暇疵的塗料，沒有絲毫雜質，至少與坯質同樣精美。」這真可看作日本人心理的完整展示：真實的自我並沒有高貴的出身，這是容易令人自卑的事，尤其是對重視名譽的日本人來說。但在日本人，自卑正可化作動力，在對不體面的形象加以掩蓋文飾的過程中，日本人是一絲不苟的。所以「經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層塗得越厚，作出來的漆器就越貴重」，於是，日本人就最終成了高貴體面的大和民族，並最終肩負長兄的使命化作「大日本皇軍」浩浩蕩蕩地「進入」了那些他看作小弟的鄰邦。這時的日本人也再次露出漆層下面深藏在骨子裡的真實面目：海盜的本質。愚昧，野蠻，瘋狂，殘忍，且不講道理。

令人絕望的是，在那場戰爭結束５６年之後，這個國家的行政元首還決心參拜供奉著那些侵略者幽靈的「靖國神社」，而且時間選在８月１５日，５６年前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投降的日子。他是要代那些沾滿鮮血的劊子手懺悔嗎？絕對不是，因為在這個民族的歷史中，「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懺悔是良心的自省，是對自身罪惡的救贖。而日本人雖也喜愛良心一詞，卻缺乏真正的良知，對罪惡也沒有過清醒的認識。比如南京大屠殺，一些日本人否認它，可能並不是因為以為那是罪惡，也許只覺得大家都說不好，於自己的面子上很不好看，才拒不承認。這是這個民族的可悲之處。

二、恥感

但日本是知恥的民族，有他們獨特的恥感文化。其他民族當然也懂得羞恥，內容卻與日本不同。日本人不會因罪惡而感羞恥，他們的羞恥感來自別人的輕蔑。為了不遭到別人的輕視，他們很強調自重，自重的核心則是對現實世界中一切公共法則的認同。其內容包括：遵守「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各種繁瑣禮儀的要求，能夠忍受痛苦，在專業及技能上維護自己的名聲。對於譭謗或侮辱必須洗雪，洗雪的方法可以是對譭謗者進行報復，也可以是自殺。可見日本人是將名譽置於生命之上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是日本人的思維方法。只要得到別人的認同死不足惜，這種本末倒置的態度是日本文化的獨特之處。

中國也講知恥近勇，但恥的是自己的過失與不足，日本人恥的則是對自己名譽的破壞。中國把聽到侮辱和誹謗就神經過敏看做是「小人」之態，日本則把對名譽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中國人講實至名歸，名不副實則可恥。日本恥的則是事實對名譽的破壞，所以不惜欺世盜名。

比如孔子講「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以實事求是做為面對自身的態度。日本的教師則說：「教師名份的情義，不允許我說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青蛙屬類，也必須裝作知道。即使只靠在學校學了不多的基礎英語，也不能容忍別人來更正他的錯誤。其他身份的職業也是如此。在日本，這種自我防禦非常根深蒂固，因而不能當面過多地說別人專業上的失誤，這既是一般禮節，也是一種明智。為了避免造成羞辱以至引起有關名份及情義的問題，日本人制定了各種禮節以求緩和，努力把事態控制在最低限度。

這樣對虛名的不餘遺力的維護是不是這個民族骨子裡缺乏自信心的表現？

另一方面，為名譽不受攻擊，他們也會力求名實相符，將擔心化作動力，執著進取，這也許正是這個民族得以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歷史

有一個傳說，說日本人的祖先是秦始皇派到東海尋找長生不老之藥的徐福帶領的五百對童男童女，但這只是有的人的說法。可是，在日本本土有文字的歷史中卻找不到對遠祖的記載，在這一點上用「數典忘祖」來形容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日本有文字的歷史是從七世紀開始的，當時的日本採用了中國的表意文字來記述它自己那種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語言，在此之前，日本沒有文字。同時，天皇還大量引進令日本使節讚歎不已的唐代的高度文明來充實日本的事業。比如日本從中國大規模引進佛教，作為「保護國家的至善」宗教，並仿照中國式樣建造了許多壯麗的佛教伽蘭和僧院。此前的日本無論官方還是私人都沒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築。天皇還仿照中國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並採用了使節們從中國學來的官階品位和律令。
但日本所採納的官位制，在中國是授給那些經過科舉考試合格的行政官員的，日本卻授給世襲貴族和封建領主，使之成為日本等級制的組成部分。日本也未能接受中國那種世俗皇帝的觀念，日語中稱皇室中的人為「雲上人」，認為只有這個家族的人繼承皇位才是天經地義的，因為他們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天皇的權威是不可侵犯的，天皇本人是神聖不是凡人。所以，日本歷史上一次也沒發生過像中國那樣的改朝換代的事。

但這並不意味著天皇真的實際統治著整個日本，八世紀末葉貴族籐原氏掌握了實際的行政大權，把天皇趕到後台。之後封建領主們紛紛起來反對籐原氏的統治，整個日本陷入內戰。最後，著名的源賴朝征服了所有的對手，以「將軍」的身份成為全國的實際統治者。直到十六世紀內亂再起，德川家康擊敗所有對手成為新的將軍。從１６０３年到１８６８年的２６５年間，日本實際在德川家族的統治之下，直到天皇與將軍「雙重統治」被廢除，近代時期開始，幕府統治才宣告結束。

在這期間，天皇只是象徵性地對將軍進行封賜，在政治上毫無權力，只是如湯加的神聖首領一樣是「軍事將領的某種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定義中，天皇的地位在等級制度中仍是至高無上的，即使只是一個象徵。這是日本人的精神需要。

１８６８年，倒幕勢力取得勝利，宣告王政復古，「雙重政治」結束。新生的明治政府在各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卻拒絕一切廢除等級制的思想。「王政復古」使天皇位居頂峰，廢除了將軍，簡化了等級制。不論是政治、宗教或是經濟，明治政治家們在各個活動領域中都明確規定國家和人民之間「各安其分」的義務，政府掌握在等級制上層人物手中。普選產生的眾議院代表國民的意見，但對任命，決策或預算等則沒有絲毫真正的發言權。

國家對學校的規定十分嚴密，每個學校在同一天都用同樣的教科書，上同樣的課，每個學校每天早晨都在同一時間，在同樣的廣播伴奏下，做著同樣的早操。

在宗教領域，國家把一種宗教置於管轄之下，奉之為民族統一與優越性的特殊象徵，這種受到國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國家神道。在學校裡，國家神道成了神代以來的日本歷史，和對「萬世一系的統治者」天皇的崇拜。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徵，是國家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

國家神道受內務省神祇局管理，它的神官、祭祀、神社等費用均由國庫開支。其十一萬多座神社遍佈各地，從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勢大神宮直到特別祭典時司祭神官才進行清掃的地方小神社。在國家神道的大祭日裡，天皇要親自為國民致祭，政府各部門放假休息。
與神社不同，對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間裡的「佛壇」上進行的，那裡只設立六七個最近去世的親屬靈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經無法辨認，也不再重新刻寫，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會被迅速淡忘。在日本，沒有祭祀遠祖的儀式。可以說，日本實際上是一個很容易忘本的民族。

但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一些日本人卻表現出了例外，他們似乎對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的歷史罪人的靈牌情有獨鍾，即使不是本家也要去拜一拜，時間還往往要選在他們那場侵略戰爭失敗的紀念日，比如這次小泉純一郎的一意孤行。這說明直到今天許多日本人還沒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和罪惡，日本的右翼勢力也迫不及待地以篡改歷史的方式極力證明著這一點。

「萬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日本人的格言，只要這樣，日本人就會感到「安全」，他們的「安全」是由於視等級制為合法，這是日本人人生觀的特徵。但當日本人要把這種等級制下的「安全」的公式向外輸出時，就遭到懲罰了。日軍官兵到了各佔領國遭到當地居民反對時，他們感到很吃驚：我們是奉天皇陛下的聖諭來幫你們建皇道樂土的，你們怎麼會不歡迎呢？大日本不是給了你們一個地位了嗎？儘管很低，但總是整個等級制中一個地位嘛。等級制即使對低層的人來講，不是也很理想嗎？你們為什麼不「各安其分」呢？你們的良心大大地壞了！

雖然日本人會在等級制下各安其分毫無不滿地生活，但是別國的人卻沒有這樣的人生觀與生活方式，等級制是不能輸出的，尤其是以武力來推廣。那些大言不慚的主張在別國看來，實在是狂妄之極，甚至比狂妄還要惡劣，以至萬分憤慨。

但有的日本人卻認為自己發動的戰爭是正義的。他們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鬥。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瞭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因此，它應該幫助落後兄弟之邦。「大東亞」諸國是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世界的這一區域內驅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萬國均應在國際等級結構中確立其位置，才能形成統一的世界。即使戰敗，日本也沒有在道德上排斥「大東亞」的理想，日本的戰俘很少指責日本對大陸和西南太平洋地區所懷抱的目的。在日本看來，最大的不幸在於那些被日本佔領的國家沒用同樣的觀點來看待這一理想。

日本至今仍然有人懷抱著這樣的理想，為了美化當年的行為，他們不惜篡改歷史教科書，愚弄後人。他們自命崇高、狂妄自大，實際上是非不明，善惡不分，頑固不化，死不改悔。

甚至帶有自大，妄想，被迫害等顛狂患者的典型特徵。

連歷史都不敢正視，這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四、尚武

日本是一個尚武的民族。在古代日本，皇室和宮廷貴族之下有五個等級，士、農、工、商以及賤民。但其中的士並非中國所謂的「學而優則士」的經科舉考試做上官的文人，而是可以佩刀的武士。農、工、商屬於庶民的範疇，武士則不然，相對於前者，他們是一個有特權的階級，他們的權利充分體現就是他們的配刀。武士的佩刀不單純是裝飾，而是其特權和階級的標誌。他們對庶民有使用佩刀的權利，這在德川時代以前就已經形成傳統。德川家康所頒布的法令中規定：「對武士無禮，對上級不遜的庶民，可立刻斬殺。」當然，在這之前，德川的名臣豐臣秀吉已經用著名的「繳刀令」完成了武士與其他階級的分離，並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權。武士不從事生產，他們每年從大名那裡接受俸祿，過著寄生的生活。但奉祿並不能使他們富裕，所以他們的信條是，儉樸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當然不是白吃飯的，他們的刀也不只是一個象徵，他們的刀是用來殺人的。要殺死一個被繳刀的庶民當然很容易，但需要對付一個同樣持刀的武士，就要看誰的技術更高了。所以，對他們來說修養是必要的。
相對於刀術，武士們更注重精神的訓練，這一點上他們受中國傳來的禪宗的影響很大。鈴木大拙在《禪與精神分析》中就舉了很多武士特殊能力的例子。比如走近一道門，敏感的武士會覺察到藏在門後的凌厲的殺氣。經過這樣的修養，就會磨掉「身上的銹」，使自身變成一把鋒利的刀常用的說法。

雖然有高超的武藝，武士卻不同於中國武俠小說中的俠客。俠客們是非分明，嫉惡如仇，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即使依附官府，也是獨來獨往，形蹤莫測。日本的武士則是以封建領主「大名」的家臣的身份存在的，名義上受大名的供養。所以，他們首先要做到對主人的忠義，一切是非善惡都以此為前提，這是等級制度上上下下每一個安分守己者一致的觀念。

曾選作小學語文課文的日本民族敘事詩《四十七士物語》便進述了這樣主題的故事：

在一次儀式上，被任命主持儀式的大名淺野侯因沒有向在幕府中樞任職的大名吉良侯贈送重禮，吉良侯就故意讓不熟悉儀式的淺野侯在舉行儀式時穿上了完全違反儀式的服裝。淺野發現自己被愚弄侮辱，便拔刀砍傷了吉良的前額，後被眾人拉開。他因受辱而向吉良復仇是一種公認的德行，但在將軍殿上拔刀則屬不忠。所以，在等最有才智最忠誠的家臣大石回來，雙方久久注目凝視告別之後，淺野在自己的宅邸切腹自殺。之後，淺野的封地被沒收，家臣也成了無主的浪人。

之後，大石臥薪嘗膽，經過周密的調查與策劃，在三百多名浪人中選出四十七名情義堅定的武士，刺滴指血，盟誓為主君復仇。然後他們佯裝不懂情義的人，每日飲酒作樂以蒙蔽吉良，為此他們遭到了眾人的唾棄。在做出種種巨大犧牲之後，他們最終在吉良大宴之後的一個風雪之夜，衝進了吉良的府第。又經一番爭鬥，他們終於以主君淺野侯切腹用的刀砍下了吉良的首級。最後他們帶著兩度染血的刀和被割的首級列隊走向淺野的墓地。

浪人們的行動震撼了整個東京。曾經懷疑過他們的親朋們爭先恐後地與他們擁抱，以示敬意。大藩的諸侯沿途也熱情款待。他們把刀和首級供在主君墓前，並念誦了禱文。

他們報答了主君的情義之後，還要向幕府盡忠。最後幕府令四十七士切腹。小學課本中這樣寫道：「他們為主君報仇，情義堅定，應為永世垂范……於是，幕府經過再三考慮，命令他們切腹，真是一舉兩全之策。」四十七士的故事不斷傳佈、翻譯並被拍成電影而廣泛流傳。四十七士的墓地長期成為聖地，憑弔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圍變成一片白色。

這個故事表現出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及與之並行的價值觀。對這種價值觀的認同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窮兵黷武政策提供了民眾支持與思想基礎。其中透出的對死亡的迷戀一度塑造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
十九世紀末的東京，梁啟超在街上漫步正遇到日本軍營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際，感到「其為榮譽，則與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更令梁「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的，是其間為入營者題寫的標語——祈戰死。日本軍歌中有一首叫《海行》的，頭兩句是：「海行水漬屍，山行草生屍。」之後的海軍招魂祭祀之歌，乾脆便以《水漬屍》為名字。其間瀰漫的血腥氣令日本兵興奮不已。

日本兵以戰死為榮，以投降為恥，所以在戰場上他們很少被俘。如一個日軍戰俘所說：「既然已下定決心要把自己獻給勝利的祭壇，如果不是壯烈犧牲那才是奇恥大辱。」所以在北緬會戰中，戰敗的日本兵被俘與戰死者比例為１４２比１７１６６，也就是１比１２０，這１４２名被俘者中，除少數以外，在被俘時都已負傷或已昏迷。而在西方軍隊中，陣亡者如果達到全軍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時，罕有不停止抵抗的。其投降者和陣亡者的比率大約是４比１，從中能看出西方人和日本人對生命的不同態度。與生相比，日本人似乎對死亡更嚮往更迷戀，這也許來自他們的「人死之後就成了神」的觀念的影響。

日本兵在戰場上似乎根本就不把自己當人。所以，他們不像人那樣怕死，也不像人那樣求生，發起狂來，比起禽獸猶有過之，如神風特攻隊偷襲珍珠港的自殺式轟炸。又如在南京大屠殺中，他們的行為集殺人狂、色情狂、迫害狂於一身，表現為長期精神壓抑變態的總爆發。這是武士道精神與軍國主義雙重訓練的結果，其間表現出的是人性中最陰暗最險惡的一面。

日本人的尚武精神來自他們骨子中好鬥的海盜本性，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文化精神變化他們的氣質，長期的壓抑只能會導致更猛烈的爆發。近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重新抬頭及日本青年對士兵的嚮往都在對這種擔心做著明確的註腳。

五、藝術

與尚武精神可以相提並論的是日本民族的崇尚藝術。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就是用菊與刀作實物象徵來闡述日本文化的類型的。菊是花的一種，盛開於秋季，不與百花齊放，以菊來概括日本藝術的獨特風格是很恰當的。

說到日本藝術，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最大的要算浮世繪，在十九世紀末浮世繪曾對以梵高為代表人物的後期印象派畫家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也因此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現存江戶時期的浮世繪作品近百分之九十被收藏在波士頓、紐約、芝加哥、巴黎和倫敦的美術館，由此可見西方對日本這一古老畫種的重視程度。

從本質上說，無論在材料、形式還是畫法上，浮世繪都很明顯地受到中國畫的影響，尤其是從唐代一直盛行到清末的工筆兼小寫意的仕女畫的影響。浮世繪在日本本土流行時並非正統主流，這種繪畫原是些江湖藝人為迎合下層百姓口味藉以謀生的手段，類似中國民間流行的木刻版畫。但浮世繪所描繪的對象，卻無論從內容到精神上都體現著鮮明的日本特徵。以喜多川歌 為代表的畫家們最常描繪的對象——藝伎，最能體現日本藝術的風格。

「藝伎」就是以音樂、舞蹈、花道、茶道等技藝包裝起來的「藝術化的妓女」。日本人似乎依然保持著原始時代對「性」本能所懷有的質樸感覺和坦然從容的態度，所以在日本的文學作品中，妓女的形象有其神聖的一面。藝伎更是被許多日本人當作藝術家來崇拜。

前兩年一本叫《一個藝伎的回憶》的小說曾高居《紐約時報》書刊暢銷榜長達六十個星期，這部小說之所以有這種異乎尋常的魅力，是因為其中展示藝伎生活的回憶可以看作日本色情文化的百科全書。如書中寫道：「女人表演『溪中之舞』實際上就是表演某種脫衣舞。她假裝是一步一步往溪中走去，為了不讓和服弄濕，於是把下擺一次又一次地往上提，直到讓男人最後看到他們想看的東西……」還進一步披露從和服的領口露出的脖子具有「性」的意義：「日本男人對女人脖子的感覺就同西方男子對女人大腿的感覺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日本女子穿和服，脖領低到可見頭幾個脊椎的緣故。」這個秘密被喜多川歌 的一幅名畫《婦人相學十態‧輕浮之相》印證著：畫中的女性從和服裡露出脖子直到肩膀。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文學藝術的成就與他們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人性心理和性道德觀中將對「性」的感覺「藝術化」有關。對性的這種態度不僅是日本民族的個人意識，而且是一種「集體意識形態」，活躍在東南亞的「南洋姐」就可以看做這種國家意識形態的產物。中國人熟知的《望鄉》中的阿崎婆即來自其中，作者山崎朋子在重訪東南亞幾國之後明確指出：「海外妓女曾經成為日本侵略亞洲的先遣隊」。她們的「性」成為日本侵略別國的工具。日本和東亞其他國家對待慰安婦問題的不同態度，也可以部分地用性道德的差異性來解釋。

還有一件真事可以用來解釋日本人觀念中的藝術的性變態傾向。也是在幾年前，一個日本男人在法國將他的女友殺死，並切成小塊保存在冰箱裡，準備一點點地吃掉。被起訴後他的解釋是，自己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表達對女友的愛。所言正與傳說中的羅剎的行為動機一致。審判結果法官以精神分裂為由宣佈他無罪，但為安全起見，這人被送回了日本。回日本後，他不但未受歧視，反而成了風雲人物屢上雜誌封面，甚至很多日本人稱他為「真正的藝術家」。這件事使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藝術」在一些日本人的內心深處意味著什麼。

與此相類，令日本著名導演大島渚獲得國際聲譽的影片《感官世界》講述了發生在１９３６年的一個真實故事：一位叫阿部定的藝伎與情人終日在酒館中以性愛度日，並互相勒緊脖子以獲取快感，最終阿部定錯手勒死情人，遂將他的陽具割下帶在身上。這部電影將大島渚一向探索的「性與死」命題推到極至，使他得到了驚世駭俗的名聲。性的極度放縱的變態表達就這樣由生活方式過渡為藝術主題，成為日本人無法迴避的苦痛。

傳統的和歌、俳句、歌舞伎等藝術形式可能已不容易被現代的日本人所理解，但在依舊盛行並聲名遠播的插花與茶道的跡近瑣碎的種種講究中，仍然能看出日本人一脈相傳的另一愛好：修飾。比如準備參加菊展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經過栽培者的細心修整，並且常用看不見的金屬線圈維繫，以保持形姿。與此相對應的是日本人對表情的培訓：日本的一家企業為讓員工能隨時保持笑容，每天讓她們在規定時間內口銜一根筷子進行訓練，以使口輪咂肌保持上翹的姿勢。對於這種對美的追求行為，本尼迪克特的概括也許更加準確直接：偽裝。

另外，日本的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源氏物語》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川端康成與大江健三郎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不同程度上繼承了其情感細膩的敘述風格。川端康成用「雪月花」來概括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大江健三郎認為，川端康成獨自的神秘主義是與禪的領域相關的。禪自然來自中國的影響。但恰如川端康成津津樂道的日本禪僧良寬６９歲時戀上２９歲女尼所作的和歌：日日盼望她來到，今日得見復何求？這種情感卻正是中國禪僧力求超越的東西。
雪月花，沒有風行其間，也就少了一股生氣。但這也正是日本文化獨特的地方。

六、性格

本尼迪克特在對日本進行詳細研究後發現，使西方人感到詫異的日本男子行為的矛盾性是日本兒童教養的不連貫性造成的。他們深深記得有這樣一個時期，那時他們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就是神，可以縱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擊別人，似乎一切慾望都能得到滿足，這種記憶雖幾經塗飾，仍然留存意識深處。這種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們長大成人後，既可以沉溺於羅曼蒂克的戀愛，也可以一變而絕對順從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湎於享樂和安逸，也可以不計一切而承受極端的義務。謹慎的教育往往使他們行動怯懦，但他們又能勇敢得近於魯莽。在等級制下他們可以表現出極為馴服，但卻又很不輕易接受上級的駕馭。他們非常慇勤有禮，但卻又保留著傲慢不遜。在軍隊裡，他們可以接受盲從的訓練，但卻又頑固不易馴服。他們是堅定的保守主義者，但卻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例如他們曾學習中國習俗，繼而又吸取西方學說。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種種緊張。對這種種緊張，日本人的反應並不一樣，但每個人都要對同一個基本問題作出自己的決定，即如何協調兒時那種縱情無慮處處受人寬容的經驗與後來生活中那種動輒關係到自身安危的種種現實之間的矛盾。一些人像道學家那樣，一絲不苟地約束自己的生活，惟恐縱情無慮會與實際生活發生衝突。正因這種縱情無慮並不是幻想，而是確曾有的經歷，這種恐懼也就更加嚴重。他們態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規則，並由此認為自己就是能發號施令的權威。有些人則更加意識分裂，他們害怕自己心中鬱積的反抗情緒，而以表面的溫順來加以掩飾。他們把思慮耽溺於日常瑣事，以防止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感情。他們只機械地演習那些基本上毫無意義的生活常規。另有些人，由於對兒時生活感情更深，長大成人後面臨社會對他們的一切要求，感到嚴重焦慮，他們試圖更加依賴別人，但年齡已不允許。他們感到任何失敗都是對權威的背叛，從而動輒陷入緊張激動，凡不能以常規處理的意外情況都使他們感到恐懼。

如果不是感到過度壓力，他們在生活中會表現出既能享受生活樂趣，也能保持幼年所培育的注意不刺傷他人的情感。後來所受的各種束縛是為了與夥伴協調一致，義務也是相互的。儘管在某些事情上，個人願望會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規定的「自由領域」中，感情衝動仍可得到滿足。日本人一向以陶情於自然樂趣而聞名，諸如觀櫻、賞月、賞菊、遠眺新雪，在室內懸掛蟲籠子以聽蟲鳴，以及詠和歌，俳句，修飾庭院、插花、品茗等等。這些絕不像一個深懷煩惱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應有的活動。在日本還未從事那種不幸「使命」以前的幸福時代裡，農村閒暇生活的活潑愉快，工作時的勤勉絕不遜於現代任何民族。

但是，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卻非常之多。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遠和譭謗等重大威脅，他們必須放棄剛剛嘗到甜頭的個人樂趣，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們必須抑制這些衝動。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準繩不是明辨「善」，「惡」，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把自己的個人要求埋葬在群體的「期望」之中。這樣才是「知恥」而謹慎的善人，才能為自己的門庭、家鄉和國家增光。如此產生的緊張感非常強烈地表現為一種巨大力量，使日本成為東方乃至世界一大強國。但對於個人，這種緊張感則成了沉重負擔。人們高度緊張，惟恐失敗，惟恐自己付出巨大犧牲所從事的工作會遭人輕視。有時他們會爆發積憤，表現為極端的攻擊性行為，攻擊的原因往往是察覺到自己受到侮辱或誹謗。這時，他們那危險的自我就會向誹謗者發洩，如不可能，就只好向自己發洩。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擊的復仇可能性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處理相互依存的經濟制度，把復仇行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針對自己的胸膛。日本人對失敗、誹謗或排斥的反應很敏感，因而極易惱恨自己，而不去惱恨別人。一種結果是，把它當作鞭策，激勵自己去幹「不可能」的事，另一種是讓它侵蝕自己的心靈。

近代的日本小說一再描寫有教養的日本人如何在極端狂怒與悲傷抑鬱之間輾轉不安。這些小說中的主角厭煩一切，厭煩日常生活，厭煩家庭，厭煩城市，厭煩鄉村。日本人所特有的這種厭倦是一種敏於感傷的疾病，他們把被擯斥的恐怖引向內心，不知如何自處。正如一位作家所說，日本的人物小說所暴露的是這樣一種社會，在那裡，人們情緒爆發時就像有毒的氣體在飄蕩。

現代日本人施於自身的最極端的攻擊行為就是自殺，借用培根的話來說，他們是把自殺當成最喜歡的「刺激性事件」。具有國際聲譽的日本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與川端康成都是以自殺的方式主動結束自己的生命的：三島採取的是傳統的剖腹方式；川端則創造性地用了口含煤氣管的方式，別具現代性的創意。當他們對表達厭倦也產生厭倦時，自殺是他們共同的選擇，雖然方式不同，借口也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至今仍活躍著的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還在以生命不懈地書寫著自己的厭倦，「努力驅除自我內心的惡魔」，但不知他感到最終厭倦時，他將如何面對自己的選擇。

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緒搖擺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一變而為極端的厭倦。在頑強努力與極端消沉之間，情緒搖搖不定，是日本人一貫的狀態。

無論對個人還是民族，這種缺乏穩定的情緒搖擺都是一種悲劇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