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於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發表

第一章 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展

我中華民族建國於亞洲大陸，已經有五千年之久了。世界上五千年的古國，到現在多成了歷史的陳跡，惟有我們中國，不獨巍然獨存，且正與世界上愛好和平反侵略各國，為世界的正義公理，為人類的自由解放，共同努力於歷史上空前的戰爭，並正向光榮的勝利與永久的和平之大道邁進。

我們知道：民族是自然成長的，國家是群力造成的。我們中華民族在自然成長的過程中，由於共禦外侮以保障其生存，集中群力以締造其國家。中華民族因其宗支不斷的融和而其人口亦逐漸繁殖，乃至於強大，於是國家的領域亦相隨擴張，然而中華民族從來沒有超越其自然成長所要求的界限，亦從沒有向外伸張其國家武力的時候。如有外來侵略的武力，擊破我們國家的防線，佔據我們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領域，則我們中華民族，迫不得已，激於他所受的恥辱和他生存的要求，乃必起而誓圖恢復，達成其復興的目的。

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們黃河、長江、黑龍江、珠江諸流域，有多數宗族分佈於其間。自五帝以後，文字記載軟多，宗族的組織，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是說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的系屬。古代中國的民族就是這樣構成的。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全體的國民，都有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崇高的倫理觀念，與博大的仁愛精神，決不是徒托空言的。

秦漢時代，中國的武力彪炳於史冊，而跡其武功，在北方則是為民族生存求保障，在南方則是為民族生活求開發。中國西北沙漠草原地帶的宗族，往往向中原農業地帶流徙，引起或大或小的戰爭，當時政府對於這些遊牧宗族，於其侵犯則御以武力，於其歸順則施以文治。所以這個時期，中國北方的領域，北度沙漠，東至遼東，西達於蔥嶺。同時，逐漸開發東南的農業，因之而西南的高原地帶，與中原的經濟已有密切的聯鎖。所以這個時期，中國南方的領域，南至於南海，東至於吳越，西南至於交趾。由於生活的互賴，與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數宗族，到此早已融和為一個中華大民族了。

三國時代，中原雖陷於割據分爭，然而三國政府仍各為民族的生存，繼兩漢的余緒，或整頓邊陲，或開發荒僻。西晉遭五胡之亂，漢族南渡，黃河流域為匈奴鮮卑諸族所割據。然而此諸宗族，皆漸趨於漢化。故苻秦與元魏，雖統一黃河流域的時間有短有長，莫不襲中國的衣冠，行中國的政教。隋唐大統一的局面，實為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民族融和的總收穫。這個時期，民族之內，宗支之繁多，文化之豐盛，舉蔥嶺以東，黃海以西，沙漠以南，南海以北，所有全領域的宗教、哲理、文學、藝術、天文、術數、法律、制度、風俗、民情，亦已網羅綜合而冶於一爐。

宋代的國防，不足以保障民族生存的領域。契丹（遼）與女真（金）都是中國北部與東北方面生活未能完全同化的宗族。他們乘宋代民風委靡，政治紛亂，軍事衰頹之際，併吞四鄰各宗族而成為強悍的勢力。他們雖先後入據中原，然他們仍先後浸潤於中原的文化之中。蒙古的興起，與契丹女真，事同一例。成吉斯汗馬蹄踐踏的版圖，超越了中華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領域以外，然而自忽必烈稱帝以後，中國固有領域以外的部分即與中國的國家組織分離，因而忽必烈以下的宗支，獨同化於中華民族之內。滿族入據中原，其宗族的同化，與金代相同。故辛亥革命以後，滿族與漢族，實已融為一體，更沒有歧異的痕跡。

由於上述，可知中華民族意識的堅強，民族力量的彈韌，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華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惟其不受侵侮，故遇有異族入據中原，中華民族必共同起而驅除之，以光復我固有的河山。惟其不侵侮他族，故中華民族於解除他互相軋轢互相侵陵的痛苦與禍患的同時，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鄰的宗族，成為我們整個民族裡面的宗支。簡言之，我們中華民族對於異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廣被以文化。這是我們民族生存與發展過程裡面最為顯?的特質與特徵。

就民族生存的領域來說：我們中國國家的領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為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維繫為界限。故我們中國在百年以前的版圖，一千幾百萬方公里之內，沒有一個區域，不是中華民族生存之所必需，亦沒有一個區域不是中國文化之所浸潤。版圖破碎，即為民族生存的割裂，亦即為民族文化的衰落。故全國國民必引為國恥，非至於河山光復，不能停止其雪恥救亡的運動。

在中國領域之內，各宗族的習俗，各區域的生活，互有不同。然而合各民族的習俗，以構成中國的民族文化，合各區域的生活，以構成中國的民族生存，為中國歷史上顯明的事實。這個顯明的事實，基於地理的環境，基於經濟的組織，基於國防的需要，基於歷史上命運的共同，而並不是全出於政治的要求。

以地理的環境而論，中國的山脈河流，自成完整的系統。試由西向東，加以鳥瞰：由亞洲屋脊之帕米爾高原，北路沿天山阿爾泰山脈以至於東三省，中路沿崑崙山脈以至於東南平原，南路沿喜馬拉亞山，以至於中南半島。在三大山脈之間，有黑龍江、黃河、淮河、長江、珠江諸流域。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即在這幾個流域之間，沒有一個區域可以割裂，可以隔離，故亦沒有一個區域可以自成一個獨立的局面。

以經濟的組織而論，在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統之下，各個區域各有其特殊的資源與特有的土壤，所以各區域的生活，或為狩獵，或事遊牧，或進於農工，或宜於礦冶，或專於魚鹽；其分工基於自然的條件，其交易出於生活的必需。故遠在鐵路輪船發明使用之前，彼此之間，商業往，即至為繁密。此經濟共同生活，亦即為政治統一以至於民族融和的基礎。

以國防的需要而論，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統，如有一個區域受異族的佔據，則全民族全國家，即失其自衛上天然的屏障。河淮江漢之間，無一處可以作鞏固的邊防，所以台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的割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更由立國的資源來說，東北的煤鐵與農產，西北的馬匹與羊毛，東南的鋼鐵，西南的鎢錫，無一種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素。這些資源的喪失，亦即為國基的毀損。

至於各宗族歷史上共同的命運之造成，則由於我們中國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四鄰的「朝貢」，中國常答以優厚的賜與，從沒有經濟侵略的企圖。四鄰的戰爭，中國常保持「繼絕世，舉廢國」的大義，從沒有乘人之危以併吞其領土的政策。所以四鄰各宗族，其入據中原部分，則感受同化。其和平相處的部分，則由朝貢而藩屬，由藩屬而自治，各以其生活的需要與文化的程度為準衡。並且每一藩屬內附與同化的過程，常各有長期的歷史。即如蒙古，由周代的玁狁，秦漢的匈奴，已開內附與同化之端。自此以後，突厥之在初唐，契丹之在晚唐與兩宋，蒙古之在明清，皆迭有內附與同化的歷史。新疆則春秋時代，秦國稱霸西戎，繼之以漢代之通西域，唐代之定天山，而成之以元清兩代的開拓。這兩個區域，歸化中國的期間，皆綿互至二千餘年之久。西藏則自吐藩改宗佛教，內向隋唐以來，元代則隸於宣政院，清代則隸於理藩院，其向化亦超過一千三百年以上。至於東北，則比其它邊區之內向更早，肅慎的內附，始於周代。漢族的開發，盛於兩漢。中經隋唐宋元明，都是漢族與東胡共存的區域。迄於清代，則農工商業的經營，更全賴漢族的努力，即滿族亦同化於中華民族之中。台灣、澎湖列島本是漢人開發的區域，屹峙東南，久為我們中國的屏藩，迄至明末，乃為荷蘭人所侵據，而終為我鄭成功所收復，其事跡真可歌可泣。中國對於中南半島各宗族關係更深。存亡繼絕的義師，濟弱扶傾的戰役，真可謂「史不絕書」。總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即為各宗族共同的命運的記錄。此共同之記錄，構成了各宗族融合為中華民族，更由中華民族，為共禦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國國家悠久的歷史。

這一部悠久的歷史，基於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復發揚中華民族崇高的文化。我們知道：中國國民道德的教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中國立國的綱維，為禮義廉恥。在這八德和四維熏陶之下，中華民族，立己則盡分而不渝，愛人則推己而不爭。義之所在，則當仁不讓，利之所在，則纖介無私。不畏強梁，不欺弱小。積五千年的治亂興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恥，忍辱負重的德性。惟其明廉，故能循分，惟其知恥，故能自強。循分故不陵侮異族。自強故不受異族的陵侮。惟其忍辱，故民族的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著的。惟其負重，故民族的志氣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由此種德性的推演，故中華民族的各守派及其國民皆能為大群犧牲小體，為他人犧牲自我，而養成其自衛則堅忍，處世則和平，更進而以「存亡繼絕，濟弱扶傾」的仁愛之心，行「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忠恕之道。所以五千年來，東南亞各民族或內附而同化，或相依而共保，或獨立而自存，各順其民志民心，各隨其國情民俗，各發展其文化之所長，以貢獻於人類共同的進步。

近百年來，中國國勢陵夷，民氣消沉，開五千年從來未有的變局。中華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領域既忍受割裂的痛苦，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與壓迫，更斲喪我國家民族的生機。縱觀我五千年悠久的歷史記錄，國家的興衰與民族的存亡，雖相乘而迭見，然而這一百年間，國家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倫理、與心理各方面，無不頹風外暴，危機內伏，幾將毀滅我再生的基礎，杜絕我復興的根源，實為歷史先例之所無。若非由我 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領導國民革命，則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命脈，必已在日寇蠶食鯨吞之下，為朝鮮之續。幸賴我先知先覺的 國父鷹揚其大仁大智凝結而成的武勇，以中國的自由平等為目的，喚起民眾，奮鬥至四十年之久，乃納全國國民一致的要求於正軌；並在彌留之際，確定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個目標，復將這個未竟的大業，留給我們後死的同志，和全國的國民，繼續奮鬥，迄於今日，終獲初步的成功。於是民族復興之機，國家再生之望，擺在我們全國國民的面前。中正身當我中華民國獨立自由重新發軔之初，撫今思昔，策往勵來，特陳述我國家民族百年的經歷，指出我國家民族今後的方向。尤望我全國國民深切認識我中國的命運，擔在我全國國民的雙肩，而決於戰局發展的今日，絕沒有瞻顧徘徊的餘地，更不容有盲從倚賴的心理。願我全國同胞共同體察而力行之。

第二章 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

第一節 清代政治社會與學術的衰落及其對內政策根本的錯誤

我們中國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為造因。不平等條約訂立的經過，全為中國國恥的記錄。而國恥之所由招致，又必須追溯於滿清一代政治的敗壞，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

滿族原是少數人口的宗族，為什麼能夠征服中國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敗，思想分歧，黨派傾軋，民心渙散，流寇橫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闖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族的旗兵，內外交侵之下，竟以覆滅。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消滅了。

國父說道：「自順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國，明朝的忠臣義士在各處起來抵抗，到了康熙初年，還有抵抗的。所以中國在那個時候，還沒有被滿清征服。」又說：「在康熙雍正時候，明朝遺民排滿之風還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時候，便出了多少書，如『大義覺迷錄』等，說漢人不應該反對滿人來做皇帝。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滿洲人雖是夷狄之人，還可以來做中國的皇帝。』後來到了乾隆時代，連滿漢兩字都不准人提起了。凡是書中關於宋元歷史的關係和明清歷史的關係，都要一律刪改，所有關於記載滿洲匈奴韃靼的書籍，一概定為禁書，完全把他消滅，非特不准人民閱讀，而且不准人民收藏。」但是比之於日寇今日統治朝鮮，其手段的毒辣，猶有小巫見大巫之別。朝鮮亡國到現在不過三十餘年，而其國內的人民早已為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凡是朝鮮原有的歷史文化，都已毀滅無餘，不許朝鮮人存留一點民族意識。所以朝鮮人至今聽到「韓國」這個名詞，亦不知其意義了。我們看見了現代帝國主義者對於他所滅亡的國家民族，手段之迅速，禍患之慘酷，實在寒心。

在滿清這樣一面奴化，一面殘殺之下，中國固有的優良學風，乃為之大壞。當明代開國時期，所提倡的朱學，到他中葉，這一派的學術，發生了流弊。一般學界中人，應科舉者固然是尋章句，作八股，講義理者，亦不過造語錄，看話頭。王陽明倡「知行合一」的學說，要矯正這種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學者從煩瑣的文體與支離的思想解放出來。這一派的學說不久也流於空談無實。張江陵當政，又提倡「實學實用」的學說，兼救朱王兩派末流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際，雖有王學的狂禪，東林的虛矯，然而科學的研究，如李之藻、徐光啟、宋應星等於天文歷數，農政工藝，莫不實事求是，精益求精。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李（二曲）、顏（習齋）、傅（青主）諸大儒，更是性理與經濟兼通，思想與實行並重。民族主義與民權思想的推衍，尤招滿族之忌。幾回文字獄之後，經世之學遂衰。到了干嘉年間，考據之學興起。考據之學，本由黃顧開其源，在黃顧本人，這種學問實在是經世之學的一個部門，離開了經世的大義，便失去本來的價值。干嘉的學者，捨棄他們實用的精神，專求學問於名物字句，其流弊所及，竟使學問既與人生脫節，亦與政治分離。一般學者於支離瑣屑的學風之中，復誤解「中庸」的道理，養成一種「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風氣，造成曾滌生所謂「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

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製法令的精密，猶能遠紹漢唐的余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為元代所不及。此二百六十年間，正是歐美現代各國，脫離中古黑暗時期，開國創業，發憤圖強的際會。假使滿清對國內漢滿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視同仁，認識我五族在實質上本是整個的一體，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職業階級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邊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則中國必能與歐美現代各國，並駕齊驅，以自致於康樂富強，決不致遭受此百年來不平等條約束縛之恥辱，亦不致任日寇為禍於亞洲，乃可斷言。但這是時代與思想的關係，我們非所望於當時的滿清能施行這樣政策，固不可求備太苛。無如滿清不惟見不及此，而且他專用一種殘殺與奴化的政策，來統治各宗教。所以滿清二百六十年之間，我們全國人民未見一日光明的景象。雖乾隆時代號稱郅治，然而滿大臣之當國者，如和珅之流，私心自用，貪婪成風。自此以降，一般滿官，大抵賄賂公行，誅求無厭；而投效滿清為奴才的漢官和學者，又相習於崇尚虛文，不務實際，敷衍粉飾，聊以自保。尤其是一般寡廉鮮恥的豪猾，更不惜認賊作父，以編入「漢軍旗」為榮幸，倚勢橫行，魚肉同類。所以社會的黑暗，學術的敗壞，皆日甚一日。而其對待各宗族的手段，更言之痛心，令人髮指。就是滿清一代在各宗族之間，專施其挑撥離間的毒計，使之互相軋轢，和自相殘殺，而彼乃在各宗族相剋相制的狀態之下，坐收漁利，維持他滿清皇室的地位。所以他對於蒙古西藏，利用「喇嘛教」，以消滅其尚武的精神，甚至想絕滅其宗族的人種。他對於漢回各族，則從政治與宗教制度上講求箝制的方法，其中以旗兵控制國內各宗族的手段，最為顯著。然旗兵最大的缺點，亦就在於兵民之間，在宗族上有鮮明的界限，在生活上也有懸殊的距離。清廷以為漢人納稅以奉養旗兵，旗兵習武以鎮撫各族，認為惟一的良策。殊不知兵農既分，則旗兵流於遊惰。滿族固舉族皆兵，然其風氣之所趨，乃到後來舉族皆成為浮食的遊民。到了太平天國時代，旗兵與綠營皆腐敗無能，於是湘勇淮勇遂為地方軍隊的濫觴。

滿清政府這種害人自害的對內政策，相沿至道光同治之間，遂致立國的精神淪沒，開國的遺規失墜，政治解紐，國防廢弛，瓦解土崩，大勢已成。於此時期，中國在列強侵略之下，遂造成了「不平等條約」，繼續不斷有加無已的國恥，卒使我國勢日蹙，而滿清皇室的本身，亦難免於覆滅。我 國父看了滿清這種對內政策，足以致國家民族於滅亡，所以自興中會至同盟會，即以此為革命的唯一對象。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 國父首先宣佈「五族共和」的大義，以解除國內各宗族的軋轢，而致之於一律平等的境域。由此以至於今日，我國民政府仍一本我國父的遺教，以及中國國民黨歷次宣言，一掃滿清對內的卑劣政策，務使國內各宗族一律平等；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賦與以宗教、文化、經濟均衡發展的機會，而增強其向心力與團結力，對於整個國家與中央政府，共同愛戴，一致擁護，和衷共濟，休戚相關；俾我中華民國，日益富強康樂，而三民主義亦得發揚光大於世界。這是中國國民黨革命的一貫精神，亦即是中國國民黨對內政策的唯一使命。

第二節 不平等條約的訂立與國民的反應

中外的不平等條約以清道光二十二年（公歷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為開端。南京條約是鴉片戰爭的結果。鴉片戰爭的失敗，是中國「第一個國恥」。南京條約就是這第一個國恥所造成的。由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的國際關係，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來說明。

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可以說是「第一個時期」，天津條約又是這個時期裡面的一個關鍵。這個時期，列強在中國開闢通商口岸，以通商口岸為基點，設立各種的特權。他們最初開闢的通商口岸是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就是所謂「五口通商」。他們取得的權利是他們的人民在領事裁判權之下，居住貿易，反客為主，並在協議關稅之下通商往來，漫無限制。其後英法等國，在他們各自企圖擴張商業勢力的地點，增開商埠，又利用滿清外交官吏的愚昧，增取特權。每一國在他和中國訂立的條約裡面設定一個新特權，其餘各國便援引「最惠國條款」的惡例，同享這個新特權所給予的利益。條約裡明白規定的特權，又可以由他們在文字上的解釋，加以擴充，或由他們造成「既成事實」，強迫中國承認，由此演出更有力的特權。即如租界，在中外條約上本沒有什麼特權的明文規定，後來變成了喧賓奪主的怪象，卻是由領事裁判權擴充而發生出來的。

何以說天津條約是這一個時期裡面的一個關鍵呢？南京條約訂立之後，列強在不平等條約之下，對中國通商，以廣州一口為最繁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經濟上思想上的影響，以兩廣為最深，民眾的反響，亦以兩廣為最烈。廣州的民眾，反抗開闢商埠，反抗外輪進口，情緒至為激昂。南京條約訂立後九年，為道光三十年（公歷一八五○年），洪秀全就在廣西的金田起事，由廣西發展到長江流域，幾至於顛覆滿清。正在這個時期，英法聯軍，襲擊廣州、攻略天津，進擾北平。清室昏憒，在聯軍強制之下，而訂立了這個天津條約。在此以前，清廷對外來的壓迫，一本其傳統的自大心理，藐視外國，以反抗洋人為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到了這個時期，清廷在國內民族革命，與列強的壓迫之間，加以權量，乃漸趨媚外，於是與列強所訂的條約，多已含有自動讓與的作用在內。而漢族的士大夫對於列強的認識，於此也有重大的變遷。在此以前，他們對於列強抱有自大的心理，亦與清廷相同。到了此時，其大多數還在浮誇蒙昧之中，鄙視洋務，不值一顧。而其一部分人士看出了西洋槍炮輪船的厲害，漸懷戒懼之心，乃主張模仿西洋，盛倡「格致」。當時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就是此後清廷新政的先驅。然而所謂洋務，初不過設工廠來仿造西洋槍炮與交通的工具，設學校來教習西洋的語言文字。而通曉語言文字，既不能算是外交人才，無整個計劃之製造輪船以至修海防，築鐵路，亦不過震於西洋之「船堅炮利」，並非為全部國防計劃與國民經濟打算。但是他們所籌的新政經費，多為皇室任意挪移，以恣其窮奢極侈之私慾。所有官員亦相率視新政為肥缺，舞弊營私，以圖自飽，「海軍衙門」在實際上忙於頤和園的內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成了有力的王公大臣掛名分肥的處所。到了甲午中日之戰，竟至一敗塗地。於是李鴻章奉命親赴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又加重了一個國恥。二百餘年來滿清上下積累而成的衰風敝習，遂暴露於天下。而日本軍閥對中國的蔑視，對亞洲的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

綜觀這個時期的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之後的各約共為一期，英法聯軍之後的各約又為一期。前一期的各約，重要的有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條約，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所謂虎門條約，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條約，咸豐元年中俄塔爾巴哈台通商條約。列強依這些條約取得各種的特權，要目如左：

甲、領事裁判權

（子）純粹外國人案件，中國官員不得過問。

（丑）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民事案件，由外國領事館先行調處，調處不成，則由中國地方官與外國領事官「會同審理」，公平訊斷。

（寅）中國與外國人之間的刑事案件，中國人由中國地方官按中國法律審斷，外國人由其各本國領事官按其各本國法律審斷。

列強既在中國設定領事裁判權，則中國的司法權為之破壞，國家主權亦因而毀損；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之間，交易往來，更不復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國計民生兩方面，皆受了致命的打擊。

乙、關稅協議權

（子）進出口之外國貨物，除茶葉木材金屬香料等值百抽十外，其餘一律值百抽五。

（丑）外國商船進口，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征船鈔五錢，百五十噸以下者每噸一錢。

自關稅協議之後，中國的經濟財政權於有形無形之中，完全操在外人之手，人民生計為之凋敝，而國家的命脈亦因而斷絕了。

後一期的不平等條約，重要的有咸豐八年（公歷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俄天津條約，咸豐十年中俄續約，咸豐十一年中德天津條約，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中葡天津條約，同治二年中丹天津條約，同治三年中西（西班牙）天津條約，同治四年中比北京條約，同治五年中義北京條約，同治八年中奧北京條約，同治十三年中秘華盛頓條約，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煙台條約，光緒六年中美條約。光緒七年中巴天津條約。列強依這些條約，增辟了沿海沿江多數的商埠，並增取各種特權，要目如左：

甲、領事裁判權

列強在這些條約裡面，除重申前述之領事裁判權各點之外，更確定下面兩種特權：

（子）觀審權

南京條約以後各約所謂「會同審訊」的一句話，原由於滿清官員翻譯約文的誤譯。到了天津條約訂立之時，列強即憑此誤譯，確定其觀審權：凡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民事刑事案

件，外國使領官派員觀審。

（丑）會審權

同治七年，上海地方官與英美領事議定「洋涇?設官會審章程」。自此以後，不獨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民刑案件由「會審公廨」會審，即租界內純粹中國人之間的民刑案件亦歸「會審公廨」會審，以後各國紛紛援例，而有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漢口「洋務公所」，哈爾濱「鐵路交涉總局」，鼓浪嶼「會審公堂」，都是這樣的畸形的機關。自列強駐在中國的領事官員取得了觀審會審特權，於是外人不獨消極的迴避中國的法律的管轄，亦且積極的干涉中國的司法；不獨消極的不受中國法院的審判，且積極的審判中國的人民了。

乙、租界

在這個時期，各地的租界先後劃定。除上海公共租界於道光二十五年劃定，上海法租界於道光二十九年劃定外，如光緒八年劃定營口英國租界，咸豐十一年劃定漢口英國租界，九江英國租界，鎮江英國租界，廈門英國租界，廣州沙面英國租界和法國租界，同治五年劃定煙台公共租界。

領事裁判權本來是對人的，不是對地的。自租界成立之後，外國的領事裁判權乃適用於其所劃定的地域，不啻在中國領土之內，設立了多數的國家。

丙、軍艦行駛停泊權

外國軍艦行駛停泊於中國沿海及內河各口岸，以前的條約原無明文，然而強曲解條約文字，已有行駛停泊的事實。天津條約以後的條約則有定為明文。

自外國軍艦自由行駛停泊於中國沿海及內河之後，中國不復有海防的存在，而通都大邑無不在帝國主義者「炮艦政策」之下了。

丁、海關稅務管理權

天津條約之前，上海海關已有外人管理之事實。天津條約以明文規定中國海關得邀請英人幫辦稅務，由此中國海關以英人為總稅務司。至同治三年清廷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布「海關募用外人幫辦稅務章程」，許總稅務司募用外國人，於是各口的稅務司都用外國人充任。

自外人直接管理我們中國的海關，不獨稅率受列強的支配，即稅款亦受他們的支配；不獨進口的外貨受其庇護，即出口的國貨亦受其檢查和限制了。

戊、協議關稅權

天津條約及其後各約重訂中國的關稅制，其要點如左：

（子）修改稅率，實行值百抽五。

（丑）規定子口稅為正稅之半，即值百抽二?五。

（寅）減船鈔為每噸四錢。

（卯）定十年修約一次。

此次修約的用意，在使外貨進口的關稅，依照實價徵收，貨價跌落，則稅價亦相隨減少，而子口稅的規定，更使外貨在中國各埠之間，可以自由轉口，而不致加重負擔。總之，中外不平等條約關於關稅的規定，每有一次修改，則其對外貨的保護，即必更加一層嚴密！

己、沿海貿易權、內河航行權

南京條約以後之各約所開各口，都是沿海的口岸，所以列強的輪船有沿我國海岸航行的事實，而未明訂於條約。至天津條約訂立的時期，條約上面始有明文規定。天津條約及其後各約，增開長江一帶各口，於是列強更取得內河航行權。

列強在中國既有沿海貿易權，及內河航行權，不獨外貨可以遍銷中國各地，並且中國航業的經營權，亦落在外人手裡；不獨外貨由外輪運輸各地，即國貨亦倚賴外輪為我運輸了。

自光緒二十年甲午之戰（公歷一八九四年）至八國聯軍，為中國國際關係「第二個時期」。列強乘日寇欺我之餘，競取中國的領土為租借地，畫分勢力範圍，或修蓋兵營，或建築軍港，或取得鐵路建築權，或取得礦山開採權。琉球、香港、台灣、澎湖、安南、緬甸、朝鮮淪亡的慘劇，尚在眼前；領土全部瓜分的大禍，復迫於眉睫。於此雪恥圖強的運動，奮起於中國國民之間。在此時期，士大夫亦漸知中國之所以衰敝，不單由槍炮輪船不如西洋，其主要的原因，在於政治的積習腐敗，而君主專制又為政治積弊的本源。要怎樣才可以改革政治？見到這一個問題的人士，答案又各不同。惟我 國父順應時代與民族的要求，主張革命，乃組織興中會於檀香山，招集同志，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積極進行革命。其它各黨各派都見不及此。即如康有為就維護君權的地位，組織「保皇黨」，主張立憲，造成光緒二十四年之「戊戌政變」。戊戌政變的失敗，更激起清廷的反動。以滿洲皇族為中心，一般保守派士大夫，諱談洋務，排斥新政。其愚昧頑固者，竟以符咒抵抗列強的武器，提倡愚民惑眾的所謂「義和團」，以招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公歷一九○○年）與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和約（公歷一九○一年）的國恥。

綜觀這個時期的不平等條約之中，中日馬關條約，實為改變中日過去平等關係為不平等關係的樞紐。這個時期的特點，則為滿清與列強之間的各租借地的租約，各鐵路借款合同，列強單獨發表有關於「勢力範圍」的宣言，以及列強彼此之間訂立有關「勢力範圍」的條約。今舉其要目如左：

甲、勢力範圍、租借地、鐵路建築權、鐵路附屬地、礦山開採權

（子）英國

在甲午之前，列強已有在中國領土上劃分勢力範圍的先例。英國於割取香港之後，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中英退還舟山條約，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島給與他國」的字句。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滇緬界務及商務專約亦明定清廷「不將孟連與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讓與別國」。甲午之後，光緒二十四年中英威海衛租借條約劃威海衛為英國租借地，九龍租借條約劃九龍為英國租借地。光緒二十五年英俄兩國相約劃長江流域為英國建築鐵路範圍。這時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兩省的採礦權。

（丑）法國

法國佔據越南之後，於光緒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島不割讓與他國」的保證，光緒二十四年又取得「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不割讓與他國」的保證。在這個時候，他先後取得延長龍州鐵路，建築滇越鐵路及開採兩廣雲南礦山之權。光緒二十五年，他又與清廷訂立廣州灣租借條約，劃廣州灣為其租借地。

（寅）德國

德國於光緒二十四年，與清廷訂立膠澳條約，劃膠州灣為德國租借地，並允德國建築膠濟鐵路，及開採鐵路沿線三十里以內的礦產。

（卯）帝俄

帝俄於光緒二十二年與清廷訂立華俄道勝銀行合同與東三省鐵路合同，劃東三省為其勢力範圍。復於光緒二十四年與清廷訂立旅大租借條約，租借旅順大連灣，並以續約取得旅大一帶鐵路礦山工商各特權。光緒二十五年英俄兩國相約劃分長城以北，為帝俄建築鐵路範圍。

（辰）日本

日寇於佔領我澎湖台灣以後，於光緒二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讓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帶與他國」的保證。

列強劃分中國各地為他們的「勢力範圍」，亦即為瓜分中國的準備。瓜分的慘劇，雖未實現，而路礦工商等權已經被列強分割淨盡了。

乙、租界

這個時期續劃的租界，光緒二十一年有天津德國租界，漢口德國租界，光緒二十二年有漢口俄國租界，漢口法國租界，杭州日本租界，光緒二十三年有蘇州日本租界，光緒二十四年有天津日本租界，沙市日本租界，漢口日本租界，光緒二十五年有廈門日本租界，福州日本租界。

丙、外國軍隊駐紮權

在這個時期，帝俄在中東鐵路一帶強制駐紮所謂「中東鐵路隊」。

從此以後，列強在中國就有了駐兵權。

丁、郵政洋員任用權及外國郵局

法國於光緒二十四年強迫清廷在郵局內任用洋員，而列強復各在中國自設郵局。從此以後，中國的通訊，就受了列強的控制。

戊、設廠製造權

日寇在馬關條約裡面，規定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繳納所訂進口稅」。其在中國各口所設工廠出品，依進口貨減免各項稅捐。其它各國援用「最惠國條款」，就都享有這個特權了。

中國的國際關係至辛丑和約遂入於「第三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作平行的競爭；在「第二個時期」，他們由平行轉入對峙，英日同盟與俄法同盟就是國際對峙的產物。八國聯軍之役，國際對峙的形勢，更盤旋於門戶開放與共同瓜分的兩種政策之間，而門戶開放政策，首倡者為美國，而英國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遼東半島的退讓。而帝俄在東北亦繼續其獨佔的企圖。於是光緒三十年（公歷一九○四），有日俄在中國領土之內的東三省鏖戰以劃分其勢力範圍的國恥。而日寇亦從此遂樹立他的大陸政策的初基，以為今日為禍於亞洲和世界的起點。

綜觀這個時期的不平等條約，如辛丑和約，光緒二十八年中英馬凱條約，光緒二十九年中美商約，中日行船續約，光緒三十一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光緒三十四年中國瑞典條約，均增設特權。其要目如左：

甲、使館界

辛丑和約規定，在當時的首都北京，劃定各國使館境界，由各使館共同管理和防守，這就是「東交民巷使館界」。在界內，有外國兵常川駐守，有特設的警察常川戒備，儼然成了「國家之內的國家」。

乙、外國軍隊駐紮權

依辛丑和約，除使館界由外國軍隊駐紮外，北京經天津至山海關鐵路，亦駐紮外國軍隊，來保護他們由北京通海道的交通線。並撤除我國在大沽口及北京至海口的一帶炮台，剝奪中國建設海防的權利。

丙、日本的「勢力範圍」

日俄之戰以後，日寇佔據旅順大連和中東路的南部及其支線。清廷以所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承認這種事實，致東三省南部所謂「遼東半島」，乃成為日寇的「勢力範圍」，而旅順大連亦成為日寇的租借地。

丁、租界

這個時期增辟的租界，光緒二十七年有天津俄國租界，天津比國租界，重慶日本租界，光緒廿八年有天津義國租界，鼓浪嶼公共租界，光緒二十九年有天津奧國租界。

戊、海關稅務管理權光緒卅三年，日寇取得大連海關稅務司的管理權。

己、關稅協議權

辛丑和約與馬凱條約對於關稅制度有所變更，其重要的項目是：

（子）將進口貨從價稅實行值百抽五，並兼用從量稅。

（丑）各口岸之常關收入，由海關管理。

（寅）規定裁厘加稅的辦法，即釐金裁撤後，進口稅可加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稅可加至值百抽七．五。

這些規定，仍以減免外貨對中國政府應繳的稅厘為宗旨。辛丑和約既搾取中國巨額的賠款，中國要付賠款，自必加重稅捐，然而外貨則享有減免稅厘的特權，因此賠款的負擔，皆加於國貨之上。從此國貨更無法與外貨競爭於中國境土以內了。

庚、關稅的支配權、關余的保管權

關稅為庚子賠款的抵押，故關稅由外人充任的總稅務司支配，即每年關稅攤還庚款之外的餘款，亦存入外國銀行，而由其管理。從此以後，不獨中國經濟的精華，為帝國主義者所吸收，即帝國主義者的餕余，亦為其所並蓄兼收，點滴無餘了。

辛、整理內河及使用外國引水人建造燈塔浮標等項之權

辛丑和約以北河（即由大沽進口之河）黃浦（即由吳淞進口之內）兩內河的修浚權，給與外國，並將通商各口使用外國引水人，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之權，給與外國。從此以後，中國重要的海港及內河的水道，其港汊的實情，險要的真相，皆為帝國主義者所熟知，亦且為其所控制，還說什麼海防呢？

在此時期，初則辛丑條約，賠款議和，清廷之威信固從此掃地，而人民的生計亦從此日蹙一日。中國在此險惡的瓜分潮流之中，雖因列強國際政策的轉變，徼幸於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懼外的心理，已達於極點，且因之進而發展其媚外的心理。繼則日俄之戰，日本竟勝帝俄，實予中國朝野以深切的影響。清廷既感於革新的潮流不可以強遏，乃不得不施行新政，於是廢科舉，立學堂，練新軍，設兵工廠，開造幣廠，修造船廠，並進而準備頒憲法，開國會，以粉飾其政治的腐敗，外交的屈辱，而欺騙國民。國民看了國家外患如此迫切，滿清的政府又如此昏憒無能，所謂立憲運動實際所得者不過清廷欺民的誥諭。於是　國父所倡導的革命主義，纔在蒙昧無知的無民族思想之社會中植其根柢。君主立憲派與保皇黨的信念日墜，革命排滿的怒潮日益趨於澎湃。舉凡清廷所設施的新政，學堂則為革命思想傳播之處，新軍乃為革命運動發源之地。一般國民對於 國父的革命主張，更加強信仰。國內的實際行動，以會黨為首；海外的聲援，以僑胞為主。內外情勢的激盪至此，革命風潮遂不可遏制。但因為革命運動的發展，而清廷更加倒行逆施。他抱定了「寧贈朋友，不給家奴」的卑劣政策，使國民認識帝國主義與專制政治兩重的壓迫，已融會為一體，而民有與民治的要求，事實證明其決不可分。革命即所以圖強，倒滿即所以雪恥。中經我 國父所創造的同盟會諸先烈提義兵，舉義旗，灑熱血，擲頭顱，前仆後繼，再接再厲；從此革命的目標，愈益鮮明，國民的心志，亦愈益集中。於是辛亥年（公歷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之後，全國響應，清帝退位，民國告成。其間外患內憂，相因迭乘，經過的波折雖多，而歷史的教訓惟有一個：非國民奮發不足以雪恥圖強，非國民革命不足以適應民心，齊一民志，以從事於雪恥圖強的工作。自太平天國舉義以來九十三年的歷史證明：惟有我們 國父倡導的國民革命與三民主義為我民族復興的惟一正確的路線。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戰建國，皆依此路線，不徘徊，不退轉，勇往邁進，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第三節 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敗的教訓

國民革命雖為一般人士所追隨，而一般人士對於國民革命根本的意義，認識仍然不深。他們知道了單是槍炮輪船的仿造，並不可以圖強。他們也知道了君主專制與封建割據，如果繼續下去，則國家必不能自強自立。然而君主專制既已推倒，五族共和，既已宣佈，他們便以為民族革命成功了。民主政治實現了。他們只知道摹仿西洋民主制度的形式，他們只以中央政府有總統，有內閣，有國會為滿意。他們不知道民族革命的對象，在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尤在於國民在不平等條約之下，養成驕奢淫佚的習慣，和媚事外國倚賴外國的心理。他們不知道民主政治的真理，更不知道民生主義為革命主要的目標。他們推倒了君主專制政體，他們卻不能夠改革君主專制政體之下養成的洩沓貪婪，偷生苟活的惡習；為學做事，不?實際，發言立論，不顧實踐的風氣。在這種心理與風氣之下，仿造西洋的槍炮，必至於用泥沙代火藥；推行議會制度亦必至於改約法，行賄選。即投身革命黨的黨員，積習既深，把握不定，一遭失敗，亦不免信仰動搖，志氣沮喪，畏難就易，行不顧言。所以中華民國雖在民國元年成立，而至中國國民黨改組時代，其間十有三年，不知道國民革命歷盡了幾多的磨難，受盡了幾多的挫折！撫今思昔，真不禁悵惘之深。這十三年間的經過，約而言之，可分為兩個時期來說明。

由辛亥革命起義到民國五年袁世凱之死，可以說是第一個時期。　國父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其志乃在廢除我們中國三千餘年君主政體，至於他建立民國的主張，並不以為只有總統，有國會，有約法，有內閣就算為民主政治。因此他把總統的地位讓給袁世凱。他主張革命黨人，應以純粹的在野黨致力於教育和實業，從國民心理和國民生活上樹立三民主義的基礎。黨中人士理解這個意思的極少。一般的眼光，集中於約法的文字，以為只要實行責任內閣制，就可以箝制袁世凱使其不能夠濫用總統的職權。又以為只要組織有力的政黨來運用國會，即可以支持責任內閣，使其達成限制總統職權的任務。他們更從形式上摹仿英美政治，以為只要有兩大政黨並立，就是民主政治的雛型。殊不知兩大政黨雖一度組成，並無補於國會職權的提高。即令有多數黨人在國會裡面作法律上的活動，也不足以樹立責任內閣，更不能支持責任內閣，以對抗袁世凱那樣濫用職權的總統。袁世凱所顧忌的不是國會，而卻是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革命黨的勢力。故自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於贛粵閩以後，解散國會者，就是國會所選出的總統，副署解散國會的命令者，亦就是對國會負責的內閣總理。待到國會一經解散，那副署命令的內閣也就坍台。從此以後，所謂國會，所謂內閣，乃至於約法的本身，在袁世凱的手，任意扮演，任意擺佈。而我們國父早已看出了袁世凱必推翻約法和他帝制自為的野心，所以自宋教仁被刺案發生之時，立即主張問罪討伐。可惜當時黨中幹部同志理解　國父主張者又是很少，而且精神頹喪，並無決心，只有坐待袁世凱借款備戰，策畫完成，任其宰割，於是革命遂遭慘敗。民國三年， 國父乃於一般同志沮喪之餘，以嚴密的紀律，組織中華革命黨，堅決的貫徹國民革命的宗旨。比及袁世凱洪憲稱帝，則全國國民又信仰 國父當時革命主張為不我欺。換句話說，歷史的事實又證明了惟有國民革命是中華民族復興最澈底的路線，也就是最正確的主張。

袁世凱之死，使國內形勢，轉入第二個時期。全國的軍閥由分化而入於混戰。北洋派武力統一的夢想無從實現。封建割據的面幕之聯省自治運動亦毫無結果。軍閥政客交織而成的政治局面，走到了窮途末路。國民革命從這個最黑暗最悲慘的階段裡，獲得了一線的生機。在此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綿亙四年，主要的戰場，在歐洲大陸。英法德義俄土諸強正集中全力於歐洲的戰場。他們的人力、物力、財力都消耗在戰場上面。美國正向歐洲貸借戰費，運送物資，最後也派遣軍隊參加大戰。於是中國國民在心理上，激起了絕大的希望和絕大的自信。以為中國從此可以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自立自強以進於獨立自由。而且在經濟上，中國的新工業，一時繁盛起來，尤以紡織業得到順利的發展。清末以來，中國的國際貿易，常為入超，至此卻轉為出超。社會經濟的好轉，更加增強國民的希望與自信。然而軍閥政客，不識現代政治與經濟為何物，更不能順應國民的要求，不能發揚國民的意志，竟造成更大的國恥：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初則利用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提出所謂「二十一條」，繼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締結所謂「中日軍事協議」，向中國的領土進兵。日軍復擅自攻取青島，並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路礦權利。這些國恥，違背我國民的希望，侮辱我國民的自信，激起我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五四運動就是這種要求最鮮明的表現。在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之下，軍閥官僚的政治，只有沒落的一途。就是白紙黑字的各種憲法運動，也不值國民的一顧。皖系的勢力既倒，直系奉系的勢力也得不到國民的支持。賄選事件，更不啻直系軍人自掘墳墓。事實發展至此，除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以外，再沒有第二條道路，可以順應國民的希望，代表國民的要求，集中國民的信心了！於是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勢力，乃順乎天而應乎人，隨世界潮流的洶湧澎湃，全國一致集合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萬眾一心，起而奮鬥，力求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以奠定復興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初基。

綜觀這個時期的不平等條約，以日寇所提「二十一條」最為凶狠。最為毒辣。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又進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變為獨佔政策了。現在略舉其要目如左：

第一號是關於山東的各條。

第一號的四條，要求北洋政府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即膠州灣和膠濟路及其沿線採礦等權利，讓與日寇；並劃山東及沿海一帶土地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他國」；又要求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的鐵路建築權；開山東各主要城市為商埠。總之，日寇要劃山東全省為他的「勢力範圍」。

第二號是關於東三省南部與內蒙東部的各條。

第二號的七條，要求延展旅順大連灣和南滿與安奉兩鐵格的租借權九十九年；要求日本人在「南滿」和「東蒙」享有土地所有權或租借權，居住往來經營工商業之權，及採礦權；要求在兩地聘用日人為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要求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之權，並不許他國在兩地築路或投資。總之，他要劃東三省南部及內蒙古東部為「勢力範圍」。

第三號是關於漢冶萍公司的各條。

第三號的兩條，要求漢冶萍公司由中日兩國「合辦」，並要求漢冶萍公司各礦附近的礦山，概歸日本人獨佔開採和經營。

第四號和第五號是關於中國全國的各條。

第四號的一條，要求由日寇獨佔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第五號的七條，要求中國聘日人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在中國內地享有土地所有權；合辦中國的警察；供給中國的軍械併合辦中國的兵工廠，取得武昌與九江南昌，南昌與杭州，南昌與潮州之間的鐵路建築權，劃福建全省為勢力範圍；及日本人在中國宣教。總之，日寇要獲占及中國的全國，為他的藩屬和奴役。

「二十一條」的提出，固使國人為之共憤，世界為之震驚，然而考其作用，實與歷來中外不平等條約，並無二致。舉凡中國政治、法律、軍事、警察、賦稅、交通、礦產、鹽務、宗教、教育，一切立國所需文化、國防經濟的要素，在精神與事實上，早已在各國累次所訂的條款，出賣斷送，分割無遺了。而「二十一條」乃是把列強所分享的特權，集中而加強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而由他來獨佔，來壟斷罷了。所以我常說「二十一條」的精神，實際上乃是集各種不平等條約的大成而已。 國父說：「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看得見的，經濟力的壓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覺。」我們也可以說：往日各國零星片段，陸續不斷的壓迫滿清和北京政府訂立他亡國賣身的條款，一般國民是不易生感覺的。而像「二十一條」這樣整個明顯的條款，是容易看得見的。因為看得見的壓迫，就激起了國民全體的公憤，一致的反抗。殊不知過去滿清和北京政府與各國所訂這些不生感覺的亡國賣身的契券，卻在國民麻痺之中，敲骨括髓的危險，比之「二十一條」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三民主義的革命，一方面要與日寇獨佔的侵略作生死的鬥爭，而同時一方面對於其它各國屢次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亦同具恐懼的心理，非要求他徹底的廢除不可，亦就是這個道理。

SD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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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6-03-24, 03:35

第三章 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

第一節 不平等條約對政治和法律的影響

國家的憂患與國民的痛苦之所在，即為我們國民革命的要求的起點。革命失敗，則國家的憂患與國民的痛苦只有加深。辛亥革命時期，中國未能由破壞而進於建設。第一歐戰時期，中國又未能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進於國際的自由平等。民國十年華府會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太平洋國際關係再建的機緣，北京政府仍不能充分把握這個機緣，作積極的奮鬥。九國公約雖確定門戶開放領土完整的原則，而不平等約上重要的項目，如收回租界，撤銷治外法權，撤退外國駐軍，或否決，或遷延，都不能獲得確實的解決。中日之間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的訂立，尤歷盡困難而仍不能徹底。於是門戶開放領土完整的原則，適足以加深中國國民倚賴外國而自恃不亡的怠惰心理。

自天津條約後，滿清的專制與帝國主義的侵略，由對抗而轉為勾結。辛亥以後，軍閥的專橫和割據，與帝國主義者的關係，更進一步，其事實尤為顯明。袁世凱的帝制，與日寇的二十一條件，本有交換的意義。大隈重信「贊助中國帝制」的談話，更顯然助長袁世凱的野心。這是我們熟知的一個實例。

帝國主義者除以各種威脅和利誘的手段，勾結軍閥取得特權之外，其它直接干涉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尤以邊疆問題為最著。外蒙古受帝俄的操縱，在滿清宣統三年宣佈獨立，內外一切實權，都歸俄人掌握。俄國革命之後，蒙人撤銷獨立，實行內向，歸還中國。其時正日寇利用所謂「中日軍事協議」，策動蒙匪和白俄，以窺我外蒙。西藏問題一樣受外來的影響。藏人與川滇的衝突，亦為英人所利用。而英人之操縱達賴，與俄人之利用班禪，事正相同。我在民國元年「軍聲雜誌」中公開的表示說：「征撫蒙藏，不可僅視其形勢之難易，狀況之利害，拘泥於戰術之一隅而已。要當深省英俄之現況與關係於蒙藏之如何而決定……當英俄要求干涉之際，吾國雖無力宣戰，亦宜據理力爭，要求其歸還我國主權。……何吾政府計不出此，一再隱忍，甘為退守，喪權辱國，莫此為甚。」這一段話，把當時中國邊疆問題的癥結，明白的指了出來。

邊疆如此，內地又何嘗不是如此？戊戌政變之後，慈禧（西太后）對廢立問題，已有受列強駐華使節干涉的恐怖。這種恐怖，即為「義和團」事件之由來。在袁世凱帝制自為的時期，日本即在幕內從中鼓勵，而他在表面上卻明加警告和非難，你看帝國主義者的用心與手段是如何的陰險與毒辣？當時慈禧的昏亂，袁世凱的悖逆，固為中國國民所共棄，然而列強的干涉實開實際的惡例。而北平的使館界，東北的鐵路附屬地，津滬的租界，實為干涉內政的策源地，保僑護商又為其干涉內政的口實。其干涉地方事件的實例，最著者是民國十四年郭松齡事件，日本帝國主義者出兵於南滿鐵路附屬地，阻止郭軍通過，這一件事使日閥對東北的操縱，又更進了一步。

帝國主義者在各地秘密的活動，實為民國成立後軍閥混戰最大的原因。治外法權足以掩護其間諜和特務人員。租界租借地和鐵路附屬地等特殊地域，與列強賦有特權的鐵路航線，又足以供軍火儲藏與販賣以接濟土匪助長內亂的便利。我們還記得北平的使館界與北寧路上國際列車，及天津的租界，在北京政府時代，是軍閥政客策動政變的大路通衢：成功由此，失敗亦由此，上台由此，下野亦由此。至於大連豢養滿蒙的王公顯宦，津滬收容失意的軍閥官僚，使其俯首充作外人的傀儡，隨時供帝國主義利用，而恬不知恥。最可痛心的就是本為中國領土，而中國的國法不得行施，中國的軍隊不得通過。足見不平等條約之為害，不只是使我國將不國，而且使我民亦非民。真使我們中國人格喪盡，廉恥掃地。試問有這種不平等條約存在，中國政治如何能上軌道？中國經濟如何能夠建國？言念及此，能不痛憤！

不平等條約且更進一步積極破壞我們中國的國防。清光緒初年，李鴻章籌辦海防，一方面訓練海軍，一方面在重要的港口建築炮台。甲午之戰，北洋海軍失敗了。辛丑條約更以明文規定，削平「大沽炮台及有礙京師至通海路線之各炮台」。於是首都的防衛，根本廢除，而國家自衛權，亦完全放棄了。

外國與英美法日的天津條約，既許外國軍艦駛入中國任何港口，並在通商各口岸停泊，其它各國亦依「最惠國條款」享有這種特權。由此中國的領海與內河，任憑外國軍艦行駛停泊。而中國至此，真所謂「堂奧洞開」，而帝國主義者乃亦「行所無事」。他們集中的港口，都是經濟發達的都市，或為政治文化的區域。遇有交涉事件發生，外國的海軍可以卸下炮衣，威脅中國的官吏和商民，強制中國政府或地方官員承認他們要求的條件。在「炮艦政策」之下，中國只好聽他們予取予求。

外國軍隊在中國領土上駐紮，有依條約，與不依條約的兩類。租借地駐兵，與辛丑條約所定使館界與北寧路沿線駐兵，是依條約的。其餘外國駐兵都不是條約明文所規定。如中東路俄國駐兵，南滿路日本駐兵不獨駐兵不見條約的明文，即「鐵路附屬地」亦為曲解條約所造成的事實。租界駐兵更不見於條約，亦是由事實發展而成的。

外國領事館警察及租界警察，同樣為條約明文所未定。因各國領事借口於領事裁判權的行使，必有警察執行判決，乃設置警察；而上海租界「會審公堂」的警察之外，竟還有「工部局」的「巡捕房」。

軍警的配備更使「使館區」與「租界」成為中國「國家內的國家」。中國國家裡面，從此發現了許多的國家，設立了許多的政權。而外國軍警的活動又不限於界址以內。軍警的數量與職務，更超過了領事法庭執行判決的需要。日寇在東北的軍警，尤肆橫行。如民國五年的鄭家屯事件，八年的長春事件，福州事件，九年的廟街事件，琿春事件，都是日寇駐紮中國領土上的軍警，任意行動，任意鎗殺中國人民，任意鎗擊中國軍隊的實例。此外，租界警察與外國軍隊威脅中國軍隊，鎗殺中國人民的事實，亦指不勝屈。例如民國四年的老西開事件，十四年上海公共租界的五卅事件，漢口租界的慘案及廣州沙基慘案，這尤其是國人熟悉深記的恥辱。

在中國領土上面，帝國主義者的軍警，可以向中國軍警商民任意開鎗。而中國軍警睜目舉手不得還擊。否則中國軍警如有動作，帝國主義者就以戰爭相恫嚇。他們的軍隊立即出動，各國的炮艦同時升火；他們的強硬外交文件，乃至於「哀底美敦書」即相繼而來。中國政府與民眾相習於懼外，奸吏愚民復乘機活動；而豪家富戶的資財更要立即搬移到租界內，托庇於外國軍警保護之下，相沿既久，則中國的銀行、倉庫、貪吏、巨商，都以租界為安身立命之區。因而少數外國軍警，原不過帝國主義者的象徵，而對於中國的社會政治，竟有搤吭扼喉的威力。故帝國主義者恫嚇與射擊之來，中國官兵不僅無還擊的勇氣，甚至無還擊的想念。國運的悲慘，竟到了這個地步！軍人精神受了不平等條約的壓，國家觀念亦因之消失無遺了。

列強對於中國收回法權的運動，常以中國司法制度與監獄制度不良為口實而加以反對，或予以延宕。然百年來中國司法權不行於外國租界。所以租界竟成為犯罪者的淵藪，由此以破壞中國法律的威信與尊嚴，損害中國人民守法的習慣。而租界裡面的法庭和監獄，對人命法律的輕，對訴訟程序的玩忽，比之中國的法院與監獄，其缺點更不勝枚舉。尤其是租界巡捕房對於華人的虐待，慘無人道，不忍卒述。華人被捕之後，即使經過公開的審判，受審之後亦不易獲得公平的判決。其富者可以重金交保，逍遙法外；其貧者則在刑訊與虐待之下，沉冤莫白。其慘酷黑暗，即在中國改良司法制度與監獄制度以前，亦所罕見。中國官員對於外國人的訴訟固無權過問，即對於租界捕房之內的中國人民，欲探問其冤枉拷剝，黑暗痛苦的情形，亦不可復得，更無法使中國人民受我本國法律的保護和制裁。由此可見不平等條約對於中國司法的影響，不獨損害中國人民的正義與人權，亦且破壞世界人類的公理與人道。所以收回法權與關稅自主運動就成為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中的兩個基點。這是中國國民所一致要求的亦是中國國民革命最重要的目標。

第二節 不平等條約對經濟的影響

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亦以外國租界與駐兵區域為根源。協議關稅與治外法權可以說是列強經濟侵略的兩翼。而內河航行權，沿海貿易權，口岸設廠權，鐵路建築權，礦產開採權，以及銀行紙幣的發行權，更助長他們經濟侵略的影響，使中國經濟受莫大損失，乃至於整個國民經濟陷於畸形的狀態。

國父指示我們說：「經濟力的壓迫，比較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厲害。政治力的壓迫是看得見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通都不易生感覺。」 國父首先指出海關受外人管理及關稅與外國協議的損失。自辛丑和約規定中國對列強的賠款，中國海關稅收就作為抵押。於是海關的管理權落在外人手裡，就是關稅中償債所餘的餘款，所謂「關余」，也不免受外人的支配。其次海關稅則由列強協定，致使外貨進口，稅率極低，而中國的生產事業，不能受關稅的保護，以自維其生存和發展。其結果外國貨物充斥我國內市場，本國貨物反而不能推銷。於是固有的手工業從此衰落，新興的機制工業亦無法繁榮起來。所以在國際貿易上，入超的趨勢與年俱進，中國的經濟祇有枯竭了。海關之外，鹽務由外人稽核，鹽稅由外人支配，重要的鐵路由外人管理，重要的航業由外人經營，即全國的郵電亦由外人監督。凡於中國經濟與交通上重要的事業，無不掌握於外人之手。其結果中國不獨是民生凋敝，並且整個國民經濟都受帝國主義者的操縱。其次 國父指出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紙幣，使中國又受一重大損失。然而本國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卻要信用他們外國的紙幣。於是外國銀行就用他們的紙幣，換取中國的物資。此外國父指出外國銀行的存款，更是中國所受最大的損失。中國人把錢存到租界裡的外國銀行，外國銀行即以中國人的存款向中國投資，吸取利息和利潤。此外租界的賦稅、地租、地價、和投機事業，以及外國人在中國的營業，皆恃其不平等條約的特權，侵奪中國的利益。綜計各種的損失，使我們社會事業疲敝不堪，使我們人民生機日竭一日，遊民盜匪因之日多，而國勢就亦從此日蹙了。

我們中國的經濟重心，在歷史上本有三期的演變，秦漢時期，經濟最發達的處所，是在黃河流域。自三國以至於隋唐，黃河流域的經濟，稍形衰落，長江流域的經濟發達起來。由宋到清，國家逐漸仰給於東南的財賦。元朝亡後，歐亞兩洲陸路的交通中斷，中國西部的都市日就衰。西葡荷英諸國海上通商的活動，直達我沿海的各區，東南的都市相繼趨於繁盛。所以千年來中國大一統的規模，大體上可以說是「以東南之富，養西北之兵」。然而我們立國的基礎，本是農業。全國的農業，除邊疆省區外，分佈既不失均衡，故全國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遠。政府對全國交通的計劃，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經濟的趨勢，雖起自河流而傾向海岸，然而建國的成規，並不見有什麼偏枯的現象。自從不平等條約訂立以後，各埠的租界為新興工商業的中心，年復一年，成為我全國經濟精華所薈萃。鐵道航路，以通商口岸為起點，向內地伸張。我國固有的手工業破產，農業亦開始衰落下來了。在農村貧困之中，溝洫失修，堤防頹廢，災荒所至，邱裡為墟，這都是受不平等條約的影響，真使我們「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亡於四方」。然而租界裡面，順利發達的，祇是推銷洋貨，經理原料的買辦商業。所以這些口，市場雖極繁榮，建築雖稱富麗，人口雖漸集中，而生產事業不能發達，因亦不能容納農村散亡的人口。人口過剩的趨勢，造成土匪，造成流寇。兵災匪患，又驅使內地的游資，集中於這些口岸，尤其是租界的市場。生產事業既不能吸收游資，於是投機行為，風起雲湧。這種行為，並沒有生產事業做基礎，以致盛極必衰，造成錢莊風潮，交易所風潮，信託銀行風潮，標金風潮、接踵而來的破產慘劇。

國防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重要部門。國防經濟建設，須以國民經濟為基礎。在如此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之下，國防經濟建設固無由?手進行；而國民經濟畸形的發展，與國家自衛的需要，亦不能適應。我們的工商業，以租界駐兵區為中心，最繁榮的租界駐兵區大抵在沿海的口岸。大連、天津、膠州、上海、廈門、廣州各都市，無一不在帝國主義者「炮艦政策」控制之下，尤易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封鎖。重要的交通幹線，即以這些易受封鎖的都市為據點，貫通內地各區。而我內地各區之間又缺少彼此往來的現代交通工具，甚至於內地各區彼此往來，還要經由國境以外的外國鐵路和航線。於是中國的國民經濟，割裂為幾個區域經濟，每一區域以一兩處租界駐兵區為中心，受其支配，恃為門戶，試想在這種經濟狀況之下，中國若與帝國主義者作戰，則帝國主義者封鎖我少數口岸，即足以停滯我全國經濟的命脈，阻塞我國內交通的血管。在這種經濟狀態之下，國防無從說起，這是最顯明的事實。

我們中國的經濟受了不平等條約這種影響，所以造成了國不自保，而民不聊生的危機。

第三節 不平等條約對社會的影響

不平等條約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可以從社會組織和社會風氣看得出來。現在先說社會組織所受不平等條約的影響。

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在血統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鄉社。兩方面的系統都很分明，兩方面的訓練和教育，亦最為古來的賢哲所致力。由個人日常生活的箴規，推而至於家，則有家禮，有家訓；推而至於族，則有族譜，有族規。在保甲則有保約，在鄉社則有鄉約和社規。其自治的精神，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社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榖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言防盜緝奸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群力從事於修築和疏浚。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禮運所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常活躍於中國固有的實際社會之中，而表現其具體的成績。百年來中國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農村生活日趨於衰落，而都市生活復日趨於浮華。家族鄉社的組織，為之分解。自治的精神喪失，代之者為自利與自私。互助的道德淪亡，代之者為鬥爭與傾軋。一切公共的設備，昔歸廢弛。一切公共的業務，無人過問。不獨社會喪失其自動自發興利除弊的能力，即國家亦喪失其嚴肅整齊施政立業的基礎。

至於社會風氣，五千年來尤為我國先聖先賢所終身倡導和致力不倦的大業。他們知道社會風氣的轉移，足以影響國家的治亂與民族的存亡。所以他們盡心於「樹人」，致力於「種因」，以煦育忠厚篤實的人才，涵養溫和質樸的習尚。所以歷史上雖治亂相乘，興亡遞見；然而社會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勞儉樸，崇禮尚義，明廉知恥。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久存於世界，此實為其基本原因。但最近百年來中國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社會風氣日趨於敗壞。我們分別檢討社會上的習尚，立即可以看見一般國民無秩序的惡習，則表現其放蕩浪漫的現象；無條理的頹風，則表現其雜亂糊塗的現象。人人不篤實，事事不敏捷。處處皆見其輕浮虛偽，與疲玩怠惰的心理。因循苟且，徘徊瞻顧，喪失信念，不下決心。損人利己，重私輕公，不知社會國家為何物。禮義掃地，廉恥蕩然。民族道德之墮落，可以說莫此為甚！

古人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每一個國民，必須在日常生活之中，檢點他的思思行為；去私尚公，盡己為人；事事以國家為前提，處處以民族為本位；質樸無華，誠實不欺；纔可以盡人生的意義，為社會國家謀幸福。更要知道：歷史上聖哲英雄，沒有一個不是有功於社會國家，然後受國人的崇敬的。他們的思想行為，就是社會上是非善惡的標準。所以我們要傚法聖哲，要崇拜英雄，更要「尚友古人」，以培養自己的德性，砥礪自己的氣節。近百年來，中國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國民的日常生活，陷溺於頹風惡習之中。於是各人以其私利定是非，以其私慾定善惡。合於私利者為是，合於私慾者為善。於是刁玩者得勢於鄉里，狡獪者橫行於都市，以公共的安全與他人的幸福，供自己欲利的犧牲。學說政論，更從而加以文飾，或進而予以利用。文飾者以利慾為個人的自覺而頌揚之，利用者藉利慾為社會的鬥爭而煽動之。傚法聖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風氣，不獨趨於消，亦且受人鄙棄。更相率以歌頌外國的人物，敝屣祖國的歷史。共信淪亡，自信亦失其重心。民族因此成為一盤散沙。國家由是陷於分崩離析。殊不知民族國家瀕於危亡，則個人的生存即無所寄托。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言念前途，能不戰慄，能不慚愧！

第四節 不平等條約對倫理的影響

租界與領事裁判權對於中國的倫理，更有無窮的惡影響。我們知道南京條約訂立於「鴉片戰爭」結束的時候。鴉片戰爭的起因，是由於湖廣總督林則徐禁止鴉片輸入廣州。當時鴉片進口每年值銀二千餘萬兩至三千餘萬兩，真有如黃爵滋所說：「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林則徐又痛心的說道：「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中國失敗於鴉片戰爭之後，海關對於鴉片與其它毒物的進口，既無法制，而租界與領事裁判權更為其運輸與儲積的掩護。即令國家法令嚴禁吸食，而租界為國法所不及，吸食仍可以公開。且自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國領土的野心，以毒化政策為其實施的手段之一種。這種毒辣陰狠的手段，因為有不平等條約的掩護，中國政府事前無以預防，事後亦無法加以裁製。其毒化的方法，愈趨於簡單，毒化的程度，亦愈趨於深重。鴉片之害不及紅丸，紅丸之害又不及白面。在東北與河北山東，若干區域，幾至於全鎮全村，沒有不吸食白面的人。即在沿海與長江流域。日人販毒。亦深入於川鄂。日寇更驅策朝鮮人橫行天津，台灣人橫行福建，各以販毒為專業，以毒害我國民，非使我國亡種絕而不至。

租界不獨為毒化的策源，亦且為娼賭盜匪的淵藪。以言娼妓，則由於農村生活衰敝，內地經濟蕭條，人口向都市集中，而都市仍難尋職業，以致流民賣兒鬻女，淪於魔窟，姦淫誘拐，習以為常。於是百年以來，凡是繁華的市場，即成糜亂的地獄。以言賭博，則為害不止於豪富，亦普及於貧民。豪富固蕩產傾家，貧民亦喪身沽禍。賭風所被，社會秩序蕩然無存。馴至於國民的心理麻痺，倫理滅絕，而賭風的扇揚更不以賭場為止境。由彩票以至於市場上各種投機行為，舉凡不依於生產交易的法則，徼幸於不確定的條件，以求意外的贏餘者，無不是賭博的風習。租界為游資所匯聚，租界復無充分正常的產業以運用游資。於是人無論富貧，皆相率而活動於賭博，浪費於妓館，麻醉於毒物。破產傾家之後，流為盜匪，仍復以租界為淵藪，肆意橫行。中國五千年來，重勤勞，尚儉樸，布衣蔬食，女織男耕的風氣，在煙賭娼妓盜匪的租界流風之下，乃洗掃淨盡。

我們中國古來的倫理哲學，對於人類社會相系相維之道，有詳密精深的研究。社會的組織雖有不斷的演進，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長幼之序，乃至鄰里相恤，疾病相助，實為社會生活不變的常理。百年來，租界流風之所至，一般人士對於這些常理，不但忽略，亦且鄙棄。於是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尊卑長幼之間，鄰里鄉黨之際，不復有相親相愛之心，更失其互助合群之誼。遇事惟物質的利益是圖，隨處無道德的標準自律。義之所在則推諉，利之所在則交征。上下相蒙，左右相欺。老弱無所顧恤，貧病無所　濟。視骨肉如路人，視同胞如敵寇。甚至於認賊作父，靦顏事仇，逆倫反常，而不自知其非。舉中華崇禮尚義之邦，使化為寡廉鮮恥之域。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中毒之深，一至於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國民道德日就於衰敗，且更影響於國民的體格，使其日就於萎弱。都市裡面無數的失業民眾，體力固易於耗竭，即一般的商民，沈溺於浮華頹廢的生活裡面，其身心的健康，也只有衰退下來。最迫切的危機，則為一般學校青年健康，不易保持。學校的體育，既不能遍施於全校的學生，學校的德育，復久已為校長教師所忽略，校外浮華頹廢的生活，引誘學校青年，使其陷溺；刺激學校青年，使其頹靡。而都市傳染病花柳病又從而襲擊其生理的組織。身心頹敗的青年，出校以後，如何能夠昌明學術，改造民風，使之擔當國家的任務，振興社會的事業？國家的敗亡，民族的衰落，誠不知其所止。

第五節 不平等條約對心理的影響

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國民心理的影響，是與政治經濟軍事的影響一樣的創巨痛深。有些人列舉外國人在中國各地傳教興學的事實，以為這就是文化侵略。又有一些人看見外國人在中國設立的學校，有許多辦得很好，對於社會民眾未始無益，便以為我們中國並沒有受所謂文化侵略。我以為這兩種說法，都沒有明瞭近百年來中國思想與文化問題的焦點。

從歷史的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民族德性，是自尊而不自大，自謙而不自卑的。所謂「高而不亢，謙而不卑」，正是我們民族德性的正確說明。我們中華民族對於外來的宗教和學術，即根據這種德性來定其趨向和態度。

就宗教來說：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自成為崇高的體系，比之於世界上任何派別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中華民族仍虛心接受外來的宗，且能夠擷取外來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與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互相發。因此，魏晉以後，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輸入中國；宋元時代，伊斯蘭教輸入中國；明末清初，基督教輸入中國，皆有裨益於中國的學術思想。中華民族能夠如此，所以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歐洲中古時代那樣的宗教戰爭。近百年來，基督教在中國，對於科學知識的灌輸，與社會風氣的改革，都有良好的影響。太平天國的革命，以基督教義為思想的根本。即國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種而植其因。然而近百年來，基督教的教會，因為他有不平等條約的憑借，享有特殊的權利，而且不注意中國國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視外人傳教為文化侵略，致其疑慮，甚至加以仇視和反對。這是基督教會受不平等條約的舊影響，以致教義受了莫大的損失。所以我嘗說，不平等條約對於基督教會，只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就是這個道理。

若以中國固有的學術而論，中華民族的智能，在歷史上著有偉大的奇跡。如河淮江漢的疏導，遠源於大禹。長城宏偉的建築，成就於秦朝。運河的開浚，完成於隋代。其它如指南針、火藥、武器、印刷文物，尤其是律數音樂醫藥以及各種機巧的工藝發明，只要翻閱我歷代的史實，就可以看出我們中國學術的興盛和悠久，當非現代西洋任何強國的歷史所能比擬。雖然如此，但是中華民族對於外來的文化和學術，仍能盡量的吸收和接受以求進益。惟其能夠如此融會各種的文化，所以他的文化愈能博大。惟其能夠如此吸收各種的學術，所以他的學術乃能日新。然而中國文化與學術自有其固有的系統。中國能夠吸收各種的文化和學術而融會貫通，就是以這個固有的系統為中心的。中國能夠以這個固有的系統為中心，融會貫通各種的文化，所以外來的文化移植於中國，即成為中國的國計民生的一部分。亦惟外國的文化能成為中國國計民生的一部分，而後可以長存於中國文化之中，近百年來，西洋的科學對於中國文化，實有很大的裨益，這是不能不承認的。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以為外國之所以富強，在於鎗炮輪船，就去學習外國的鎗炮輪船製造的技術。甲午之戰以後，中國人又考察外國的社會政治制度。西洋的社會科學名著，始有中文的譯本。西洋社會政治學說的介紹，亦始見於雜誌和報章。自此以後，幾十年間，中國的應用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介紹傳習比較觀摩之中，都有進步。有些部門，且有偉大的發明，以貢獻於世界學術之林。科學的權威，且能屹立於中國的學術思想界中。

然在另一方面，近百年來，中國的文化，竟發生了絕大的弊竇。就是因為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極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固有文化的遺產。要知道我們中國自鴉片戰爭，經甲午，歷庚子，以至於辛亥革命，國民一致的要求，是雪恥圖強，國民一致的努力，是富國強兵。質言之，我們當初要學西洋的文化，是不甘於做奴隸。所以我們對於西洋的文化，應為中國的獨立自強而學，亦當為中國的獨立自強而用。最不幸的就是辛亥以後，一般國人雪恥圖強的志氣，亦隨革命的失敗而消沉，而不平等條約的影響，更隨我革命的失敗而加深。國民於不知不覺之中，養成了捨己耘人，重外輕內，倚賴盲從的風氣。於是中國人本為不甘心做奴隸而學西洋的文化，然而結果卻因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覺之中做了外國文化的奴隸了。

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學子，喪失了自尊與自信。其流風之所在，一般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的。他們崇拜外國是一樣的，其所以各成派別，是由於外國不止於一國，外國的學說也不止一派。他們各仿一國，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門戶，入主出奴。各國的學說，既不斷的變遷，所以他們無論那一派的學說，也是不得不隨之不斷的變化的。他們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時，他們的主張，也能鼓動民眾。但是他們的思想和主張，在客觀上是與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應的；而在主觀上更並無什麼根，不過是人云亦云，所以不能不跟?他人的尾巴隨時搖擺，隨時變化，而其所變化的又都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東西。所以他們領導的各種學說和運動，只能暫而不能久，而且沒有不是自誤誤人，潦倒一生的。試回想辛亥革命以來，流行一時的學說和政論，沒有一派不是因襲外國的成說的。民國二年國會制、內閣制、總統制之爭，只是英國、法國、美國中央政制之爭。民國九年單一國與聯邦國之爭，也只是法國與美國地方制度之爭。袁世凱的帝制，惟一的依據是美國人的一篇論文。曹錕的賄選憲法，又何嘗不以德國的「威瑪憲法」為藍本？至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其結果他們的效用，不過使中國的文化陷溺於支離破碎的風氣。在這種風氣之下，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纔易於實施。於是中國的學系政，或明目張膽，或旁敲側擊，或有意，或無意，以帝國主義者的立場為立場，以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為利益，幾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學何為和所為何事。甚至對社會作宣傳如此，對國民施教育亦如此，而使國民把帝國主義者不平等條約對我國的侵略和壓迫，視若固然，漠然無動於。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我們國民應該及時覺察，徹底改革，方得救國自救，以造成一個獨立平等的中國和自立自強的國民。

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第一節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和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

國父自民國三年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以來，有鑒於革命屢次之失敗，深知非健全黨的組織，不足以順應國民革命的要求，乃於民國八年十月，改定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十二年一月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十二年十一月即發表改組宣言，十三年一月乃開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改組始告成功。

三民主義是國民革命永遠不變的最高原則。　國父在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裡就這一點指示我們說：「我們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永遠不變的，要大家自始至終去實行。這個主義在同盟會沒有成立以前已經是確定了，成立同盟會要實行這個主義，後來推翻滿清以至於建立民國也是為了實行這個主義。」所以國父在改組中國國民黨的時期，惟致力於訂定實行主義的方法。 國父說道：「無論做什麼事，成功都是在好方法。方法自何而得呢？是自學問智識而得。先有了學問，便有智識，有了智識，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來革命，一經發動。就馬到成功。」

中國國民黨改組時期， 國父的指示，雖在研求方法，實踐力行，然而我們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時制宜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國父在民國十年已明白指示我們說：「凡百事情，知了之後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當中必走許多『之字路』，經過很多的錯誤，是很艱難的。為什麼不避去那類錯誤的艱難呢？因為知是很難的。如果等到知了才行，那麼行的時候，便非在幾百年幾千年之後不可，恐怕沒有定期了。所以我們人類有時候不知也要去行。」到了改組中國國民黨的時，革命的方法已經有了充分的指示和討論，革命的行動已經是知而後行， 國父仍然指示我們說：「如果我們立意要國家富強，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時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做去，總是可以做得到。」由此可知：革命的行動要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動亦可以改進革命的方法。所以說：三民主義是不變的，而實行主義的方法不是不可變的。

從前革命黨中同志與一般國民對 國父的學說沒有真切的認識，和一致的信心，所以 國父組織中華革命黨，由他一人擔當起來。 國父追述那個時候的情形，說道：「我們的革命雖有幾次成功，但均是軍事奮鬥的成功，而革命事業並沒有完成，就是因為黨之本身不鞏固之故。所以黨中的黨員均不守黨中的紀律，各自為政，既沒有盲從一致信服的舊道德，又沒有活潑於自由中的新思想。……那時我沒有法子，只得我一個人肩起這革命的擔子，從新組織一個中華革命黨。」又說：「有一件事情要大家注意，就是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什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擊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是由於我們同志思想見識過於幼稚，常生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力量便非常渙散，革命常因此失敗。」所以 國父改組中國國民黨，要我們有一致的認識，堅強的組織，嚴明的紀律，依照國民革命的目標和方法，實踐實行。

國民革命的目標，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裡更有詳明的規定。在政治方面，宣言說道：「凡為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為軍閥所控制，軍閥則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纏不，以攫取利權，各佔勢力範圍。由此點觀測，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於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衝突，乃假手於軍閥，殺我民以求逞。」在經濟方面，宣言說道：「內亂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中國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中國之實業即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國外資本競爭。其為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為之剝奪，即經濟上之生命，亦為之剝奪無餘。」所以國民革命的目標，為帝國主義與軍閥；而其工作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打倒軍閥，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的現象，永遠絕跡於國內。

國民革命的方法和步驟是由軍政訓政以達於憲政。這個步驟，是自同盟會以來，相沿不變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撮其要義，就軍政時期的工作，說道：「自本黨改組後，以嚴格之規律與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於本黨黨員，用各種適當方法，施以教育及訓練，使成為宣傳主義，運動群眾，組織政治之人才。同時以本黨全力，對於全國國民，為普遍的宣傳，使加入革命運動，取得政權，克服民敵。」更就訓政時期的工作說道：「至於既取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為制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帝國主義壓制吾國民族勝利之陰謀，芟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更應以黨為掌握政權之中樞。」

中國國民黨黨員的任務，在使三民主義，潛移默化，深入人心。 國父指示我們說道：「國家的基礎是建築在人民思想之上。」又說：「有一種的志，是大家公共的志，眾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謂『眾志成城』。像革命黨從前想推翻滿清，到後來果然建立民國，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又說：「像辛亥年漢人排滿，這種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這種群力是很大的。」策動眾志，集中群力，首先要使國民對於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有了真知。本於真知，國民的思想便可以改造，國民的志氣便可以齊一，國民的力量便可以集中。所以 國父說：「從前所以不能行的緣故，是由於不知。」又說：「古人說知易行難，我的學說是知難行易。從前中國百事都腐敗的原因，是由於思想錯了。自我的學說發明以後，中國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學說去做事。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國父本於知難行易的學說，在這個時期，訂定建國方略，寫成建國大綱，演講三民主義，永為國民革命的典範。只要我們的同志能夠接受國父的教訓，以「人饑己饑，人溺己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心，實踐實行，領導國民發揮人類合群的天性，協力同心，則建設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國家大業，必然底於成功。

主義已明，目標已舉，步驟已定，方法已有具體的指示， 國父對於我們的期望，只是立志有恆，與實踐實行了。就於這一點， 國父說道：「我們這次革命，一定是能夠成功的。不過要大家先有這項志願，立定恆心去做。」就「立志」來說， 國父要我們立志於十年之內，把中國變成世界上頂富強的國家，就「有恆」來說， 國父指示我們：假如真正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有恆心。因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達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廢止。」

由此而成立的中國國民黨，更有不同於各國政黨的特點。三民主義的出發點是「公」，而國民革命的原動力是「誠」。由「公」來說，三民主義的偉大，在其容納各種的思想而冶於一爐。由「誠」來說，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對於三民主義的力行實踐，必求「擇善固執」，必使「貫徹始終」。故其行動必遵循國民革命的方略。必遵守中國國民黨的紀律。簡括的說：中國國民黨對黨員只要求其行動不違背黨的紀律，不違反三民主義的原理，而對其個人思想的自由，則不加嚴格的限制。所以中國國民黨裡面，有曾為國家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凡是向來政見不同的人士，即令其曾為政敵，只要他一旦信奉三民主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乃即毫無芥蒂，亦不問其既往如何。凡是黨員，就同心一德，互助合作，深信其為忠實的同志。中國國民黨之所以有這樣「天下為公」的精神，正因為他是為整個民族生存而組織的，亦是為全體國民的利益而革命之故。所以凡是中國的國民，對於中國國民黨都享有入黨的權利，亦應盡其入黨的義務。而中國國民黨，因為他是領導革命建設國家的總機關，所以他對於全國國民和全黨黨員的地位，都是一律平等，毫無差別，決不有所歧視，且負有訓導的責任，要他們人人有盡力於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機會和能力。故中國國民黨不偏重一個職業或一個階級，亦不捨棄一個職業或一個階級。詳細的說：中國國民黨對於全體國民並無男女職業宗教階級之分，且更進一步，非特愛護和培植國內每一個國，而且更不忍遺棄國內每一個人才。中國國民黨歡迎全國有志革命的人，和全體國民，都要加入中國國民黨，共同一致，為革命建國而奮鬥，來完成他國民革命應有的使命。總之，三民主義，本於至公，出於至誠，所以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為組黨的精神。他絕對不像過去其它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為結合的本能。所以中國國民黨自 國父組黨以來，至今已歷四十八年之久，真若泰山北辰，昭垂屹立，不動不搖，再接再厲，永為中國惟一的革命政黨，與其它無數黨派為時代潮流而受淘汰者，迥然不同，這是中國國民黨無我無私與兼容並包的精神所致，而決非偶然的。

第二節 北伐的成功與革命的教訓

自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全國民眾的革命運動，皆歸於國民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的經濟恐慌接踵而來，各國的革命運動，亦相隨並起。蘇俄的革命由戰時的共產主義改取新經濟政策，而蘇俄建國的基礎乃得以奠定於列強環伺之中，土耳其於革命成功之後，建立獨立自由的民族國家，更使我亞洲民族激昂奮發。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即在這震盪世界的風潮裡面，發揚民族的精神，統一民眾的意志，集中革命目標，增強革命運動，克服帝國主義者與封建軍閥妨害革命的陰謀與活動，當時革命的根據地雖只限於廣州的一隅，而革命的風氣已風靡於全國。於是 國父一方面在革命發源地訓練國民革命幹部於黃埔，並自領各軍誓師討曹。而一方面在曾錕既倒之後，乃抱病北上，本於國民的要求，號召全國各民眾團體，主開國民會議。 國父在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裡面，告我國民說：「國家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故召開國民會議的目的，在求全國國民於國民會議之中廢除不平等條約與解決中國內政問題；並期望各地覺悟的軍人，能以其武力與國民相結合，而化國內所有的一切軍隊為國家的武力，亦即為國民的武力。

當時北京政府沒有誠意接受 國父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又溺於媚外的心理，怵於外力的干涉，所以更畏懼 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 國父為了這兩個主張，在北京反革命的空氣籠罩包圍之中，不顧一切，堅決奮鬥，而未能成功，竟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飲恨長逝。但 國父臨終的遺囑仍諄諄以開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重任，留給中國國民黨全黨黨員和全國國民，期其實現於最短時期之內。其時國民革命軍正討伐陳炯明逆軍於廣東的東江，乃於極端哀悼悲慘之中，削平陳逆，統一廣東，奠立軍政時期的基礎。到了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繼 國父的遺志，就誓師北伐。北伐的目的，就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所說的：「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三民主義擁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勢力於三民主義之下。推倒軍閥，與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民族主義的運動遂蓬蓬勃勃的風起雲湧了。當時的民族主義運動，乃承接五卅慘案、漢口慘案與沙基慘案所激起的潮流。英國政府看出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不可遏阻，乃以備忘錄建議九國公約簽字國：「一俟中國成立有訂約權的政府時，立即商談條約的修改。即在此項政府未成立之前，各國仍當採取與九國公約精神相符合，且與現狀相適應的政策，並尊重中國國家的願望。」美國政府亦在國務卿凱洛格正式文告中，表示尊重中國之統一與獨立：「美國願與能代表中國之政府商談中國關稅自主與撤廢領事裁判權」。不料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之初，又發生了南京不幸事件，並有英美日法義五國的通牒，提出嚴重的要求。然而中國與英美法義之間，在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後，就於這些事件，都能得到相當的解決。惟有日本軍閥冥頑不靈，始終沒有認識中國國民革命的力量，所以南京事件直到七七抗戰發動以前，猶未能獲得解決。至於長江流域北洋軍閥各派的勢力，在這九個月之間，皆為我國民革命軍所消滅，國家民族的內憂外患，在這短短的時期中，竟樹立了澄清掃蕩的初基。

在此時期，我們要沉痛回憶 國父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會詞。於此不能不重加複述的，就是開會詞裡面所說的：「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並不是有甚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所以全黨的團結力量便非常渙散，革命常因此失敗。」這就是說：沒有內憂，則外患便無由侵入。一國如此，一黨亦是如此。當國民革命中心力量集中與統一的時期，不獨軍閥望風崩潰，即列強對中國國家民族的認識，也可以深入一層，外交進行更是順利。不幸正在這革命成敗的重要關頭，而國民革命軍內部遭遇了分裂， 國父付囑的重任，國民共赴的大業，幾至失敗於中途，這是一件最傷心的痛史。

在這個時期，使中國國民黨的基礎幾至於破壞，國民革命的生命幾至於絕滅的事件，就是民國十五六年之間汪兆銘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中及國民革命軍中積極的進行分化工作。中國國民黨到了這種情形之下，對於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檢討了。這段故事，我自然不忍追，但當時汪共同謀的內幕，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銘利用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利用汪兆銘呢？還是汪共互相利用呢？這件事情始終是成了一個謎。然而汪共同謀的事實是很明顯的，尤以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為最著。但當時的事實，明明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違背了他個人資格入黨的信約，而且他們一方面在理論上以為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要乘國民革命的發展，而轉化為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又以為國民黨並不是一個政黨，不過是各階級的政治聯盟，要乘國民黨的發展，來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當時共產黨的領袖們如陳獨秀等，在「新青年」「響導」各刊物裡面對於這種理論，到處都是赤裸裸的表示得詳盡無遺。而又在另一方面行動上，他們對國民黨內部，在各種事實上，挑起了左右派系的衝突，對於一般國民與社會之間，則煽動社會革命的階級鬥爭。他們又在階級鬥爭的口號之下，對於農工則視為屬於共黨獨佔的工具，而造成產業的停頓。其它經濟社會之損失，更不待言。尤其是當時他們對於青年乃以讀書求學為反革命，以浪漫放蕩為覺悟分子。他們號召青年，相率鄙棄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禮義廉恥為頑固，孝悌忠信為腐朽。狂瀾潰溢，幾乎不可挽救。乃復於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間，贛南湘東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陝各地，兵連禍結，閭閻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禍始，仍不外乎是由於這漢奸汪兆銘一手造成的所謂「寧漢分裂」的一幕慘劇而來。因此國民革命軍內部竟告破裂，而北伐軍事亦遂陷於阻滯與內訌之中。這是國民革命過程中最深刻的教訓，亦是歷史上最悲慘的一頁。總之國家大事，只有出於至誠，本於大公，方能成功。否則利用他人，或被他人利用，甚至於狼狽勾結，互相利用，以求得一時徼幸的成就，到了最後，畢竟是不能逃於「誠者自成」與「不誠無物」的公例，其結果是沒有不失敗的。何況革命是一件國家民族惟一的大事，決無徼幸成就的可能。我到了今日為什麼還要提起這些話呢？就是因為這一段革命的教訓太痛苦了，國家的損失太大了，人民的犧牲太慘了。如果沒有這六七年的內亂，則今日抗戰局勢，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勢，亦必因之大變。敵寇決不敢向中國這樣大舉侵略；即使他來侵略，也早已被我們逐出國境之外，這並不是意外的事。所以這段教訓是活潑潑的、是現實的、是最寶貴、最值得研討的、是不會隨事實的過去而失去其意義的。我要使國內愛國者，和有志於革命的分子，都能懲前毖後，引為殷鑒，那對於我們以後革命的前途，必有補益，故仍不得不忍痛的一述。

中國國民黨為求三民主義的實現，為策國民革命的進行，為保障我中國民族精神，為護衛我中國固有的文化和德性，乃於十六年春季毅然從事於清黨。其時國民政府雖在此悲慘險惡，分崩離析之環境中，仍本 國父革命的精神，卒能定都南京，繼續北伐。然而革命中心一經動搖，故北伐工作當時雖有一度發展，仍不能以此停頓。直至次年三月重行舉兵北伐。日本帝國主義者看見了中國的統一就在眼前，乃直接進兵濟南，以阻止我國民革命軍北進，要使我們的北伐計劃根本消除。我們國民革命軍洞察他這個陰謀，毅然不變初衷，仍依照預定的計劃，百折不回，向北挺進，竟於六月初旬克復了古都北京，達成了北伐的目的，而東北各省亦於同年年底易幟歸心。於是統一事業，遂告初步的成就。

濟南的五三事件，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受盡了日寇的侮辱，也受盡了國內的指摘。我當時就對我全軍將士告誡說：「圖報國仇，謀雪國恥，要使中國不受帝國主義的欺負，真正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傚法往哲先賢的志節，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國恥必可洗雪。果能如此，就是達到大同世界自由平等的境域，亦非難事。」這一段話，是在「五三」事件中，我們國民革命軍裡面，上自統帥，下至士兵，復仇雪恥，含茹蘊積的惟一箴言。十五年來，我們的將士是沒有一天忘懷的。

北伐的成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百年來在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重重壓迫之下，翻轉身來，寫成這一頁悲痛而壯烈的歷史。所以人心的振作，民氣的激昂，政治的統一，軍事的建立，亦具有初步的基礎。回憶當時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勢力破壞國民政府的手段之猛烈毒辣，尤其是流言蜚語和各種含沙射影的誣蔑與謠諑，無所不至。然而一般國民對於國民政府排除萬難，締造獨立新中國的信心，及其擁護的熱忱，實令吾人感奮無已，為之深印腦海，而有終身不能忘者。所以國民政府精誠堅毅，百折不回，始終遵奉 國父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向前邁進，決不間斷，誓必完成使命，來安慰我們國父與先烈在天之靈。

第三節 國府遷都南京後之內憂與外患

北伐的任務，從憂患危亡，困頓顛沛之中，初步完成。國民政府從此以為可以由破壞而進於建設，更期以國家統一的力量，樹立民族解放的基礎。在國民革命軍收復平津的時候，中正曾以八事自矢，並祭告 國父靈前。其最後兩事，尤所以寄衷心的願望。其一，關於戰後的建設，說道：「破壞之後，亟待建設。我 總理遺著之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對於程序節目，早有顯明之規定，祇須全體同志篤信力行，即不難建設三民主義之國家，以竟國民革命之全功。值此軍政告終之時，若不以實際政治之設施，表示革命建國之力量，則武裝同志奮鬥而得之成績，將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其二，關於戰後的民族獨立運動，說道：「溯自我 總理和平救國之主張，格於軍閥官僚之頑梗而不克實現，本黨欲剷除障礙，不得已而用兵。惟當轉戰之際，目擊戰區同胞之痛苦，以及前線將士犧牲之重大，常覺革命成功之後，應有根絕內戰之圖。誠以國家兵力，當為捍衛民族利益而用，國內戰爭實為無上之恥辱。此次北伐，動員數逾百萬，轉戰豈止千里，殘破者均中國之領土，死傷者皆中國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今以往，宜使全國皆知內戰為可恥，而注全力於國防，明恥教戰，惟以自衛，臥薪嘗膽，以求貫徹　總理民族獨立自由之遺訓。」嗣後，國民政府雖在艱危困厄之中，而始終一貫的本?這個原定方針，著著進行。到了今日，我們中國還能對敵寇作如此長期的鬥爭，這個力量仍舊是由於這種革命建設的精神所產生的。

依照建國大綱的規定，軍政時期之後，繼之以訓政時期，其基本的工作為實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實施，又當以 國父手訂的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準則。至於憲政時期的開始，又當視地方自治實施的成績以為權衡，程序井然，無可爭議。然而國府遷都南京以後，十年之間，事實與理論兩方面，都有足以妨礙訓政的基本工作的進行，使國民政府無法完成這個使命。就事實的方面來說：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國家統一的障礙。而就理論的方面來說：在此十年之間，不獨訓政工作如何實施，成為問題，即訓政階段應否存在，訓政時期何時結束，亦起了激烈的爭辯。此種糾紛，不獨為封建反革命所借口，且使黨中同志無意之間皆呈動搖的現象，竟使議論愈為滋蔓，而行動愈為紛歧。大家知道，訓政是達到全民政治必經的階段，非此即不能樹立民權的基礎，否則將來的憲法必徒為白紙黑字的具文。辛亥革命以後，國民不知建設的革命為必需，惟致力於約法的條文與政制的形式，致啟軍閥竊國的陰謀，並授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隙，以伸張其侵略。前車之鑒，至此遂無人記憶，且亦不為身親痛苦之同志所記憶，誠可痛心。

實業計劃為中國物質建設的寶典。然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後十年之間，在事實上，則因帝國主義者的干涉與反革命勢力的妨礙，使經濟建設不能如期的推進，而在理論上，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潮，平分了當時經濟學界。共產主義者，致力於其所謂「土地革」與「農民革命」，軍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壞我國和平的農村。他們對於民族的工業，毫無愛護的心理，惟以憎恨與鬥爭之說，灌輸於社會和青年之中，以阻礙生產的進步。於是資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其影響更大而更深。自由主義者則忽視中國久處於不平等條約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經濟自第一次大戰以後，已從自由競爭進於獨佔集中的趨勢。他們仍本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學說，以應用於面對歐美第二次工業革命潮流的中國，而自詡以為新穎。故民生主義與實業計劃的精神，遂以闇然不彰。國民政府在這個時期，亦坦白承認其所有建設的計劃，並未能舉預期的成效。亦可以說建設的革命工作，並未著手，而且亦無從著手。要知道濟南五三事件以後，日寇「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裝侵我的行動，隨時可至。我們中國再沒有從容建設的可能，更沒有實現主義完成革命的機會。於是國民政府不得不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種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他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故在此十年之中，國民政府在忍氣吞聲，戰慄危懼，朝不保夕的險惡環境之下，猶能促進國民經濟，使消費品進口逐漸減低，而機械工具進口逐漸增加，足以考見國內農工礦業進步的事實。而最顯著的成績，尤在交通與財政政策。以交通而論，由清末至民國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間，共築鐵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國十七年後十年之內，增築鐵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築竟達十萬公里以上。電訊的建設亦有成績，而以全國電話網的敷布，在三萬三千公里以上，最為顯著。以財政而論，則裁釐金，平稅率，修改海關稅則，整理內外公債。於貨幣，則廢兩改元，尤以統一幣制，實行法幣政策，奠定了國家統一與獨立的基礎。我們今日抗戰，使軍事與經濟猶能立於不敗之地者，實賴於此。

國父有十年國防計劃的著作，毀於陳炯明叛亂之中，如今只存目錄。然 國父的意旨，在軍事方面，具見於創設軍校的訓詞之中；在經濟方面，具見於實業計劃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見於軍人精神教育的演講之中。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後，力求所以達其和平統一與國防安全的目的；且深知國家的外患與內亂相乘，統一與獨立亦相因，故始終不為彼以外交的難關而為內爭的口實者之各種的批評與攻訐所動；卒使軍事的準備略具根柢，乃能發動全面的長期抗戰。

自從北伐成功以後，帝國主義者與國民政府之間，到這個時期，已瀕於總清算的階段。國民革命失敗，即是他們的成功；如果國民革命成功，則帝國主義者勢力即將永絕於中國的境內。在此一階段之中，國民政府所遭遇的內憂外患，相因互乘，明爭暗算，真可以說是防不勝防。而侵略者的各種勢力，彼此之間，復在我領土上面，鉤心鬥角，埤闔縱橫，或強迫，或陰韌，極盡其光怪陸離的奇觀。為禍之烈，可以說是百年以來所未有。若果國民政府當時處理稍一不慎，或方針略一動搖，則辛亥以後革命失敗封建勢力橫行的歷史，勢必重演。其中以思想混亂，是非顛倒，最足寒心。大家知道：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百年來一致的要求，為雪恥圖強；而雪恥圖強的方法，以國民革命最為徹底，亦最為正確，已為事實所明證。然而在此時期，竟有借革命的美名，詆毀國民革命為過渡的、改良的、不徹底的方法，而加以反對，予以阻撓。大家也知道：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三十年來的一致要求為統一，而統一的方法亦以國民革命最為和平，亦最為合理。然而在此時期，竟有假「民主」的口號，掩護其封建與割據，以「自由」的口號，裝飾其反動與暴亂，而以「專制」「獨裁」種種污辱與侮蔑，加於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甚至如漢奸汪兆銘之流，假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名以污辱我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且冒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軍之名，以破壞我三民主義與反叛國民革命，此尤為其十五年以來賣國叛黨倒行逆施所用的一貫慣技。凡世界上所有各種的思潮，歷史上所有各種的口號，皆曾為這些敗類蟊賊來分化我民族國家之用，以宣傳鼓吹於國民之前。國民的眾志與群力，亦即相隨分化，或趨於狂激，或流於頹廢。因此狂激者鋌而走險，頹廢者消極自棄。而尤以文化與道德方面之影響為最烈。北伐成功之後，對於國民心理與社會風氣的影響，至此遂為之一落千丈。而政治經濟國防所受的障礙，所感的痛苦，更難罄述。然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的十年間，對於分化我國家民族文化思想的活動，猶能以最大的努力，予以糾正。以教育而論，民國十八年，公佈教育宗旨，為「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二十一年，中國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關於教育的決議案，其中規定：「發揚民族精神，灌輸民族思想，以及恢復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達到中華民族獨立自由平等之目的。」由此而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趨重於民族思想的灌輸，民族精神的激發，且必使學術文化能切於國計民生之用，欲一掃百年來不平等條約影響下的支離忘本、浮華無實的積習。迄於今日的抗戰，國民能夠如此堅忍不拔，為國犧牲，仍有賴於此十年之中，三民主義教育所樹立的基礎。

內亂對於革命之損害，其影響及於外交的尤為重大。自國民政府十六年定都南京之時，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與各國所訂各種不平等條約已無存在的理由，國民政府當與各國另訂新約。復特別聲明自民國十六年九月一日起，實行關稅自主，並頒布「國定進口稅暫行條例」，準備實施。然其時北伐軍事受外患與內憂的阻礙，而日寇更乘機倡議，反對新稅則的實施，其它各國亦紛紛援例，革命外交遂歸於停頓。

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際，國民政府復作重訂新約的聲明。其條約滿期的各國均開始談判新約。條約尚未滿期的各國，亦分別談判，而以關稅自主為中心問題。中美兩國之間，「整理中美兩國關係之條約」首先成立。其它各國亦先後與我國簽訂關稅條約。惟日本帝國主義者屢加延宕，及至民國十九年，始簽訂中日關稅協議，而於稅則仍有部分的保留。

收回領事裁判權的交涉，在民國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內亂發生，各國即意存觀望。國民政府於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權，皆受內亂的影響，以至於無成。二十年五月頒布的「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本定於二十一年元旦實施，以九一八事變發生，也就延宕下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者於消極的延宕之外，更積極的向我們中國借口挑釁，橫施壓力。在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十年之間，列強對我們中國的民族運動，認識雖感不足，然而每當中國政治統一具有希望，國民政府著其威信之時，即能作相當的讓步。惟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則在中國政治的統一愈有成功，其侵華的陰謀即愈見積極。繼「五三」事件之後，又有「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以為「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線。「九一八」以後，又有「一二八」之役，「榆關」之役，「熱河」之役，「長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蘆溝橋」事變，乃激起我們中國全面的抗戰。

自「九一八」事變至全面抗戰開始的時期，我們中國的外交上中心問題，是對日問題；內政上中心問題，亦在於如何始可以對日。我們知道：現代戰爭為科學的戰爭，然而中國的科學發明與工業技術，自覺幼稚，不逮日寇。現代戰爭為全民的戰爭，然而中國的封建反革命勢力尚酖於內亂。國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持忍辱負重的態度，明白宣佈「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亦不輕易犧牲」的方針。在政治上，對各方遷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於杜絕內爭，一致對外。在社會上，發動新生活運動，振作國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軍事上，勵行保甲，訓練壯丁，以期舉全國皆兵之實。更在敵寇間諜橫行之下，擴充軍用工業，儲備軍事器材。中國為久居帝國主義者處處干涉重重束縛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手於反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然而此六年間，我國內真能為國民政府設想的人士，實在不多。我中樞與宋明末年的政府固自不同，而國內黨爭之烈，士氣之浮，比之於宋末明末且有過之。其頹廢的一方面，欲苟安於日寇之下，倡為不戰論。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內鬨之效，倡為催戰論。他們忘記了宋末的和議，曾陷民族於危亡。他們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戰，曾致邊兵的巨創，乃至一敗而不可收拾的亡國慘狀。國民政府在此時期，亦不願用口舌求諒解於各方，以自白戰備於帝國主義者之前。此時國民政府所恃者，深信我整個民族，在三百年滿清專制之下，保持民族意識，在一百年帝國主義侵略之下，要求雪恥圖強；與渴望統一獨立的四萬萬五千萬國民，到了最後關頭，必能循國民革命的路線，作我們國民政府的後盾。國民政府且深信凡背逆時代潮流，破壞民族德性，妨害我全國國民所一致要求的國民革命之反革命者，終必為時代潮流所淘汰，為民族德性所不容，而國民革命的正確性，與現實性，亦終必為最後事實所證明。

第四節 抗戰對國內的影響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借口演習，強佔我蘆溝橋，奪取我宛平縣，以截斷我南北的交通，企圖將我華北惟一重鎮的舊都北平完全置於日寇控制之下。我們知道這個事件的發展，不僅是中國的存亡問題，亦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且知道日寇處心積慮謀我之亟，和平已不是輕易可以求得，不能不認為中國已到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更知道最後關頭一到，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而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亦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我們確定了全面抗戰的國策，而抗戰一經發動，就只有貫徹到底。

在中國歷史上面，民族戰爭，先例不少。然而此次的抗戰，規模之廣，犧牲之大，工作的艱難，關係的重大，五千年來，實無倫比。抗戰的性質，尤與歷史上任何時代的民族戰爭有所不同。要知道這次抗戰，不但是國民革命必有必至的階段，且將使國民革命隨抗戰的勝利而成功，將使民族的解放與國家的建設，畢其功於此役。故在抗戰初期，中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即確定抗戰與建國並行的方針，而其條目訂定於抗戰建國綱領。這個綱領，通過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復為國民參政會所接受，實為我全國國民，皆當共循。舉其要義不外四點：在國際的外交方面，我們要本於獨立自主的精神，聯合世界上反侵略的國家，共同奮鬥，以消滅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世界為和平人類所能共存的世界。在國內的政治方面，我們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為憲政實施的準備，並在憲政實施以前，組織國民參政機關，以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的意志，以利我國策之推行。在國民經濟方面，我們要實行計劃經濟，以期國防民生相與合一，共同發展，改造中國為堅強的民族國防體。在文化思想方面，我們要發揚固有的道德，提高科學的知識，挽救頹風，使其日就於篤實，啟迪民智，使其日趨於精密。由此可知抗戰建國綱領實為三民主義的原則與國民革命的方略的結晶。故五年以來，雖國內外的形勢，歷多次的變遷，而綱領的條目，仍可以一貫無間。只要我全國國民同心協力，實踐篤行，抗戰勝利與建國成功，必如所期，毫無疑義。

自七七以後，全國上下在不變的國策之下，人心振作，民意集中。社會的風習，政治的氣象，莫不丕然煥發。而其影響之所及，在國內不戰論者或潛形而默息，或露骨為奸宄而屏棄於人寰。而催戰論者亦無所用其浮囂。民族精神，隨抗戰的發展而蹈厲。民族意識，受抗戰的洗煉而純一。因此而軍政的整飾，軍令的統一，有空前的進步。中央政令的推行，地方行政的規劃，亦能漸收運用靈敏的實效。且因此而生產的計劃化，企業的社會化，亦有長足的進步，民生主義的經濟得以樹立根基。同時思想的分裂。言論的紛歧，亦泯滅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認識之中。於是抗戰之初，國內各社團各黨派，即一致宣言，擁護政府，共赴國難。而中國共產黨之宣言，並確切申述四項諾言：「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取銷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銷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統一；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待命出動，擔任抗戰前線的責任。」當時中正發表談話，以為「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總理曾說明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為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不幸北伐告成之後，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遭受無窮的阻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乃日趨危殆。惟在此期間，中央政府仍本其一貫的統一禦侮政策，忍辱負重，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為前提。而國人昔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為重，放棄異見而共趨一。保證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咸認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總之，中國共產黨此次發表的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的例證。由此可以證明惟有三民主義為薈萃我整個民族意識的思想，更可以證明中國國民黨為代表我全體國民的要求，和各階級國民的利益而組織，為革命的惟一政黨。任何思想離開了三民主義，即不能長存於民族意識之中。所以抗戰的最高指揮原則，惟有三民主義。抗戰的最高指導組織，惟有中國國民黨。我們可以說：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即任何黨派，任何力量，離開了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決不能有助於抗戰，有利於民族的復興事業。這一點顯明的事實，是應該為全國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所徹底認識的。

第五節 抗戰在國際的地位——抗戰期間及戰前對日戰略與外交戰的經過

我們中國的抗戰對國際的影響，可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是中國抗戰在國際和平與世界戰爭中所擔當的任務，另一方面是列強對於我國抗戰的認識。

就中國抗戰在國際和平與世界戰爭中所擔當的任務而論，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們國民政府知道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所以在世界大戰未爆發之前，我們中國決不願諉卸其對於國際和平的責任；在世界大戰已爆發之後，我們中國亦不望減輕其對於世界戰爭的負擔。五年半的抗戰，已經把日寇平分世界的狂妄企圖和他的主動地位打破了。從今以後，我們中國還要繼續努力，與同盟友邦共期於徹底根絕日寇及其軸心夥伴擾亂世界的陰謀和實力。

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根據他的大陸政策。提出所謂「三原則」來強迫我們國民政府接受。所謂「三原則」，就是「中日親善」，「共同防共」，「經濟合作」。而「中日親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合併我們中國。「經濟合作」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獨佔我們中國。「共同防共」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我們東北四省為據點，蠶食中國領土，挾持中國政府，與歐洲軸心諸國互相策應，集中東西的兵力，來夾攻蘇俄。我們國民政府覷破了這是日寇大陸政策的既定步驟，始終以堅毅的態度，拒絕這「三原則」的要求。故於二十六年八月間與蘇俄簽訂不侵犯的條約，以打破日寇的陰謀。日寇乃改變外交談判的手段，企圖在「地方事件」的名義之下，以迅速敏捷的方法，截斷平漢路，佔領平津，劃永定河東北為後方基地，北進攻取蘇俄的西伯利亞，我們國民政府不僅不為其所動，而且毅然決然地派兵北上，增援我平津的駐軍，堅決抗戰。到了「八一三」淞滬戰事爆發以後，那日寇侵略大陸的陰謀，便完全為我們長期抗戰的國策所破壞了。從這時候起，中國單獨抗戰了兩年，始見歐戰的發生；四年之後，纔有太平洋戰爭的開始。中國的國策始終一貫，沒有一點動搖。而反觀日寇的國策，終是把握不定，而且到了最後，不得不一反其固定的國策，根本改革其明治以來一貫的大陸政策。所以我們可以說：由「七七」以至「八一三」之間，中國全面抗戰的發動，在政略與戰略上，已打破了日寇傳統的國策，而確立了我們勝利的基礎。

中國全面抗戰，及抗戰到底的決心，已明白昭告於世界。日本帝國主義者冥頑如故，仍不願放棄他預定的陰謀。近衛內閣仍再三宣佈其所謂「不擴大方針」。第一步他還想乘我首都危急的時機，利用德國的調停，達到速和速決的目的。比及我們國民政府拒絕言和，重申抗戰的決心，他第二步又想以武漢會戰為侵略軍事的止境，一面向中國以和平攻勢與政治攻勢，結束戰爭，一面仍不捨他北進的衝動。張鼓峰事件與諾孟罕事件就是這種衝動的波紋。然而日寇對於中國已不得不變蠶食為鯨吞，已不得不以國家的全力來應付「中國事件」。他的「不擴大方針」，乃於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不得不根本改變其為「長期作戰」。而以「日支親善」，「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三原則為基本條件的所謂「大東亞新秩序」，至此乃亦不能不揭開面幕，出現於所謂近衛內閣的聲明之內。我們國民政府對於近衛的聲明，又揭穿其陰謀至體無完膚。於是近衛內閣至此乃不得不因之倒台。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日寇以「平沼」組閣。德國向日寇要求以共同防共協議為基礎訂定三國軍事同盟，企圖以此同盟發動世界大戰。然日寇受中國抗戰的牽制，已失去他主動的地位，不得不推宕遷延。直至秋季，希特勒乃幡然改圖，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協議，歐戰旋即爆發。「平沼」內閣乃於八月，亦不得不在其舉國惶駭之中崩潰，繼起的「阿部」「米內」兩個內閣，祇得聲明「不介入歐戰」以敷衍一時。在此時期，日寇於這年二月擴大其侵粵的軍事，佔領海南島的港灣，樹立日寇武裝南進的先聲，太平洋戰略的形勢，至此乃為之一大變。日寇的國策至此乃又不得不變其北進而為南進，而南進還是脫離不了我們中國抗戰的牽制，於是徘徊瞻顧，又延誤他對英美進攻的計劃，將近三年之久。我們須知日寇他這一個基本國策的轉變，就是我們國策整個的成功。這是日寇大陸政策失敗的焦點，乃為世界有識者所公認的。

當在民國二十九年五六月之間，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法國，相繼失陷於德軍之手，日寇乃為之震驚。三國軍事同盟的要求，又發動於軍閥的內部。近衛再度投機，起而組閣，不久就訂立了所謂三國同盟的盟約。其第一步的計劃為北守南進，於是有三十年四月蘇日中立協定。這兩個文件，使他松岡洋右成為日寇內部所謂「超第一流的政治家」。曾幾何時，蘇德戰爭突然爆發，松岡去職，而近衛第二次內閣改組，軍閥的氣焰，不可復遏。故近衛第三次內閣乃於平沼被刺之後，亦不得不於當年十月宣告死刑而解體。於是東條以陸軍大臣組閣，決然施行其所謂「先南後北」的戰略，乃於當年十二月八日，在美日談判的騙局之下，突然攻擊英美太平洋上的領土和戰略的據點。

綜觀以上所述，日寇國策與戰略變更之過程及其必至的結果，不僅世人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日本軍閥本身，也還是莫名其妙。時至今日，我不妨公開的說：日本軍閥雖自以為機詐百出，實際上是冥頑不靈。他對我國作侵略戰爭，自以為他是處於主動的地位，而且自以為他完全把我們中國控制了。所以他為所欲為，肆無忌憚。殊不知他的國策與戰略，自開戰以來，始終是受我們的控制。所以他們的作戰行動，根本上受我們的支配，處處陷於被動的地位，追隨?我們戰略的指導方針，而向他們自然崩潰的道路前進。他始則陷於泥沼，不能自拔；而終至自投羅網，無法倖免之一日。因之，我們須知一國的政府，所定的國策之得失，對於國家的存亡，其無形的影響，比之於有形的戰爭勝負，更為重要。所以我們國民對於遵循國策的精神，與奉行國策的行動，尤應特別注意，切勿輕忽。否則正確的國策，執行偶一不慎，或被淺薄鄙陋、浮囂狂暴之流所煽惑而破壞，則國家民族的前途，就會陷於萬劫不復之絕境，必致後悔無及了。

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而我國抗戰與世界上反侵略戰爭乃匯合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義公道與人類的自由解放所激發的革命精神，實日益發揚於這個洪流之中。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各國在華盛頓簽訂的反侵略共同宣言，實為人類反抗強權的革命精神之結晶。我國民政府乃本於革命既定的國策，亦在這一天與反侵略各國共同簽字，而我國於此乃列為四強之一。

在此時期，英美在太平洋上的準備不足，遂使日寇侵略的烽火到處燃燒，幾成了「無往不利」的局勢。但是他在這個一帆風順的時機之中，不料我軍在長沙會戰，給他一個殲滅戰，使他在中國戰場上一蹶而不能復振。這一會戰，實在是日本在太平洋大戰初期，精神上所受的一個致命的打擊。這個打擊使他知道我國的軍隊實力所在，而始終是他的致命傷。因此他的軍隊對於西線，則於馬來半島與緬甸佔領之後，就不敢再向印度侵略；對於南線，則於佔領荷屬南洋群島與菲律濱之後，亦放棄了他進佔領澳洲本土的野心；對於北線，則於侵襲阿留申群島之後，更不能貫徹其處心積慮的北進攻蘇的陰謀。在此日寇徘徊瞻顧之中，英美乃得從容佈置其西亞細亞、南太平洋的戰線，並充實美洲北部的國防，而蘇俄亦得以專心致志於對德的戰爭。三十一年十一月以來，同盟國在各戰場的勝利，使日寇真陷於束手無策四面包圍的絕境。即軸心方面亦不能不致恨於日寇背盟失信，屢誤時機。然而日寇之所以不能再向東西南北各線全力進展，以達成其「大東亞戰略」任務的惟一的阻力，乃為我國的長期抗戰；而我國抗戰對世界貢獻之大，不得不為各國所公認了。所以我們中國的抗戰，在世界尤其是在亞洲太平洋戰局中的地位，古語所謂「作中流之砥柱，挽狂瀾於既倒」這兩句話，實在是可以當之無愧。

中國抗戰在國際的地位既如此重要，故列強對我們國家民族的認識，亦隨抗戰的發展而益加深切。在抗戰初期，列強以為我們的抗戰在短時期內必告結束。英美等國的注意力，只集中於他們在華利益如何始可以不受日寇的摧殘，如何繼續保持其東亞的地位於中國抗戰結束之後。至於德義等國則企圖停止敵我的戰事，使日寇得以跳出中國抗戰的泥沼，與他們共同發動世界戰爭。比及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為事實所證明，德義等國乃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夢想，而英美蘇俄諸國亦認識了中華民族力量之偉大，更認識了中國的抗戰，不獨是出於中國國家獨立民族生存的要求，不獨是亞洲的安定力，亦且是世界集體安全與永久和平之堅強的一環。歐戰爆發，軸心諸國與日寇暴露他們平分世界的野心，英美蘇俄諸國始知道中國的抗戰，牽制了世界最凶狠的一個寇盜，分擔了同盟國最重大的一分負擔。因之中國的抗戰，不獨是世界反侵略陣線的先鋒，而同時亦是世界反侵略戰爭在亞洲方面的中堅，乃亦為事實所證明了。

第五章 平等互惠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心

第一節 不平等條約的撤廢與平等互惠新約的意義

列強對我們中國的認識，隨抗戰的發展而加深，已如上述。然由此以達到不平等條約撤廢的目的，仍有賴於國民政府外交的奮鬥。五年以來，國民政府的外交，以宣示我立國的精神與抗戰的目的為方針。這個方針，不因國際形勢的變遷與國內批評的紛歧而有所動搖，所以能貫徹今日撤廢不平等條約的宗旨。

先言中國立國的精神。中國雖為不平等條約束縛下積弱的國家，欲抗禦強寇的侵略戰，自不能不取得國際的助力，然而國民政府本於「盡其在我」的古訓，自抗戰發動，即標明「自力更生」的主旨。抗戰五年半以來，其間國際形勢曾有多次的變遷。國民政府的外交活動，始終一貫，決不以環境的黯淡而悲觀，亦不以局勢的險惡而餒氣；不輕於樹敵，亦不甘於遷就；不放棄可以要求友邦援助的機會，亦不喪失「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的精神。

再論抗戰的目的。中國不僅為國家的獨立與民族的生存而戰，亦為世界不可分的和平與不可磨滅的公理而戰。自抗戰發動之初，這兩大目的就已經確定了。國民政府深信世界的和平不可分，故能從列強的悲歡離合之中，知反侵略的國際陣線終必可以形成。國民政府更深信世界的公理不可磨滅，故能從盟邦的艱難挫折之中，知侵略主義者的強權終必歸於失敗。中國國家的獨立與民族的生存，必與世界正義和平的恢復與人類自由解放的勝利同時獲得。而中國國家的獨立與民族的生存，亦即為世界正義和平與人類自由解放的條件。抗戰的目的如此，所以國民政府的外交，在消極方面，不諉卸負擔，亦不倚賴外援；在積極方面，不獨「盡其在我」，亦將「推己及人」。

由此可知，中國的外交，在過去所以能渡過重重的難關，以獨立自由國家的地位，與同盟各國共進於最後勝利的坦途，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幸致的，乃是我全體國民歷盡最大的痛苦，國家蒙受最大的恥辱，纔達到的。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列強與中國之間，關於撤消治外法權的交涉陷於停頓。民國三十年五月，中美之間，有關於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換文，美國同意於廢除治外法權及有關的特殊性質的權利，但談判的時期，留待「和平狀況恢復之後」。至同年七月而中英之間，亦有同樣的換文，英國同意於取消治外法權，交還租界，並根據平等互惠原則，修改條約，其談判時期，亦留待「遠東之和平恢復時」。到了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美國與英國政府，同時通知我國民政府，廢除他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有關的特權，並依平等互惠的原則改訂新約。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及中英平等互惠新約簽字。在簽字的這一天，我告訴我們全國的國民說道：「我國自清季開始與列強訂立不平等條約以來，到了去年（民國三十一年）正是百週年。我們中華民族經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犧牲，乃使不平等條約百週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紀錄。這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頁，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對世界對人類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燈塔。尤其是我們同盟聯合各國證明了此次戰爭的目的所在，是為人道為正義而作戰的事實。他們這個舉動，不僅是增加了我們同盟國戰鬥的力量，尤其對侵略各國在精神上給予他們以最大的打擊」。我在這裡更要指出一點，就是這個新約即將為中國與世界上獨立自由的各國之間的平等互惠條約的藍本。並且在此次戰爭結束以後，中國與各國之間還要根據這兩個條約的文字和精神，續訂廣泛的友好通商航海設領條約。因此，所有百年來不平等條約文字和精神，從這一天起可以說是根本掃除了。綜計這兩約所撤廢的各種特權，要目如左：

（一）領事裁判權

美國與英國人民或社團在中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撤銷，今後美英在中國領土內的人民或社團，應依照國際公法的原則及國際慣例，受中華民國政府的管轄。

（二）使館界及駐兵區域

美國與英國依辛丑和約所取得的特權，如使館界、北寧路駐兵權等，一律撤銷。使館界的行政與管理，連同使館界一切官有資產與官有義務，均移交中華民國政府。

（三）租界

美國與英國在中國的租界一律撤銷，其行政與管理，及一切官有資產與官有義務，均移交中華民國政府。

（四）特別法權

美國及英國在租界內的特別法庭，一律撤銷。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權

美國及英國在中國各口岸使用外國引水人等特權，一律撤銷。

（六）軍艦行駛之特權

美英軍艦駛入中國領水之特權撤銷。以後中國與他們兩國之間，軍艦互相訪問時，均依通常國際慣例相互給予優禮。

（七）英籍海關總稅務司之特權

英國放棄其要求中國任用英籍海關總稅務司之特權。

（八）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

美英兩國人民在中國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之權，一律撤銷。

（九）影響中國主權之其它問題

此次新約未涉及的問題，如有影響於中國主權者，應由中國與美英各國之間，依照普通承認的國際公法原則及近代國際慣例解決之。

關稅自主運動，北伐之後，已見成效。而收回法權運動，今日又達成目的。並更進一步，使平等互惠的精神，充滿於中國與英美各國之間，使各種關係各種問題，莫不可以獲得圓滿的解決。只要國民把新約與從前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互相對照，就可以認識新約意義之重大了。

然而吾人對於此次新約之成立，亦不無遺憾之處，就是九龍租借地本為我國領土，而英國未能將此問題在新約內同時解決，實為中英兩國間美中不足之缺點。但我國政府於中英新約簽字之日，即向英國政府提出正式照會，聲明我國保留有收回九龍之權。故九龍問題仍可隨時提出交涉。惟國人所當知者，即九龍與香港在地理上確有相依恃的連帶關係，且不能不同時解決。今日英國之有所待者，其故當在於此，無待詳述。吾人且信英國政府不致為此彈丸之地而妨礙中英兩國永久的友好邦交，蓋可斷言。

在俄國革命之後，蘇聯政府於民國十三年「中俄解決懸案大綱」之中，撤銷其在中國的各種特權。然而中國在此時期，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尚在廣東一隅，而中蘇之間平等的條約，所以未見完全實施。比及國民政府遷都於南京，外患內憂，復相因迭乘，故中蘇兩國邊疆的問題迄未圓滿的解決。現在反侵略同盟各國相繼撤廢其對我的特權，則中蘇本有傳統的友誼關係，兩國之間各種問題，自將獲得正義公平的結果，當無容疑。

在緒論裡面，曾說到中華民族的德性，是忍辱負重，明廉知恥。因為我們能夠忍辱負重，所以中華民族能夠從百年來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以堅毅的精神與艱苦的努力，取得了獨立自由的地位，使我們的國家卒能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使我們的國民亦能重新做了獨立自由的國民。因為我們能夠明廉知恥，所以國民政府對於撤廢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獨立自由的地位，和中國以後對世界的態度，不認為是權利，而認為是義務與責任。率直的說：我們的民族對於撤廢不平等條約的反應，不取功利主義。而我們民族的反應，乃是義務感的激發，與責任心的加強。這是我要首先對我們國民指明的一點。

要知道撤廢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來，全國國民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以雪恥圖強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種的主張，各種的運動，或因見解偏頗而失敗了，或因時代錯誤而消滅了，或因民心背棄而失敗了，或因動機不正而淘汰了。所以這些主張和運動，或以一年半載為一幕，或以三年五年為一期。甚至於歐美的國際形勢有一度轉變，各國的國內政治有一度的改革，某種思想一度抬頭，某種學術一度演進，都可以在我們中國國內起一度的風潮。惟有國民革命，其主義出於大公，其動機本於至誠，而精神完全發於民族的正氣。所以其中心組織之中國國民黨，乃能兼容並包，以集中整個民族全體國民之中的革命份子。其行動的試煉，乃經五十年以上的無數之艱難困厄，由事實演變證明，而始能內受國民之擁護，外為列強所認識，以達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察往知來，我們只有格外惕勵，特別奮勉。

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為建國工作真正的開始。我們中國的建國工作有國內的與國際的兩方面。

在國內方面，中國惟有取得獨立自由的地位以後，纔能夠實現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的理想。換句話說，革命建國的工作，是由民族主義的完成，到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在民權主義方面，以「地方自治開始施行法」所定的工作為基礎，以至經過訓政，完成憲政。並且我們對外建設中國國家為堅強的國防體，不陷於所謂自由主義分散國家民族為一盤散沙之弊；對內要訓練全國國民行使全權，不偏於一階級，使中國的政治為全民政治，而不是階級政治。在民生主義方面，要繼續抗戰以來的生產建設，並準備戰後實業計劃的實施，要使生產為全民的生產，不流於階級鬥爭，亦不陷於生產無計劃的狀態，以致不能存立於今日托拉斯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世界之中。

在國際方面，中國的抗戰已與世界反侵略戰爭合為一體。中國抗戰的勝利，與世界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亦相因相乘而不可分離。大戰以後，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解放，必須中國與同盟各國共同奮鬥，始可以求得。故中國於國家的建設以外，對於世界和平的奠定與人類的自由解放，更要準備分擔重大的責任。

第二節 今後努力之方向及建國工作之重點

國民如不能竭盡其對國家的任務，則國家無由建立，民族無法生存，而對於世界問題，更無從過問，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中國國家今後責任的重大，既如前節所述，國民對於國家與世界的任務，自亦日加繁重，當不待言。

「天下無易事，天下無難事。」國民革命初步的成功，是中國全體國民百年來繼續不斷的奮鬥，與五年來堅苦抗戰的收穫。由此可見「天下無易事」。但是最近三十年間，國民革命卒能將二千年君主政體推翻，三百年滿族專制顛覆，乃至於世界上最殘忍最堅強的不平等條約撤廢。由此可知只要是我們國民能群策群力，信仰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向國民革命的大道邁進，是沒有不成功的。 國父說：「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倒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夫心也者，萬世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成功）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失敗）者，此心敗之也。」而今日不平等條約之撤廢，以及今後抗戰建國之必勝必成者，亦由於吾人遵奉 國父遺教，繼承遺志，貫徹始終的精神之所致。所以可以說是「天下無難事」。

革命之主義，如日月經天一樣的明白。革命的方略， 國父已經有了精確的遺著。革命的成敗，到今日又已經為事實所證明。國民只須遵循主義，按照方略，順?成功的路線，窮理致知，實踐力行，來應付世界歷史上空前的變局，而與全體人類分擔世界改造的偉大事業，自必能達到最後的成功。

所謂力行與致知，必須出於至誠，不能有一點偽言妄行的卑劣行動，亦不能存一點取巧投機的徼幸心理。古人說：「誠者成也」，又說：「不誠無物」。何謂誠？「誠」就是無偽無妄，精益求精的力行。所以不誠則天下無能成之事，至誠則天下無不成之事。我常說：誠是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簡單說：「能公必能誠」。我們國民革命的宗旨，就是打破個人利己主義，而要救最痛苦的人民，最危急的國家，就是以利他為目的。所以我們今日要完成主義，要盡人類一份的責任，求得人生最完滿的境界，我們的所作所為，皆要本乎至誠。如此我們所貢獻的勞力，所貢獻的智慧，乃能創造，能進取，能建設，而真正能有益於國家民族，亦真正能盡人生的意義。所以我們大家應該把「天下為公」的三民主義和民生哲學，來確定我們的思想，認清革命的方向。就我們的本性，來發揮我們的良知良能，決心力行，一往直前，充其行之極致，就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亦是甘之如飴，無所畏懼。古人所謂「以殺身以求仁，無求生以害仁」，這是我們力行的本義。這樣力行，就是革命。亦惟有其真正革命的行為，方能表現力行的意義。這就是我們革命者為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世的唯一精神。總之，「誠」是行的原動力，有了誠，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誠，就只是一心不亂的去行仁，不知有什麼艱難和危險，很平易的做去，做到成功為止。 國父「知難行易」的學說，在革命運動上的意義，亦就是在此。

我在前面說過：現在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是建國工作的真正開始。換句話說：國民革命的現階段，是由民族主義的完成，到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貫徹。須知革命的破壞工作，不可以幸致，必須有百折不回的信心。自強不息的至誠，始可以達到最後的成功。而革命的建設工作，只要我們全體國民有不矜不伐的篤行，實事求是的實踐，未有不可以如期完成的。 國父有言：「莫難於破壞，莫易於建設。」辛亥以後，建設的工作所以失敗，是由於國民忽視建設，並認為建設無須乎用革命的手段來進行。我們今日切不可再蹈這個覆轍，我們必須使破壞與建設相需並進。我們對於建設，必須以革命與抗戰同樣的精神，同樣的手段來進行。

國父分革命建國的程序，為三個時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與憲政時期，——而貫通於三個時期的基本工作，在於教育、軍事與經濟。這三個工作在本質上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可以說，三者並舉則國家富強，三者偏廢，則民族衰敗。不但是現代各國建國的基本原理如此。就是依照我們中國歷代的建國史實來說，亦無不如此。我們現在要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以求生存於世界，並要進而盡我們對於世界的責任，故必須先求教育、軍事與經濟的合一，方得完成國家整個的建設。若論教育，我們必須本於中國六藝教育的精義，以自衛的實力與求生的本能，訓練國民，使每一個國民，都能致力於生產，獻身於國防，手腦並用，智德雙行，一改過去萎靡文弱虛偽浮誇的弊病。至論經濟，我們必須本於中國獲得的獨立自由，使國民經濟平均發展，以為國計民生的基礎，而糾正過去破碎偏枯而有害於國防與民生的錯誤。對於軍事，就是我們國防與文化必期於合一，而國防與民生，亦必凝為一體。能夠這樣，中國纔能夠成為堅強的民族國防組織，以自存於世界，並盡其保障世界和平共求人類解放的責任。

建國的基本工作，在於教育、軍事、與經濟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須就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五個要目，制定周詳的方案，而使之實踐力行。在資本主義國家裡面，政治受經濟的影響，甚至為經濟所支配。我們要改造百年來次殖民地破碎偏枯的經濟，而為獨立自由的經濟，且期於適合國防之所需，則必以政治的力量轉移經濟發展的趨勢。我們要政治建設健全而有效，則必須社會建設，能為政治設施作切實的基礎。至於社會建設的成功，又必須改變國民過去消極和被動的心理，與提高國民對國家和民族的道德。故心理建設與倫理建設，實為各項建設的起點。五項建設有效，方能使教育、軍事與經濟合一的建國工作成功。

以上所說建國的原則與程序，我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小冊裡面，已有詳細說明。我在這裡，更就此五項建設，指出其重點，確定其方向。成年國民，應各就其職業與職位，把握此中一個重點，以推進其業務。青年國民，應當各就其學業與志趣，選擇此中一個方向，以發展其能力。每一國民都能如此，國家的建設方能夠成功，國家的命脈乃有所寄托。

（一）心理建設方面

不平等條約對於我國民心理的影響，為喪失自信，為依賴盲從，為懼外媚外，為虛偽自欺，為中國固有文化系統的破碎。現在不平等條約已經撤廢了，國民應撫心自問：我們心理上種種弱點，是不是已糾正了！國民如果不能糾正這種種弱點，不能養成獨立自主的思想，重新來做獨立自由的國民，則思想上仍不免為人奴役，政治上仍不免為人藩屬，為人殖民地。故今後國民的心理建設，應以獨立自主的思想運動為基礎。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為發揚民族固有的精神，講求科學真實的智識。以言民族固有的精神，則中國智仁勇之三達德，及其所以行此達德之「誠」字，實為我民族德性的結晶。而 國父的思想更遠承百代悠久的源流，會通世界進步的學說，以為中國建國最高原理。其中尤以 國父所著的心理建設——「孫文學說」，對症下藥，這是心理建設最寶貴的指針，故獨立自主的思想運動必以此為準則。以言科學的知識，則不獨採取西洋的科學方法原理，亦將一掃百年來倚賴盲從的積習，以恢復民族固有的創造力。綜括的說，要我們的國民積極創造，自主自動，務化冷酷的態度為熱烈進取的情緒，更化消極萎靡的精神為積極果敢的行動，養成整齊嚴肅踐履篤實的風氣，方能鞏固革命建國的心理。心理建設的最大的責任，尤在於我全國中小學校的教師，因為中小學教師乃是少年學生的德行知識和體格的保傅，其影響於青年和未來的國民，比大學教授更深更大。少年學生性情未定，知識尚淺，恰如一張白紙，近朱則赤，近墨則黑，染蒼則蒼，染黃則黃。少年時代陷溺於頹廢或狂激的一途，則青年時代便不易受國家思想民族道德的陶鑄。青年時代不能自愛自強，則壯年中年時代又如何能擔當國家建設復興的重任？所以國家的治亂，民族的存亡，繫於此多數教養中小學生的吃苦耐勞的「無名英雄」之手；必須此少年學生的保傅，自覺其掌握國家命脈的責任，在次一代國民裡面，播下國家生存民族獨立堅忍不拔的種子，使國家民族一二十年之後，有接續不斷為國應用的器材。政治社會各方面，更須深切認識此中小學教育使命的重大，特別加以尊重與愛護，予以鼓勵與獎勵，使中小學教育能與大學教育在經費與人材上平衡發展。中小學教育能夠益臻於健全，則心理建設，自可以成功。抗戰犧牲所獲得的獨立自由，始有其堅實的基礎，而革命建國的理想，乃不致落於空談。今日有志於教育的青年，不僅不得輕視中小學教師之職業，而應認此為報效國家第一等大事，與復興民族最基本的急務。故青年能以擔任中小學教師，特別是教育基層的小學教師為志節，埋頭苦幹，敬業育才，勿沽譽釣名，勿好高騖遠，是為今日建國工作無上之至寶，如此國民的心理建設乃可以有成。

（二）倫理建設方面

「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規定的項目，為建國的信仰和精神的改造，尤注重於救國的道德。此後倫理建設的工作，即應以培養救國的道德為基礎。救國的道德，不必外求。五千年來我中國國民所以能夠保持民族的生命，維護國家的生存，並能夠屢從危亡喪亂之中，拯救民族國家，致之於復興的境域，就是我們國民所蘊積而益厚的，所鍛煉而益精的救國道德的功能。故培養國民救國道德，即恢復我國固有的倫理而使之擴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發揚我國民重禮尚義，明廉知恥的德性。這種德性，即四維八德之所由表現。而四維八德又以「忠孝」為根本。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實為我們中國教忠教孝的極則。須知個人惟在國家民族之中，始可以生存發展。故國家民族的生命，為個人生命所寄托。而國家政府的命令，應引為個人自主自動的意志。國家民族的要求，且應成為個人自主自動的要求。逃法玩法固為國法所不容，避重就輕，亦當為國民所不取。每一個盡忠盡孝的國民，必敢任他人所不敢任的任務，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而後國家民族的命脈，始可維繫於不墜，而國家民族的前途，始可以充實而有光輝。尤以我全國的青年，戰時必立於前線，開發必趨於邊疆，為社會服務則必深入農村，為國家工作則必?重基層，一掃現在平時優遊於都市，戰時速避於後方之惡習，纔可以做一個對國家盡忠，對民族盡孝的國民。青年今後立志的方向，本節裡面，各有說明。我在這裡要特別指出一個目標，作為青年愛國的典型。古人說：「戰陣無勇，非孝也」。今日戰爭中最奮勇最重要者，莫過於空軍之飛行員。青年人人應立志為軍人，為飛行員。乃可轉移我國三百年來國民怯懦萎靡的風氣，以恢復我五千年來民族固有的偉大精神，而建設現代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倫理的基礎，則獨立自由國民之人格乃能樹立，而中華民國方得永久生存於世界，使不再為異族所奴役與滅亡。

（三）社會建設方面

新生活運動是社會建設的基本運動，其目的在求中國國民之「現代化」。國民惟有現代化，纔配做獨立自由的國民。國民能做獨立自由的國民，國家纔能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民族精神的煥發，國民道德的修養，必見之於國民日常生活，始不落空談。而地方自法的推行，國民經濟的建設，亦必以國民日常生活為依據。所以新生活運動可以說是五項建設的總運動，應為今後社會建設的基礎。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為地方自治的訓練，與公共之「樂」與「育」的設施。以言地方自治，要知道中國古來建設國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則系之於血統；由族而保甲而鄉社，則合之以互助。由鄉社以至於縣與省，以構成我們中國國家大一統的組織。故國家建設的基層，實在於鄉社。因之，我們中國國體雖久為君主，而民本民治的精神，實貫注於民間。可惜三百年來鄉社的成規，竟廢弛於滿清一代。清末以降，一般學術思想，馳心外求，早忘卻鄉社是建國的根本。現在我們要?手於社會建設，仍必實行地方自治。鄉鎮的建設，又為地方自治的中心工作。鄉鎮建設著有成效，則地方自治乃可健全。而地方自治之健全，即為民權與民生主義實現的基礎。以言民眾的「樂」與「育」的設施，仍必為鄉社的事業。娛「樂」與養「育」的兩項，與食衣住行四者同為根本的民生問題；樂與育更超越於物質生活，而為精神生活的基礎。求樂與育設施普及而深入於民間，惟有鄉社自主自動以從事於實施，始可以期成。如鄉社的托兒所、保育院、俱樂部、公醫院各種公共福利事業，必須合鄉社的群策群力，以求充實。必以此為基點，始可以造成「老有所終，少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新社會。

由此可知社會建設的責任，首在於鄉社自治員。惟有鄉社自治員，始能深入於農村，負起指導鄉社自治的責任，更於自治之外，倡導娛「樂」與養「育」的設施。所望我全國有志建國的人士，認識一切報國事業，皆應經歷此自治員之一階段，實習地方自治工作，認清鄉社自治員和保甲長，為社會建設基層的職位；勿流連於都市，勿眩惑於虛榮；以簡單樸素的生活，任建國的基層工作；則在個人為建立平生一切事業的基礎，而在國家則軍事、教育、經濟各項的建設，乃有確實的保障。

（四）政治建設方面

「抗戰建國綱領」對於政治建設有具體的規定，五年以來，已??見於實施。然而國民對於政治制度與法令規章，必須奮發自主自動的精神，而把握其重心之所在，始可以措政制與法規於健全有效之域。現在不平等條約已經撤廢，則自主自動的精神，尤為獨立自由的國民所必具。我常說：「自強始可以自由，自立始可以獨立」。國民如不能自強自立，則獨立自由的地位，必有得而復失之一日。故國民實為政治建設的原動力，而自主自動的精神，即所以充實政治建設的基礎，然後中國的國家組織始可以健全，而國家行政，始可以提高其效率。所以今後的政治建設應以國民奮發自主自動的精神為基礎，而其最基本的項目為培植民主制度與健全國防體制。要知道我們中國的民主制度，決不以歐美十九世紀個人主義與階級觀念的民主制度為模型。我國政治的建設必須樹立五權憲法與全民政治的基礎，不受空洞的口號所愚，不被虛偽的形式所惑，循序漸進，篤實踐履，始可以使中國臻為現代的民主國家，而躋於國際社會之林。在這一方面，我希望全國有志於政治工作的青年，本於國家的需要與時代的潮流，確定其遠大的目標，樹立其崇高的志向。我們中國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都市有畸形的發展而為人口所集中，政治建設亦相率而趨於少數之都市。因之國土荒廢，邊疆空虛，以致國不成國，侵陵頻至。現在不平等條約既已撤廢，則今後的政治設施，必一掃過去偏枯的積弊，而期於全國全區域皆有平均的發展。故邊疆的開發，應為全國就學青年立志的目標。所望我有為有守的青年，要恢復馬伏波（援）班定遠（超）的精神，立志在邊疆，致力於政治建設，埋頭苦幹，做一個手腦並用的屯墾員。 國父教訓我們「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須知邊疆屯墾乃為今後建國第一等大事，而邊疆屯墾員之貢獻於國家的政治建設，論功效與品格，超越於大都市裡面工作人員聲價之上，何啻十倍？青年如要為國家做大事，為民族造大福，必須不求近效，不急近功，先要立定這個目標以為報國救民終身的抱負。

（五）經濟建設方面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方案」早已指出我們中國經濟建設的要目。這個方案，是本於 國父實業計劃的精義，規定具體工作，以期中國的國民經濟能適應於國防的要求。抗戰五年半以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已趨向於國防與民生的合一。不平等條約的撤廢，更能使中國以獨立自由的地位，邁進於經濟獨立「自力更生」的大道。而中國之「自力更生」，尤以「工業化」為當務之急。故今後國民的經濟建設，應以發達工業經濟為基礎。其最重要的條目，為準備實業計劃的實施，由此以完成我們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基本政策。至於 國父的實業計劃，其規模遠邁漢唐，其精神更有以會通現代世界經濟的變局，實為我們中國經濟建設惟一的寶典。而其準備工作，自甚艱巨。故全國國民必須自今日起，立定決心，積極進行。

於此有應為我全國有志於經濟事業的青年指出一點。不平等條約的撤廢，已為我們中國的工業解除其重重的束縛。然而中國今後的工業，仍須以最速的進步，與最大的努力，始可與先進諸國高度的技術與集中的經營，並駕齊驅。所以我全國的青年，必須立志為工程師，提高其技術的知識，致身於工業的發展。更要從實際的工作裡面，求創造求發明，然後我們中國的經濟建設方有完成的把握。

總之，建國規模、計劃，及其樹立規模、執行計劃的志節與本能，當從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教訓，與一千幾百萬方公里的地理環境，參之以世界形勢的進化，而體會研求。至於實行，更須由小而大，由近及遠。而實行之程序，又必須有重心，有基點。要知道：沒有遠大的志節，偉大的本能，則必至於忘本逐末；不求切近的實踐力行，則必至於好高騖遠。所以我在本節裡面，就建國的計劃與實行，擇其重心與基點提示於我全國國民之前，並指定明白的方向，作為我們全國青年立志的指針。

在今日以前，我們中國的各項建設，都不能夠順利進行，我們可以求其原因於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然而從今以後，不平等條約束縛既已解除，則各項建設如再不能突飛猛進，其責任當在於我們為國家主人翁的國民全體。我們全國的國民要負起各項建設的責任，必須先問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更須先問自己，有沒有這個信心？試看那一種建設，不需要有能力和有信心的人才？試問我們中國現在所有的人才是不是足夠擔當各項建設的責任？建設的計劃與實施，須有重心有基點。我們所說五項建設，自當同時並進，不可缺一，而其重點則不能不置於經濟。 國父曾指示吾人「建設之首要在民生」，而民生之基礎為經濟。經濟不僅為各項建設之重點，而且為一切建設之先務。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是本於「民享」的原理。我們要以計劃經濟和社會立法，使每個國民的生活與生存，都有保障，務必做到「資本國家化，享受大眾化」之目的，尤須以計劃經濟和社會立法，實現民生主義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

至於經濟建設必須以實業計劃為準則。我們要完成實業計劃所定的業務，首先要有實行實業計劃的人才和完成實業計劃的物資。今舉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所需用的人才與物資，分別列表如下：

一、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所須完成之各項工作表（本表僅就土木、機械、電機、空運、水利、建築、衣服、衛生、礦冶等九項計其數量，其它從略）

項目 全部工作量 最初十年內工作量

（甲）土木

鐵路 一四○、○○○公里 二○、○○○公里

（實業計劃原列十萬英里，折合十六萬公里，現已有二萬公里）

公路 一、五○○、○○○公里 二二五、五七○公里

（實業計劃原列百萬英里，折合百六十萬公里，現已有十萬公里）

築港 一八六、○○○、○○○噸 一○○、○○○、○○○噸

（吞吐量） （吞吐量）

（乙）機械

機車 二四、○○○輛 三、○○○輛

客貨車 三五二、○○○輛 四四、○○○輛

自動車 七、六七七、二一○輛 四五一、五七○輛

（自動車數量包含各年折舊補充量，以維持三百萬輛之數）

商船 一四、四一七、四○○噸 三、○四三、三○○噸

動力機 四○、○○○、○○○馬力 一○、七○○、○○○馬力

工具機 四、五○○、○○○部 一五○、○○○部

各類機械 七、○○○、○○○部 一、五○○、○○○部

（丙）電機

電力（火電水電）二○、○○○、○○○千瓦 六、二○○、○○○千瓦

電信

電信線路 三六、○○○、○○○公里 三六、○○○、○○○公里

無線電台 三、○○○所 三、○○○所

收音機 一八、○○○、○○○具 一八、○○○、○○○具

（丁）空運

民用航空機 一二○、○○○架 一二、○○○架

（折舊補充在內）

（戊）水利（水力發電工作量與火電工作量合併計算於電力項內）

水運

通行輪船者 三○、○○○公里 一八、○○○公里

通行帆船者 五○○、○○○公里 二○○、○○○公里

新辟運河通輪船者 五、○○○公里 一、○○○公里

設商埠 一、二○○處 七○○處

防洪堤防 一八、六六○公里 一八、六六○公里

灌溉 二五○、○○○、○○○市畝 一○○、○○○、○○○市畝

水力 一○、○○○、○○○千瓦 　二、○○○、○○○千瓦

（己）建築

居室 五○、○○○、○○○間 一○、○○○、○○○間

（庚）衣服

棉紡錠 一○、○○○、○○○枚 三、○○○、○○○枚

棉織機 三二○、○○○台 九六、○○○台

麻紡錠 三七七、○○○枚 八三、一○○枚

麻織機 一五、七○○台 四、七一○台

毛紡錠 五八○、○○○枚 一七四、○○○枚

毛織機 一六、五○○台 四、九五○台

繅絲機 二三六、七○○台 七一、○○○台

織綢機 九四、○○○台 二八、二○○台

漂染印整機甲種 一一四單位 三四單位

乙種 二八○單位 八四單位

針織機 一六、五六○台 四、九七○台

縫紉機 三○○、○○○台 九○、○○○台

（辛）衛生

大衛生院 二○○所 一○○所

縣衛生院 二、○○○所 二、○○○所

鄉鎮衛生院 一六○、○○○所 八○、○○○所

（壬）礦冶（十年後達到之年產量）

煤 一五○、○○○、○○○噸

石油 一、七七四、○○○噸

鋼鐵 五、五六○、○○○噸

銅 二五、○○○噸

鉛 一三、○○○噸

鋅 二、○○○噸

鋁 一一、五○○噸

鎢砂 二五、○○○噸

純銻 二○、○○○噸

精錫 三○、○○○噸

精汞 五○○噸

二、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所需各級幹部人才數目（本表系就鐵路、公路、空運、水利、機車、自動車、電力、礦冶、港埠、電信商船、食品工業、衣服工業、居室、衛生、機械、印刷等十七部門所需人才計算）

（甲）大學或專科學校各科畢業生之人數

一、土木科畢業 一一○、○○○

二、機械科畢業 四一、九○○

三、礦冶科畢業 八、六○○

四、電機科畢業 一二、四○○

五、水利科畢業 一二、○○○

六、建築科畢業 二五、○○○

七、化工科畢業 七、二○○

八、紡織或染化科畢業 三、六○○

九、輪機或駕駛科畢業 七、○○○

一○、航空機械科畢業 七、二○○

一一、地質或地理科畢業 二、四○○

一二、醫科畢業 二三二、五○○

一三、文法商經濟等一般學科畢業 三一、○○○

（乙）高初級職業學校各科畢業學生之人數

一、土木科畢業 七七、五○○

二、機械科畢業 九四、五○○

三、礦冶科畢業 二三、三○○

四、電機科畢業 二○、四○○

五、電信科畢業 四一、二○○

六、航空機械科畢業 一二、○○○

七、水利科畢業 二五、○○○

八、建築科畢業 二五、○○○　

九、化工科畢業 八、一○○

一○、紡織或染化科畢業 八、二○○

一一、印刷科畢業 一七、○○○

（丙）航空駕駛學校畢業 四三、二○○

（丁）高中或高級職業學校一般學科畢業學生之人數 一○三、四○○

（戊）初中或初級職業學校一般學科畢業學生之人數 一八六、六○○

（己）高初級醫藥或護士學校畢業 一、○七○、○○○

（庚）助產學校畢業 二二五、○○○

共 計 二、四**、二○○

三、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所需各項主要物資之數目（本表系就鐵路、機車、公路、自動車、空運、水利、商船、電力、電信、居室、日用器皿、機械等部門所需各項主要材料計算）

鐵 七、九九二、○○○噸

鋼 二五、八八三、○○○噸

銅 一、○八○、○○○噸

鉛 一、一一九、五○○噸

鋁 五四一、四○○噸

煤 五○五、五○五、○○○噸

汽油 一三、一三四、二○○噸

柴油 二四、八二四、四○○噸

機油 一、○七三、○○○噸

瀝青 二八八、○○○噸

油漆 二八三、四○○噸

水泥 五六、五四六、三八○噸

一、九七七、五○○噸

玻璃 一四六、九○○、六○○平方公尺

三、三九○立方公尺

五三、七○○噸

橡膠 二、七○九、四二○只（輪胎）

三九、二○○、○○○根

木材 二四五、○○○噸

四九四、二八○、○○○立方公尺

實業計劃全部的完成，要積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久。上表所列的工作、人才和物資，祇是最初十年之內所要作要用的數量。國民初見這些數字，或不免認為太大，而以為不易成功。殊不知這些數字，比之於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與一千幾百萬方公里面積，實在太少，決不為多。即就棉織機的數字來說，棉織機全部完成之後每人每年平均可得棉布亦不過十八公尺，而最初十年之內完成者，只有十分之一，則每人每年平均不過得到棉布一、六公尺。又以自動車而論，全部完成之後，平均每一百五十人纔有一輛，而最初十年之內完成者不過十分之一，則平均每一千五百人纔有一輛。更以人才而論，四萬萬五千萬人在十年之內，供給各級專門學校畢業生二百四十六萬人，決不可以說是太多。只舉現在所有軍隊的官長之數來說，已受過普通與高等教育而有充分管理技能的，就有五十萬以上人數。這些官長將來復員時，若再授以專業的短期訓練，就可成為經濟建設現成的幹部人才。大家只看這一點，就可知道我們國家的人才，是如何的眾多，只要我們大家有信心，能努力的去做，各項建設，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否則我們國民錮於舊習，如仍有「不易成功」的感想，這就是由於大家不能深切領會 國父「行易」的學說，不能徹底體認「力行」的道理。三千年的君主政體，三百年的滿族專制，甚於一百年的不平等條約，我們的國民有了一致的信心，共同的努力，就可以在短期間之內，或推翻，或廢除。若以同樣的信心，實行實業計劃，決沒有不成功的理由。更以中國與日本來比較，我將 國父於民國七年在三河壩陣地上曾對我說的一段話，來證明這個計劃必能成功的道理。 國父說：「日本的人口與土地，皆少於中國八倍至十倍，所以日本八年或十年可以完成的工作，將來我們中國只要一年或二年就可以完成。」我們如果是 國父的信徒，相信他的至理明言，那為什麼還要存這些畏難懷疑的心理？中國過去建國工作的失敗，乃由於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壓迫。現在不平等條約已經撤廢了，只要我們全體國民能夠力行，則上表所列十年計劃成功的程度，我們相信只有超過這裡預定的最低的數量，而決不患其太多，更決無不成之理。如照各國已往建設的經驗，再征之我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十年間在內憂外患中修築鐵路公路的事實，則依我的估計，其中有幾個部門，如鐵路、公路、航空、築港、堤防、灌溉、電力等項，將來實際的成績，或可超過預定之數一倍以上，實至為平常之事。

但是就人才來說，實業計劃的實行，要有大中各級學校教養的人才，有如上表所列的數字。我們現在的學校是不是能夠訓練這些人才，來供經濟建設之用？就我們現有的大學專科高初中等各校來說，從民國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五年之中，各級畢業學生只有四七一、七三九人，而實業計劃實行的最初十年就需二百四十六萬畢業生，實業計劃以外各方面的需要，自不在內。所以我們在抗戰期間，這幾年之內，務必趕快加強教育，擴充學校，來準備充分的人才。就此乃可知道，抗戰以後，我們同胞只要他有一技之長，就不患沒有貢獻其能力於建國工作的機會。尤可知道各方面服務於建國工作的人員，必須能以一人來做二人的工作，一天要做二天的業務，纔可以供應國家社會的需要。那裡還可以苟且因循下去？那裡還有徘徊猶豫的時間？先哲說：「見賢思齊焉。」諺云：「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我們看見了世界上各國的富強，更必須發奮為雄，來求我們中華民國同他們一樣富強，而且我們的民生更要比他們康樂。我們中國經濟建設的計劃，對於民生的福利，必須達到我們 國父手訂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二條規定的標準。就是「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房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這是我們建設的惟一目標，亦是實現民生主義的第一步工作。我們中華民國既要建設這樣一個富強與康樂的國家，就要我們每一個國民真有「惟日不足」之感。人不自棄，必不見棄於國家；人能自勉，始可以策同胞，共同奮勉。所以我懇切的期望全國國民自立自強，互相策勵。尤希望全國的青年能立定志氣，抱定決心，認定目標，朝?建設的方向急起直追，來完成這千載難得的建國使命。

第六章 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

第一節 建設與革命哲學之建立問題

在國民革命初步成功，建國工作真正開始的今日，國民一方面對於國家獨立自由地位的獲得，或不免有「驕矜自慢」和「一得自足」的錯覺；而他方面對於今後應做的工作，亦不免有「畏難卻顧」和「避重就輕」的心理。我對於這兩方面，在前章已經有詳明的解釋。現在再在本章裡面指出幾個建國的基本問題，亦就是建國成敗的關鍵所在。希望我全體國民有所警惕，而首先要指出的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和失敗的教訓。我國民如果能領受這個深切的教訓，今後建國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把中國三千餘年的君主政體，滿清二百六十年的專制政治，在極短的時間以內，澈底推翻。自此以後，袁世凱的帝制，張勳的復辟，莫不失敗。所以我們不能說革命沒有絕大的成功。然而辛亥革命以後，十幾年間，又遭逢了世界第一次大戰的時機，我們不但不能得到自立自強，而外患反而更深，內憂反而更凶，我們怎麼不承認革命是失敗呢？就說當時辛亥革命的成功，要知道這只是革命破壞方面的成功，而革命的失敗，亦就是建設方面的失敗。破壞的革命所以能夠成功，是由於滿清末葉，國民的心志，集中於反對喪權辱國的專制政府。建設的革命所以失敗，是由於國民對於革命必須建設與破壞二者並行的道理，沒有真切的認識，即有認識，也不能夠趨於一致。所以辛亥革命一旦成功，國民就惑於「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說，以為無須再用革命手段，從事建設了。不獨國民如此，革命黨中的同志也是如此。所以軍閥政客得以為所欲為。初則假借約法，繼而破壞約法；初則樹立政黨，繼而割據自雄。在國家民族大有可為的時期，反而過醉生夢死，自殺自伐的生活。他們誤國的過失，賣國的罪惡，固然不可勝誅，而一般國民，尤其是智織階級文人學士，一面受軍閥的壓迫，一面受帝國主義工具反革命派的宣傳，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因之多不能瞭解 國父的主張，更不信奉三民主義。尤其是他們對中國國民黨的態度，不是旁觀冷漠，即為反對敵視，更不能夠認識中國國民黨與整個國家，全體國民的生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也要負絕大的責任。所以 國父在此時期，看出國民的心理建設，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心理建設的要義，就是要黨中同志和一般國民明白「知難行易」的道理。

破壞的革命所以成功，建設的革命所以失敗的緣故。　國父曾明確指示，這完全是由於國民的「知」與「不知」的關係。　國父說道：「夫破壞之革命成功，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是『知』與『不知』之故也。予之於破壞革命也，曾十起而十敗者，以當時大多數之中國人，猶不知彼為滿洲之所征服，故醉生夢死，而視革命為大逆不道。其後革命風潮漸盛，人多覺悟，知滿清之當革，漢族之當復，遂能一舉而覆滿清，易於反掌。惟對於建設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黨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而莫易於建設。今難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敗，其故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敗也。何以謂之容易？因破壞已成，而阻力既滅；阻力一滅，則吾人無所不可，來往自由，較之謀破壞時，稍一不慎，則不測隨之之際，何啻天淵？然吾人知革命排滿為救國之必要，則犯難冒險而為之。及夫破壞既成，則以容易安全之建設，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續矣。此建設之事業所以失敗也。」這一段話，把辛亥革命成功與失敗的本源，指示得何等的透徹，何等的真切！可惜當時黨中同志與一般國民仍然不能夠完全領悟！他們為什麼不能夠完全領悟呢？這是由於我們國人深中了「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古說之害，而不知哲學的真理是「行之匪艱，知之惟艱」。國父說道：「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之於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遠而避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也，則惟有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辛亥革命以後，一般國民與黨中同志，不知建設的必要，更不知中國的建設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實行。雖有　國父真知，作我們的指導，一般同志和國民仍然以知為易，以行為難，忽視建設，尤不能瞭解民生主義，而只以具備民族民權主義的形式為滿足，所以建設的革命就失敗了。

「知之匪艱，行之惟艱」的古說，並不是中國傳統的心理。在社會上，人人都依照自然的法則而行，然而知道自然法則的人很少。所以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者固然依自然法則而行，不知者仍然依自然法則而行。所以孟子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眾矣！」中庸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足見得天　地萬物，遵循的法則，是易行而難知的。

古人的知，是從累代的經驗與畢生的力行得來的。所以我常說：「不行不能知。」惟有從力行得來的知，纔是真知，惟有真知，方纔易行。孔子以六藝教人，就是要學者從六藝的實行得到真知。灑掃應對，射御書數，都可以使學者得到下學而上達的真知。後世的學者，把古人累世的經驗與畢生的力行得來的真知，看容易了。所以他們以知為易，以行為難。「知之匪艱，行之惟艱」的古說，因而深入於人心，發生知行分離，與以易為難，以難為易的流弊。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意在糾正知行分離的流弊。然在科學時代，「即知即行」的道理，仍不足為人生指導的原理。依照科學的方法，每一個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專職的原理，知者與行者雖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須分工。故惟有　國父知難行易之說，纔是指導人生的真理。

知的本源在於人類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上說：我們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經驗和教訓，要學習外國的科學和技術。然而就實質上說：知識如果「無得於己」，便不能算是真知。惟有「有得於己」的知，纔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易行。為什麼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夠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呢？他們篤信祇有革命纔可以救國救民，他們就力行革命的工作，死生榮辱，置於度外。他們的「知」本於天性，他們的「行」發於真知，纔造成了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體，與二百多年滿清專制的偉大之業。為什麼辛亥革命以後，黨中同志與一般國民不能夠繼續先烈的遺績，接受　國父的指導呢？他們的理論與主張，都不過東抄西抹，人云亦云，反求諸心，無得於己。他們的「知」，不由於至誠，他們的「行」，不出於大勇。所以民元以後，社會政治，就在擾攘喧嘩之中，過了十幾年。而誤國殃民的軍閥，反革命派之所為，亦就橫行無忌了。

何以事實的經過已確切證明了正確的路線，而國民仍不能夠有一致的認識？揆其原因，正由於在理論方面，他們自己既不能「實事求是」以探討真切的學問，又不能虛心接受事實已有證明的真理。在行動方面，他們既不能夠自拔於似是而非、不痛不癢的風氣，更不能追隨先知先覺的指導，毅然決然的力行。總之，理論上的不正確，是由於不能真知，行為上的不振作，是由於不能力行。惟有至誠，始可以無要而達於真知；惟有至誠，始可以不息而見諸力行。惟有真知力行，始可以不瞻顧，不遲疑，勇往直前，篤實踐履。中庸說：「不誠無物。」國民的心理，社會的風氣，不返於樸實誠篤，建國復興事業，斷沒有成功的可能。所以　國父自辛亥革命以後，在最艱難困窮的時期，以「行易知難」的學說，指導同志，曉喻國民，永為我國民革命建國復興的基本哲學。即今日以後，建國工作的成敗，亦必以我全國國民能不能領悟這個哲學為權衡。只要我們全國國民接受辛亥革命的教訓，領悟 國父「行易」的哲學，一致起而力行，則我們完成五項建設，以造成文化國防與經濟合一的國家大業，是一定能如期成功的。

第二節 社會與學術風氣之改造問題

過去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我們的建國工作，不能夠自由發展。這些失敗，還可以歸其責任於不平等條約。現在，不平等條約已經撤廢，我們今後的建國工作，得到了獨立自由，如果再有失敗，那我全國國民就應自負其責任了。

國家的治亂，民族的興亡，常以社會風氣為轉移。我們中國的社會風氣受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以租界為根源，表現為各種的頹風惡習。現在，不平等條約已經撤廢，租界不復存在，則社會風氣轉移的責任，又將在誰的手裡？

今日的社會風氣如不改造，沒有篤實踐履的精神，則建國工作，仍難期其完成。而社會風氣的轉移，常繫於少數政治家與學者的倡導和努力。歷史上的先例如此。然而此所謂少數人的產生，決不是由於「神跡」，亦不是由於「氣數」。在國家治亂之會，民族興亡之際，只要這少數人士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和「天下為公」的抱負，以救國家救人民自任，即可以為轉移社會風氣的樞紐。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又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這些話都是指示我們：只要看見了救國家救人民的本分，就應當引為自己的責任；隨自己聰明才力的大小，力行實踐，即可以轉移風氣。　國父說：「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至於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務。」我們可以說：無論聰明才力大小，只要立志救同胞，決心救國家，力行實踐，則行之於一鄉，即可以轉移一鄉的習氣，行之於一縣，即可以轉移一縣的風尚；推之於一國，莫不皆然。只要此少數人士，能夠力行於前，則一鄉一鎮以至一國的民眾，習焉不察，行焉不著，自然收風動草偃之效，而社會風氣就能改造成功。

在我們中國，當民族盛衰絕續之交，必有少數的政治家和學者興起，來擔當這旋乾轉坤，改造風氣的責任。東漢之末，豪家大族兼併土地，貧戶細民流離失所，思想則趨於老佛，文學則崇尚浮華。黃巾之亂既起，中原殘破，群雄分立，蜀地獨得偏安，其風俗的奢侈，勢豪的跋扈，更甚於東漢時期。諸葛武侯輔佐兩朝，十二年間，在軍事上以攻為守，在政治上以猛濟寬，以討賊雪恥，激勵國民的志氣，以循名責實，糾正浮華浪漫的風俗，故能以巴蜀一隅，抗曹魏中原全盛之局。後世的俗儒，以武侯實行法治而加以譏評。殊不知武侯為人，淡泊寧靜，大公至誠，品格之高遠，決不是俗儒所能企及。唐末五代，割據紛爭達二百餘年。趙宋雖收藩鎮的兵權，開統一的局面，然而思想則流於佛道，文學則限於排偶，科舉則局於註疏，政事則操於胥吏，經濟則土地兼併，軍事則內重外輕，以至於外患侵陵，內亂頻發范忡淹首著四論以糾正頹廢的思想，繼上十事之奏，興學校以養經濟之才，改科舉以取經濟之。當時文學則歐陽修蘇軾之流，經學則胡瑗孫復之輩，人才輩出，蔚成風氣。張（載）程（顥、頤）的理學，王荊公的新法，亦踵起而代興。在明朝末葉，朝廷受制於宦官，社會相習於浮華。朱（熹）學既不勝其煩瑣，王（守仁）學亦漸趨於玄虛。張居正秉政十四年，以「實學實用」指導思想，既以「循名責實」整飭吏治，以「返本復始」挽救民風；其信心之強，志趣之篤，力行之勇，不計個人的成敗，不顧一時的毀譽，比之於諸葛武侯與范忡淹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滿清道鹹年間，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之流，亦以轉移風氣為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剛，而用人則重血性，尚器識。其於學術思想，則兼取宋學與漢學而歸本於至誠；其立身行事，則本於「慎獨、主敬、求仁、習勞」的精神；故湘軍淮勇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

中國歷史上思想家學者轉移風氣的功效，其有關於我固有文化之興廢與民族精神之盛衰者更大。當戰國初期，其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流行於一時，「楊朱墨翟之言滿天下」，「天下不歸於墨則歸於楊」。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義利王霸之分，明「知言」「養氣」之學，闡發惻、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以嚴人獸之別，辟楊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國三千來一脈相傳的正統思想之基礎。自東漢末年以降，佛老學說盛行，儒家學說闇然不彰；王通講學於河汾之間，斥佛老之學，嚴夷夏之辨，初唐政制之宏偉及其學術之昌盛，亦皆受其影響。中唐時代，韓退之（愈）改文體，闢佛老，斥割據，倡集權，遂遠開北宋道學的先河。比及道學既盛，學者習於空虛的性理，錮於煩瑣的名詞，於是王陽明（守仁）倡知行合一之論，「窮理致知」之說，一時翕然成風。到了明末清初，則顧亭林（炎武）黃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李二曲（中孚）顏習齋（元）傅青主（山）等大儒輩出，皆斥玄虛，重實用，以經世之學救民族，以性命之學導人心。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民權思想，從此蘊積於民間，歷二百餘年，竟有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建立共和民國。

這些政治家思想家，對於我們中國民族精神的存養，和固有德性的鍛煉，都有其千秋不朽之功業。國父所說：「以吾人數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的根基」，他們便是我們建國救世的模範。我們中國才智之士，要傚法這些政治家思想家，首先就要從「窮理」和「知言」入手。我們革命最應該留心注意的，就是對於所處理的大小事物，都要「窮理」研討。我們對於當前所見聞的學說主張，更要「知言」明察。所謂「窮理」，要看清楚現實，要認織環境，要剖析事物的內容，要把握問題的焦點，不含糊，不虛偽。所謂「知言」，要把各種學說主張，察其動機，明其意義，考其所用的方法，求其證據於事實，不模稜兩可，不附和盲從。這樣的做去，無論眾說的理論怎樣紛紜，辭句怎樣巧妙，一到了我們的面前，就可以很明瞭的判斷他的是非得失，乃至福禍成敗。尤其要知道，有害於國家民族的學說和主張，其為害愈大，其持論愈巧。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他說道：「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言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由此可見不正確不澈底的妄行邪說，必以巧妙的理論和動聽的詞句為掩飾。但是，他們的誤謬和弊害，決不是巧妙的理論或動聽的詞句所能掩飾的。即令他們力圖掩飾，我們也可以就他們所掩飾的論點，看出他們的毛病和錯誤來。所以孟子說：「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即如法西斯納粹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的理論，都是振振有詞，頭頭是道的。他們的辭句是非常動聽的。但是我們要溯求他們這些主義發生的動機，更來考察民族思想消滅的實例，就可以知道在中國提倡這些主義是「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的。就納粹法西斯和世界主義發生的動機而言。

國父說道：「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都服從」。就民族主義淪亡的實例而言，　國父說道：「凡是一種民族征服別種民族，自然不准別種民族有獨立的思想。好比高麗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現在就要改變高麗人的思想，所以高麗學校裡的教科書，凡是關於民族思想的話都要刪去。由此三十年後，高麗的兒童便不知有高麗了，便不知道自己是高麗人了。」所以　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三講裡面，把那些拋棄民族思想來談世界主義的人，比之於得了彩票，卻把收藏彩票的槓子拋棄的苦力。足見在我們中國，不講民族主義，而講納粹法西斯主義或世界主義，便有亡國滅種之憂。由此一例，即可知「窮理」「知言」的重要。可憐這二十年來，我們中國才智之士，為這些巧妙的學說所陷害，以致誤用其才力，枉過其一生的，不知凡幾。這實在是國家最大的損失，亦就是革命惟一的不幸。往者已矣，惟望今後國民尤其是一般趨向未定的青年，更要特別知道「窮理」和「知言」的重要。這實在是青年一生事業成敗的關鍵所在，因之對於各種事物與學術的研究必須注重這一點。如此乃能認清方向，確定思想，不致走入歧途，以免後悔無及。

滿清以來，積二百六十年頹風惡習，加以大都市之中，租界領事裁判權之下，累百年驕奢淫佚的生活，麻醉渲染，遂使貧民則鋌而走險，富戶則傾家破產。其影響之所至，文官愛錢，武官惜死。人民視官場為罪藪，官吏亦自視為傀儡登場，敷衍應酬於案牘與奔競之中。這種風氣，自滿清以來到民國初期，還是有加無減。截至今日，他們的心理，仍舊不肯徹底的覺悟，痛加改革，這實在是我們政治上的奇恥大辱。我們要洗刷這種恥辱，樹立民眾的信仰，恢復政府的信譽，必須從政的官吏，治軍的將領，反躬自問，自己是不是能夠秉承 國父的遺教，實踐革心的指示，各行其良心之所安？是不是能夠誓不虛浮，崇尚篤實？假如反省而可以自信，正不必計外人的毀譽，顧一時的榮辱，以致重形式，輕實行，假如反省而不可以自信，則必須痛加悔改，免蹈過去軍閥官僚的失敗。

更要知道；抗戰發動以來，我們的力量雖是愈戰愈強，不平等條約雖是已經取消，然而敵寇還在我們國境之內，還要我們作最後的努力，和最大的犧牲，方能收回我們的失地，救出我們的同胞，纔能說是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國家爭取真正的獨立，歐洲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世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都在劇烈變動之中。中國的前途，光明與黑暗，實相因而俱在。時至今日，同盟國的力量已能夠轉守為攻，侵略主義者的敗征已顯而易見。中國抗戰勝利的光明亦已在望，而獨立自由的地位之取得，更使中國對世界的責任，相隨而愈重。預計世界戰爭的結束，不能延至二年以後，而今年的一年即為戰局的決定關頭。我們中國的主奴榮辱，生死存亡，決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期，以華府會議為最後的決定。質言之，中國主奴榮辱生死存亡的命運，不決定於戰爭結束時期的國際會議，乃決定於戰局發展至於最後關頭之今日。而全國上下能否自力更生，尤在於社會風氣與國民生活能否滌舊更新，不愧為現代的國民。更必使抗戰有勝利的把握，建國有成功的基礎，纔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且以實現我們「存亡繼絕」「濟弱扶傾」的三民主義。如果我們像第一次大戰結束時期，瞻顧倚賴，苟且因循，則已失的權利未必能恢復，已復的權利亦未必能夠享有。總之，中國的命運，決定於中國國民本身是不是能夠自立自強，以達成抗戰建國的使命。要中國能夠自立自強，必須全國上下，共同一致，痛切覺悟，徹底革新，袪除虛浮，務求篤實，力戒因循，崇尚果敢。思想必切實際，生活必循紀律，任事必負責任，行動必守秩序，實事求是，精益求精，而後乃能樹立現代國家的基礎，使中國躋於國際社會，共負世界永久和平和人類自由解放的責任。

政治風氣的轉移，於尤賴社會風氣的改造，而教育實為改造社會風氣的動力。須知學術的講授，與政治的變遷，息息相關。不獨思想的改革，直接影響於社會風氣與政治風氣，即文學的改革亦發生重大的效果。古人說：「文學之變與政通。」在歷史上不乏其例。漢魏之間，輕篤行，重辭藻，士風從此趨澆薄。唐末宋初，文禮反於質實，則力行實踐的風氣因而復興。明清以八股為思想的桎梏，為官者不習政事，於是權歸胥吏之手。總之學術的講授為國家命運之所繫，歷史的教訓具在，無可推諉，亦無可置疑。

須知此次世界大戰最後的效果，無疑的歸結於文化。所以此次戰爭，亦可說是文化戰爭。歐美三百五十年民族主義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成敗興亡，皆在此一役。中國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之興廢，亦以此役為試金石。此戰若不失敗於侵略主義者的魔手，則人類文明即將刮垢磨光，而中國文化亦必發揚光大。務望我學術界真能瞭解今日實為我中國文化繼往開來存亡絕續的最大關頭。自清末維新，中經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至於國民革命時期，因講學而改變學風，舉凡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世界各國所有的思潮，都經試驗。若深加考察，雖有不少的進步成分，散在社會，然而真誠篤實的風氣，終竟沒有造成。治學的人士，不能實事求是，身體力行；或思而不學，閉目空談，自逞胸臆，妄立門戶。或學而不思，東塗西抹，人云亦云，無有定見。崇西化則捨己從人，尚國學則閉關自大。講學的人士，輕於發言，不負責任，附和流俗，姑息取容。以個人的私慾為前提，而自以為「自由」；以個人的私利為中心，而自以為「民主」。以守法為恥辱，以抗令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點而自以為「青年導師」，妄肆淺薄的宣傳而自以為「先進學者」。極其所至，使國家為之紛亂，民族因而衰亡。在這種潮流之中，求「以天下興亡為己責」的人，真不多得，為學講學的風習既然如此，而欲求社會風氣與政治風氣之改造，豈不是緣木求魚？然則今後學者與大學的師生應如何以自處，使在此國民革命時代中盡其革命一份之義務，我在前章「心理建設」一節內，已述其概略，總望我國學者，務使學術切於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本於建國的基業，切實體驗　國父「行易」哲學的真理，與革命「力行」的精義；智育與德育兼施，文事與武備相應；手腦並用，知行合一。如此，則社會與學術的風氣，方能根本的改造，而過去萎靡虛偽，浮燥夸誕的積弊，亦可以完全掃除，必須這樣，而後我們民族固有的德性與智能，和國家本來的地位，乃可以真正的恢復，而立國的基礎，乃能臻於鞏固強大。

國父說：「建屋不能猝就，建國亦然，當有極堅毅之精神，而以極忍耐之力量行之。」此極堅毅忍耐的精神與力量，要有實踐力行的學術風氣和質樸敦厚的社會的習尚，纔可望其發生。官吏是建國的工匠，教師更當為建國充實優良的人才。這兩種人對於學術與社會乃至於政治風氣的改造，比一般國民，負有更密切更重大的責任。從今以後，只要每一個官吏，每一個教師，能激發其義務感，能堅定其責任

心，能夠以改造風氣的志士學者自任，則建國的堅強精神與忍耐力量，就可以發生，建國的大業就可以成功。　國父說：「成功者，非一人一黨之謂，乃中華民國由阽危而鞏固而發揚光大之謂也。」要使我中華民國渡過阽危，趨於鞏固，則必須全國的教育家以國家觀念為中心，以民族思想為第一。我全國的教師應當首先以此自勉，方可勉勵一般的國民，相率以轉移政治風氣，來為建國工作，樹立可大可久的初基。

第三節 自由與法治觀念之養成問題

在改造社會風氣的時候，我們必須徹底改造國民對於法律和自由二個觀念。

合群是人類的天性。個人離開了人群，便沒有生存的方法，所以自有人類以來，個人就是生於群，長於群，沒有一天可以絕對離群而孤立，所以群的生命，為個人的生命所寄托。群有發展，個人纔能夠得到發展。在人群的裡面，個人與個人之間，個體與全體之間，自然有其共守的規則，而後群的生命纔可以維持和發展。這種規則，在一方面是道德，在另一方面就是法律。人群的組織，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民族，所包容的人口愈多，則道德與法律亦相隨而益密。其維持道德的信仰者，為社會的公論。其執行法律的制裁者，為管理眾人之事的政府。

我們中國的政治哲學對於道德與法律的關係，講求得最為詳明。中國的政治哲學主張道德與法律兼用，不過有先後之分。賈誼說：「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董仲舒說：「先德而後刑。」都是說道德先於法律，卻並不專談道德而捨棄法律。至於我們　國父的三民主義，對於這個問題更有精深的研究。要知道三民主義是淵源於中國正統的道德觀念的。簡單的說：「利他」是革命的本務，「仁愛」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救世的極則，無過於「天下為公」。三民主義就是以「天下為公」的思想為改造社會的基本法則，與實行革命的最高理想。然而，三民主義的實行，則必依於法律。在軍政時期，我們要行軍法之治；在訓政時期，我們要行約法之治；在憲政時期，我們要行憲法之治。由此可知三民主義的政治，是本之於道德，而行之以法律的。

我們中國的政治哲學，對於人治與法治的關係，也有詳明的分析。孟子說國家要有「法守」，要有「法家弼士」，又說「徒法不能以自行」。這就是說國家沒有法律，便不能夠治理，不過法律的施行，仍然是存乎其人。王荊公所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張居正所謂「行法在人」，也都是這個意思。我國的國民革命，是要建設中國為法治國家，不過其本源則在於國民的心力。所以　國父說：「常人有言，中國四萬萬人實等於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萬萬散沙而成為一機體結合之法治國家，其道惟何？則必從宣誓以發其正心誠意之端，而後修齊治平之望可幾。」又說：「國家之所以成立，不外乎國民之合成心力。其統治國家之權力，與夫左右此統治權力之人，亦常存乎國民合成心力為之主宰而綱維之。」由此可知國民革命是集合國民的心力，以建設法治的國家，並且是以國民的心力厲行法治的。

我們中國的政治哲學，對於情理與法的關係，尤為注重。中國的政治哲學以為情理必依於法治而後可以得其公平。所以諸葛武侯說：「法行而後知恩。」又說：「吾心如秤，不可為人作輕重。」中國的政治哲學，又以為法律必本乎情理而後可以合於實用。所以呂新吾說：「法者，本天理人情而定之。」又說：「法者，體其必至之情。」我們的三民主義，是會通情理法三者而並重的。我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一文裡面說：「我們人類所以異於一切動物與高於一切動物的原因，而且能夠不斷的自求進步，不斷的進化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人類有感情，有法紀，而且又有理性的緣故。感情、法紀、理性這三種東西是維繫人類生存，促進人類進化，所缺一不可的。我們通常論一件事，總說是情理法三者俱當，而後纔算是圓滿。依照三民主義，就民族方面說：人類感情中最值得重視的一種感情是民族感情；因為民族天然力所造成的，所以團結民族，就要靠人類天然具有的情感。就民權來說：人類組織的最良法紀是全民政治——即民權主義政治；要規定各個國民的義務和權利，就全靠法治和紀律來作平准的標尺。就民生來說：「人類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經濟平等，無相壓迫搾取之事，而且要使社會大多數利益相調和，能夠真正做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地步；這不能專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訴之於判別是非利害之理性。所以我說，民族主義本乎情，民權主義本乎法，民生主義本乎理。我們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獨立；以確立法治，為實行民權的基礎；再以公平劃一的條理，調劑公私經濟的盈虛，以解決民生問題，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當。所以三民主義比其它主義完備，而且比其它主義偉大悠久，亦比其它任何主義容易實行，亦就在此。」由此可知三民主義是情、理、法並重而各得其宜的。總括以上所說，我們知道有些學者，以為中國的政治哲學重禮治，主人治，而反對法治，是一種誤解。我們又可以知道法治在三民主義裡面是有重要的地位，有重大的功用的。

自不平等條約訂立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從外國的學說。於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他們看見了魯索所謂「天賦人權」的言論，便主張中國的革命，和歐洲十八九世紀的革命一樣，要爭「自由」。殊不知魯索的學說，並不合於歷史的事實。　國父指示我們：「就歷史上進化的道理說，人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並沒有魯索所說的那種人權事實。這就是魯索的言論，沒有歷史的根據。」魯索的學說既沒有歷史的根據，其所以流行於十八九世紀的歐洲，成為歐洲人民為「自由」而戰爭的指導理論，是「因為當時歐洲的君主專制發達到了極點，……人民久受了那樣殘酷的專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奮鬥去爭『自由』，解除那種痛苦，一聽到有人說『自由』，便很歡迎。」返觀我們中國歷史的政治，大抵對人民取寬大的態度，人民納了糧之外，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中國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所以 國父說中國革命的目的與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要革命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抵抗外國壓迫，就要打破『個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換句話說，我們中華民族要結成堅固石頭一樣的國防的組織體，則個人不能享有像一片散沙一樣的「自由」，是不待言的。更詳細一點說：我們中國在戰爭時要取得最後的勝利，必須建立民族的國防體；在戰後要與世界上獨立自由國家共同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求得人類的自由解放，亦必須有同樣堅強的組織。所以就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上說，無論在戰時或在戰後，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更就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上說，自由與法治是不可分的。我們中國是四萬萬五千萬國民共同組織的國家。我們的國家要求四萬萬五千萬個國民之中，每一個國民都有「自由」。所以必須規定每一個人「自由」的限界，不許他為了他一個人的「自由」而去侵犯別人的「自由」。這種自由，纔是真正的自由。這種自由觀念，我們建國時代，必須積極的養成，纔可使我們每一個國民，都能享受他自由的權利。所以「自由」必須在法定的限界之內，方是「自由」。若出了法定的界限之外，便是放縱恣肆。人人如可以放縱恣肆，必至於強欺弱，眾暴寡。人人謹守法定的限界，始可以達到人人都有「自由」的境域。要人人都有「自由」的國家，纔可以說是「法治」的國家。所以法治國家決不許國民有放縱恣肆，強欺弱，眾暴寡的現象。由此可知自己破壞國家的法律，而要求國家的法律保護，自己不守法律，而批評國家不崇法治，都是不合理的言論。這種言論，只有混淆國民對於法治的觀念，助長國民不守法律的風氣，如不徹底糾正，則法治國家的建設，是不能成功的。

世界上最放縱恣肆的人，要算「吉普西」人了。大家知道「吉普西」人的自由，不過是放蕩，不過是流浪。他們內部沒有法律，他們對外也不能結成團體，以自保他的安全。所以他們成為世界上最低下最墮落的一群，到處受人唾棄，受人欺侮。我們中國國民斷不可一面自陷於「吉普西」人的自由行徑，而一面還高談現代化，法治化。要知道國家是祖宗百代的遺產，民族是子孫萬世的根基。抗戰是神聖的工作，建國是莊嚴的事業。我們絕對不應當存一點玩忽的觀念，有一點兒戲的行動，而必須以神聖莊嚴的心理來接受法令，以自主自動的思想來執行法令。我們怎樣還可以自比於「吉普西」人？

近百年來，我們中國不尚法治的觀念所以養成，不守法律的風氣所以傳佈，租界與外國駐兵區域以及封建割據的存在，為其重要的原因。租界駐兵區域為中國法律的力量所不及，一般人士在那裡面，可以放縱恣肆於本國法律範圍之外，對於國家作違法犯紀的言論和行為。相沿既久，養成了一種消極則不負責任，積極則破壞法治的習慣，流行於國民之間，猶不自覺其非；不獨不以為非，而且自以為是。封建的割據，更使法治的觀念與守法的風氣，蕩然無存，一般軍閥政客，以擁甲倒乙為事業，以朝秦暮楚為生涯，不獨不知法治為何物，亦且以毀法亂紀為光榮。在這種情形之下，法治的觀念如何可以養成？守法的風氣如何可以造就？

現在，不平等條約既已撤廢，租界與外國駐兵區域不復存在，封建割據亦早歸沒落了。我們國民必須痛自反省，互相督勵，以守法為道德，以負責為光榮，不以個人的利益，妨害國家的公益；不以個人的「自由」，侵犯別人的「自由」。要求「自由」，必先瞭解「自由」的本質；崇尚法治，必先修養法治的習慣。我四萬萬五千萬國民，人人必須養成此種自由與法治的觀念，纔能把國家建設為法治的國家，進而建設為堅強的國防組織體，以與世界上獨立自由的各國，共同負起世界和平，人類解放的責任。

第七章 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

由上面所說，我們知道建國成敗的關鍵，在於社會風氣的轉移。而社會風氣的轉移，又繫於一鄉一縣一省以至於全國有見識，有志氣，有血性，負責任的人士，以真知力行為倡導，使一鄉一縣一省乃至全國的國民，行焉不著，習焉不察，則社會風氣的改造乃能達到成功。前面又曾指出，只要我全國的青年立定志向，任他人所不敢任的工作，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乃至冒險犯難，進到常人之所不敢到的邊疆僻壤，以適應國家社會的需要，而充實國家民族的生命，如此國家社會的改造，亦必易如反掌。在這裡，我還要作再進一步的討論。要知道社會風氣的改造，建國工作的實施，乃是民族復興中最偉大的事業，必須恆久的力行。如以單獨的個人，作孤立的奮鬥，其成效必不能大，其事功亦不能久。所以一鄉一縣一省以至於全國的成年國民和青年志士，必須有共同的組織，有系統的聯絡，以為國家建設和個人立業的總機關。個人惟有在這個總機關之內，纔可以做到　國父所說：「以個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

我們中國的成年國民，不能作廣大的團結，即團結亦不能夠持久，所以有「一片散沙」的恥辱，受「五分鐘熱血」的譏誚。須知不能團結，是由於自私，而救私莫如「公」。團結不能持久，是由於虛偽，而救偽莫如「誠」。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與。一念之誠，則必能貫徹始終。惟有三民主義，本於至公，發於至誠。故中國國民黨的思想，能兼容並包，而中國國民黨的行動，則「擇善固執」。這在我述中國國民黨改組經過的時候已切實的指點出來了。

現在一般青年，最大的毛病和他個人「百事無成」「潦倒一生」的總　因，根本當然是教育未得其道之故。而青年不受師長的指導，不知「組織」對於他個人成敗的關係之重要，更不知道「自由」是什麼，「紀律」的什麼，所以行動流於浪漫，思想不切實際。他們一入社會，乃就自覺其沒有擔當實際工作的能力和信心，更說不上改造社會建設國家了。所以青年要成為刻苦耐勞，任重致遠，改造社會建設國家的人才，其思想必經科學的訓練，其行動必受嚴格的鍛煉。因之，抗戰發動以後，我就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以適應全國青年迫切的需要，而開創了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和中華民族新動力的根源。

國父對於全國國民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明切的指示說：「全國國民不但人人有入黨的權利，也有入黨的義務。」全國青年對於三民主義青年團亦是一樣的有入團的權利，和入團的義務。要知道革命建國是整個民族和全體國民共同擔負的大事業。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乃是實行革命建國的總指揮部。成年的國民務須加入國民黨，青年的國民，只有加入青年團，纔可以顧全民族全體的幸福，保障國家整個的利益，策劃國家民族永久的安危。所以他們對於入黨入團，有權利也有義務。同時，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對於有志氣，有熱忱，有民族思想的成年的國民和青年，有要求他們入黨入團的權利，也有容許他們入黨入團的義務。要知道我們中國千百代祖宗留下來的遺產，都要由這個黨這個團來改造，來整理，億萬年子孫立命的基業，亦要由這個黨這個團來開創，來充實。本黨本團，為了完成續往開來的責任，所以有權利要求全國國民來共同負責，也有義務容許全國國民來共同革命。

在今天以前，我全國的國民對於雪恥圖強的運動，雖有一致的認識，而對於建國的方針，和立業的途徑，還有紛歧的見解。到了今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初步工作，是已經做到了，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的成績，亦已經昭著於國民的面前了。我以為時至今日，各方面愛國的革命有志之士，都應該作深切的反省，和徹底的自覺，並肩攜手，共赴於三民主義的信仰之下，加入中國國民黨，成為親愛精誠的同志。要知道現在的時機，真是千載一時，也確是千鈞一髮。具體的說：中國往昔的命運，是以不平等條約能否取消的這一舉，來決定其盛衰榮枯，而今日不平等條約既已取消了，則中國今後的命運乃就要決之於國內政治之是否統一，與國力之能否集中的一點之上。換言之，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國的帝國主義之手。而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是操在我們全國國民自己的掌上。如果我國內政能統一，國力能集中，而全國國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奮鬥，則中國的命運，就歸納於「精誠團結，奉公守法」八個字，如此中國的命運為獨立，為自由。否則就是「詐欺虛偽，毀法亂行」八個字，仍如過去之封建軍閥武力割據，破壞統一，妨礙建設，則中國的命運為衰落，為滅亡，不獨繼續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華民族世代子孫將盡為奴隸牛馬，永無翻身之日，更無復興之望。這是我們中國命運的分水嶺，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於這二年中。但是中國復興是已經成為「命定」的事實，無論任何反動勢力，亦不能為之搖撼。今日的中國，正是在中國哲理所謂「否極泰來」的時候。大家知道江寧條約正滿百年，甲午國恥亦足五十年，而我們民國二年第二次革命失敗，至今亦正是一世——三十年了。凡是一個民族，只要其人心不死，精神不滅的話，那「剝極而復」「週而復始」的宇宙法則，是可以相信他永遠不會變更的。不過這個「命定」的事實，仍要看我們全國國民，尤其是全國革命份子的努力與覺悟的程度如何了。換句話說：「事在人為。」一切事業，決非株守坐待者所可期成；一切機運，亦非怯弱自棄者所能幸致；必須我們為之自動的創造。如果我們能夠勇猛精進，發揚蹈厲，則自然現象，無不可以克服，而社會現象，亦無不可以改造。否則我們必致坐誤時機，只有剝極不復了。所以國家民族之存亡興廢與團體個人之成敗禍福的命運，仍在我們自定與自擇，而決不可聽天由命，自誤其事業的前途，甚至自忘其人生的意義。所以我的人生觀，就是我常說「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宇宙繼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進我人類全體的生活。」這句話就是說：宇宙間一切新的生命，皆要由人來創造，亦要由人來決定。而國家的命運更要由我全國國民之本身來創造來決定，自無疑義。一八四二年以來，各種不平等條約的訂立，致我國家民族於衰敗與奴辱者，由我國民自啟之；而今一切不平等條約廢除，使我國家民族獲得平等與自由者，亦由我國民自得之。人生的意義之偉大和國民力量之雄厚，有如此者，我們可以不自勉自重自立自強麼？我深信我們今日之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富強，是決無問題。而且從此以後，凡違反民族利益，背逆時代潮流的武力割據，和封建反動勢力，不只沒有徼幸的可能，而且沒有在的餘地。否則，國家的命運就要因此斷送了。你看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到了今天的大時代中，而且又有我們　國父的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指導的原則，豈有滅亡之理？

全國同胞們！國家的存亡，民族的禍福，就是這樣明明白白的擺在我們面前，就要我們在這個時候有所抉擇。國際形勢與世界潮流，都不容我們有瞻顧觀望，或徘徊猶豫的餘地。所以我全國國民，尤其有志報國的革命志士，為國家的獨立，為民族的自由，為雪恥，為圖強，為後世子孫不淪入奴隸牛馬的悲運，那就應該要共同一致的集中於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之中，來完成我們國民的責任和義務。

其次關於全國青年之於三民主義青年團，更當有正確明瞭的認識。今後全國青年們如果真要發展你革命大志，完成你建國大業，必以加入青年團為立身與報國唯一的程序，而且是必取的途徑。中國在不平等條約撤廢與抗戰勝利之後，唯一的目標，乃為建設三體合一（文化、經濟與國防）的新國家。而建設基本的方案，為　國父手訂的實業計劃。實業計劃所需要的人才之多，由前面略舉的幾個實例，就可明瞭了。此種基本工作的基本人才，皆要由我們現在就學與最近畢業的全國青年來充任。故每一青年在今日每一分鐘的寫讀，每一分鐘的練習，都是國家民族新生命新動力的來源。我青年何幸而生於此世界第二次大戰之今日，又何幸而能實際參加此空前劇變的舞台，更何幸而能參加此偉大無比的建國事業，置身於此獨立自由的歷史前頁？我青年在此人生發軔之初，就逢著這樣千載一時的機會，務須冷靜的考慮你個人的前途，和徹底認識現代國家的需要，再不可如往昔之盲從衝動，誤入歧途，以致錯過一生，造成永生的遺恨。須知三民主義不獨是中國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結晶，亦且為現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趨勢。而青年團為三民主義青年統一的組織，我全國青年惟有在青年團指揮之下，方能端其趨向，循其正道，而不致於自誤以誤國家。亦惟有在青年團工作計劃之內，纔能依正確的方向，定一生的事業。我青年團團員，在青年團中所受者為嚴格的訓練，所守者為嚴肅的紀律。而其所培植者為民族整個的生命，所保全者為國民全體的利益。他的事業為振衰起廢；他的任務，為雪恥圖強；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為聖賢，為豪傑，為民族的血管，為國家的骨幹，皆在於此。故全國青年不獨須認識其入團為事業的發軔，而且感覺其入團為光榮的開端。所以全國青年更應知青年團的生命即是我全國青年的生命；青年團的健全，即是我全國青年的健康。由此所造成的國家民族的新生命新動力，纔足以當此偉大的時代，盡其偉大的使命。

總之，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與國家民族凝為一體的組織，這是歷史所昭示的事實，不必再加分說。但這裡還有一點，應該為我國民重行申述的，就是中國國民黨乃是全國國民共有共享的一個建國的總機關。中國國民黨如能存在一天，則中國國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如果中國國民黨，革命失敗了，那亦就是中國國家整個的失敗。簡單的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托，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從此世界地圖上面，亦將不見中華民國的名詞了。所以大家應該知道：自國家有機體的生命上說，沒有了三民主義，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指導的原理。所以三民主義是國家的靈魂。自國家有機體的活動上說，沒有了中國國民黨，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發動的樞紐。所以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裡面的新血輪。如果全國革命份子和有志青年，真正要與國家共存亡，和民族共榮辱，以國家的事業為個人的事業，以民族的生命為個人的生命，那就應該要一致加入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纔能夠盡到國民最崇高的責任，達到人民最完備的境界，亦必如此，纔得完成我們共同建國的偉大使命。

上面的說明，或不免引起國人兩種感想：有一種感想，以為這不過是勸導中國國民黨黨外的一般人士入黨。還有一種感想，更進一步，以為這是對於中國國民黨黨外的各種黨派或各種組織，積極的有什麼作用的心理，甚至消極的有什麼妨礙的意思。我對於抱前一種感想的，可以率直的答覆道：我期望全國革命份子，有志青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因為他們有這個權利和這個義務。只要他們有救民族救國家的意志，他們就應該要自主自動的來入黨入團，不必要我來勸導。我對於抱後一種感想的，也可以率直的答覆道：我對於中國的各種思想與組織，只要他不割據地方、反對革命；不組織武力、破壞抗戰；只要他對於國家民族和革命建國真有利益；我不但沒有加以妨礙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發展，亦能成功。我對於國家民族和革命建國的定見，是固執不變的。但是我對於任何思想或任何的組織，決沒有什麼成見的。不過我為了國家，為了主義，亦為了人民和朋友的關係，無論為公為私，都不能夠不掬我的赤忱，盡我的天職，向國內各種思想和各種組織，竭誠忠告：我先要請教今日對中國國民黨持反對態度的各位朋友們：你反對中國國民黨，是不是因為中國國民黨的主義不良？還是中國國民黨的政策不對？如果你認他的政策是對的，主義是好的，他的革命是於國家於民族皆有利益的，若只以為他的行動或態度有什麼錯誤，那你就應該來糾正他，來補救他，而不應該因此就反對他，破壞他，甚至不惜因破壞中國國民黨，以破壞國家整個的生命！誰都知道破壞國家整個的生命，就是破壞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孫永久的生命，這個關係太大了。我以為大家對於中國國民黨如果能用客觀的態度，拿過去歷史的事實來證明他，由現在世界的變局來分析他，就將來國家的前途來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國惟有三民主義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國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線，而且惟有中國國民黨，他是領導革命創造民國的總樞紐，他是中華民族復興和國家建設的大動脈。除此之外，在這個軍政和訓政時期之中，無論用何種名義，或何種策略，甚至於組織武力，割據地方，這種行動，不是軍閥，至少亦不能不說是封建。這種變相的軍閥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對民族，對革命是不是有益，還是有害？大家痛斥從前把持軍隊，割據地方的軍閥是反革命，難道這樣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就是真革命？如果這樣武力割據，和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存留一日，國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軌道，軍政時期，亦就一日不能終結。不惟憲政無法開始，就是訓政亦無從推行。這樣於國家於革命的前途之妨礙和損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你看列強蘇聯和英美各國尚且都希望我們民族解放進步，國家獨立自由，所以他們在中國百年來無限的權利，和無上的勢力——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條約，到了今天都已自動的先後放棄了。為什麼我們國內的黨派，倒反而不肯放棄他武力割據的惡習，滌蕩他封建軍閥的觀念，那還能算是一個中國的國民？更如何說得上是「政黨」？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他政治進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還不是革命的障礙？這樣革命的障礙，如果不自動的放棄和撤消，怎麼能不禍國殃民？不止是禍國殃民，而且最後結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我是始終主張國民政府對國內的各種意見，和各種糾紛，都要用很寬大的態度來容納，和很合理的方法來求得解決。但是大家如果不肯徹底改變封建軍閥的作風，和沒有根本放棄武力割據的決心，那就是無論怎麼寬大，決不會發生什麼效果，亦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都是愛國家，愛民族的志士仁人，過去各方面無論其有何種歧異的見解，或有任何敵對的行動，無不可以為國家的生命，為民族的前途消除他個人的成見，和彼此的芥蒂。使我國政治能夠真正的統一，早上軌道，不致使外國人再譏笑我們是落後國家，是劣等民族；更期望訓政能順利推行，憲政可盡速實施；國家成為一個平等獨立的國家；人人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公民。這樣纔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子孫，纔配得上成為民主國家的政黨。我們革命黨人要講實話，做實事。而且要時常記?「忠言逆耳，良藥苦口」的格言。我以為這樣集團組織，名為革命，其實是破壞革命；名為愛國，其實是害國；不僅於國家民族不利，於革命建國有害，而且與個人的前途只有妨礙，而個人的事業亦只有歸於失敗。我很精誠很坦白的不憚重複的對各位再進忠告：大家如果仍舊保持過去的態度，繼續過去的作風，無異於妨礙你們自己的前途，阻止你們自己的事業，而且使國家力量不能完全集中，建國不能圓滿進行，真是於個人毫無利益，而於國家和民族有莫大的損失。我們須知國家的命運，正在這樣生死存亡的決定關頭。凡是國家每一個人才，都不容他任意自棄；每一分力量，都不容他隨便浪費。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為國家的利益，為民族的生存，都要一德一心，共同集中於三民主義的信仰之下，一致團結於中國國民黨的組織之中。因為這是大家的權利，也是大家的義務，並不是我為了中國國民黨對大家有什麼企圖或妨礙的意思。大家還應該知道：五十年來，中國國民黨從不因為各黨派的反對或妨礙，而放棄他的革命工作，所以纔有今日初步的成功。今日以後，中國國民黨亦決不因為有各黨派的反對或破壞，來阻止他的革命事業，而且他非至於最後的成功不可的。我們都知道，最近五十年來，凡反對中國國民黨的，無論其為如何強大的黨派，或為如何雄厚的武力，尤其那過去依賴日本帝國主義的憑借、作後盾的軍閥與黨派，他最後的結果，沒有不失敗的。須知這並不是中國國民黨有什麼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時代與歷史的使命所造成的。這時代與歷史的使命，決不是任何勢力能反對或破壞的。反對愈力，只有使他們成功愈快；破壞愈烈，只有使他們力量愈大。所以我常說：如中國國民黨有自敗之道，那不待有人來反對他，而他自然會失敗的。否則對他的任何反對或破壞，決不會生效的。所以各方面各黨派的反對，於中國國民黨本身革命的事業，決不致有所損害，亦不會被其阻止。但是中國建國工作，又恐受到不良的結果，我全國國民痛苦犧牲所得的獨立平等的地位，亦未免因此遭受極不利的影響。而國內才智之士，不能夠共同努力於如此偉大的建國工作，且將誤用其才智，錯過這機會，在個人實是最可惜的事情，而在中國國民黨，也可以說是他對大家沒有盡到他的責任和義務。所以我不得不再三的喚起大眾，共同勉勵。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夠體諒我的話是肺腑之言。

第八章 中國的命運與世界的前途

我們知道：科學不發達，技術不進步，是我們中國衰弱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百年來，中國人士因為要學習外國的科學和技術，遂至於崇拜外國一般的文化，不知中國固有的民族精神與國民德性，自有其優秀和特長之處。而中國固有的政治哲學，尤為民族固有的精神所薈萃。中國的政治哲學，在使戰爭與生產的技術，為人生服務，而反對戰爭與生產技術來役使人生。孟子說：「仁民而愛物」，就是說國家應為人民的生活而支配物資，不應為物資而役使人民。大學說：「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就是說生產制度要歸本於民生，更不應以生產技術而汩沒人性。三千年來，這種政治哲學與經濟原理支配中國國民的心理，而國民的德性，亦即與這種政治哲學與經濟原理相因而並存。前面說過，我們中國國民固有的德性，是八德四維陶鑄而成的忍辱負重，明廉知恥。中國國民有了這種德性，所以能不畏強禦，亦不侮寡弱，且本其傳統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所以歷數千年能為亞洲民族「存亡繼絕」「濟弱扶傾」的柱石。因之在中國強盛的時期，亞洲民族從沒有經濟侵略與政治兼併的史實，亦不見有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分。這種政治哲學與政治道德，為歐洲近代社會所蔑視而不具。其資本主義者，役使人生於生產技術之下，以為利潤的追求。其帝國主義者，役使人生於戰爭技術之下，以求殖民地的開闢。因而在這些思想交織之中，國內的階級戰爭，國際的民族戰爭，乃充滿近代世界的篇幅。比及大戰結果，人類臨痛定思痛之時，厭戰爭論者又叢怨於科學，以為科學適所以改進殺人的工具，致戰爭的殘酷，慘徹人寰。殊不知戰爭的終止，在於澄清戰爭的本源，而不在於限制戰爭的工具。孟子說：「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如果人類不能發揮其終止戰爭的思想與德性，則弓矢的殺人與飛機大炮的殺人，又有什麼差別？更不知人類科學的進步，本以服務人生為動機。科學發明的濫用，致令人類因科學的進步而增加殘忍，並不是科學的罪惡，而是我們中國高尚偉大的政治哲學不昌明，深遠悠久的政治理想不樹立的過錯。我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必須同時為技術役使人生的制度和思想的結束，始可以奠定永久的和平，而向大同世界邁進一步。必須這樣，我們反侵略戰爭纔有真價值、真意義。

英國有一政治學者曾說：「吾人如不終止戰爭，戰爭必終止吾人。」這句話可以說是至理名言。將近三千年前，我國老子已指出「佳兵不祥」的定論。而中國的先哲，莫不以「扶弱抑強」為武德，莫不以「戰以止戰」為戰爭的目的。依於「佳兵不祥」的古訓，黷武主義者必自趨毀滅於人類的正義公道之前。依於「戰以止戰」的原理與「扶弱抑強」的武德，我們反黷武主義與反侵略主義的同盟諸國，亦必於此次大戰結束之同時，共同努力，以袪除戰爭的原因。戰爭的原因不能袪除，則第二次大戰之後，必有第三次大戰接踵而來，正如第二次大戰之繼續第一次大戰毫無異致。戰爭的原因是什麼？凡是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帶有侵略性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意向與行為，及由此種意向與行為所構成的關係和制度，都是戰爭的原因。率直言之，戰爭的原因即是帝國主義。所以我以為第二次大戰的結束，必須同時為帝國主義的結束，世界永久和平纔有堅實的保證。

我們中國所受於民族被壓迫的痛苦最久最深。所以我們中國要求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亦最急最切。我們中國向世界提出這個最急最切的要求，並不如懷疑中國的人士所說，「中國要領導亞洲」。須知五千年來，中國對於四鄰，只有民族自衛與「存亡繼絕」的「義戰」，沒有侵略他國的「佳兵」。百年來雪恥圖強的運動，出於中國國民一致的要求。然而中國雪恥圖強有兩種意義，要我們自己認識，也要世界各國共同認識。第一、中國自立自強之後，決不以自己所深受的痛苦，再加於他國之身，更不肯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再傳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衣缽，有「領導亞洲」的意向和行為。第二、中國的自立自強，質言之，就是求中國自己首先站得起來。中國要自己首先站得起來，必須在精神上物資上求自由，求獨立；亦必在國防、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求進步，求發展。中國的自立自強，亦不是由於中國的自私。所以中國求自由求獨立，求進步，求發展，其目的在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更在與世界各國擔負世界永久和平與人類自由解放的責任。換句話說：中國的自立自強，以義務感與責任心為出發點，而不以權利慾與功利心為出發點。所以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存在於世界，亦決不肯自循帝國主義的軌跡，再蹈帝國主義者的覆轍。

我們中國本於百年來自己的痛苦經驗，依於傳統的義務感和責任心，並鑒於帝國主義的存在，實為世界戰爭的原因，故對於亞洲的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不得不倍加關切。亞洲的面積，居全世界面積四分之一。亞洲的人口，居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亞洲各民族又多與我們中國有同樣被壓迫的痛苦經驗，且其被壓迫的痛苦，亦同樣的至久而至深。中國不能獨立自由，則亞洲各民族均將同陷於敵寇鐵蹄之下，而世界的和平即不能有堅強的基礎。故中國的自立自強，即所以安定亞洲；而亞洲的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即所以保證世界的永久和平，而袪除世界戰爭的根源，使戰爭的惡魔不再發現於世界，以毀滅我們人類的安全和幸福。

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的原則，應適用於戰後的國際和平組織。第一次大戰結束時期成立的國際聯盟，所以終於失敗，以抹殺這個原則為主因。所謂「世界強國」，所謂「勢力範圍」的觀念，及由此觀念所構成的制度，應該不使復見於第二次大戰之後，國際和平的組織之中。

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的原則，更當適用於戰後世界經濟與文化的復興和發展。在世界經濟的方面，資源的互助與貿易的自由，固為各民族各國家共遵的原則，而各國家民族生產能力的平衡發展，尤有重要的意義。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亞洲企圖實現其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亞洲」的野心，比之於納粹德國所謂「大歐洲計劃」，其毒辣正復相似。如果世界上各國家民族生產能力不能有平衡的發展，則政治的自由平等，仍將為經濟的差別，甚至為經濟的侵略所毀損。在世界文化方面，民族國家的自由獨立，以文化的自由獨立為要素。日本帝國主義者倡導所謂「大日本主義」，與納粹主義者所謂「日耳曼種族優越論」，同為破壞世界和平的思想。自今以後，文化優越種族優越的理論必須永絕於世界，世界和平始可以保持於不敝。

上述的理想，從中國抗戰發動之日，已開其實現的端倪。而歐戰與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我同盟國軍事經濟外交各方面的聯繫，以及文化思想方面的溝通，更使其進到了具體實現的前夕。而理想的最後完成，乃須我中國全體國民，遵循國民革命的路線，依據抗戰建國的信條，繼續作艱苦的奮鬥。

結論

綜上面各章所述，撮其要義可分兩方面：一、從歷史的演進上來說：百年來由國恥所造成的不平等條約，激起我全國國民一致要求的雪恥圖強運動，革命倒滿由於此，抗戰建國亦自此而來。在雪恥圖強運動之中，事實的經過，已證明惟有國民革命的路線最為徹底，亦最為正確。時至今日，國民革命已著有初步的成功。今後我中國國民自惟有遵循此成功的路線，以達到抗戰的目的完成，建國的理想實現之境域。二、從世界的變局上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時期，有中國的抗戰而後亞洲各民族堅定其反侵略的信心；而亞洲各民族的努力實為世界戰爭勝負之所繫。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求世界永久和平與人類自由解放，必以亞洲的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為起點。而亞洲的民族自由及其各國平等，又以中國的獨立自由為先河。申言之，中國能獲得獨立自由，然後亞洲纔可以安定而進於自由平等之域。亞洲的安定，為世界和平的保證；亞洲人口的解放，亦即為世界人類的總解放。

今日中國獨立自由的地位，已隨不平等條約的撤廢而獲得。然而我們中國國民正確的反應，是義務感的激發與責任心的加強。國家的責任與國民的任務，從此更加重大。建國工作的完成，建國理想的實現，皆有待於我們的奮鬥和犧牲。

「天下無易事，天下無難事」。只要我全體國民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民族有至誠的信心，對於建國的原理三民主義作熱烈的愛護與積極的篤行，對於國民革命的宗旨與目的，有一致的認識，作共同的奮鬥，如此則今後縱有排山倒海的艱難，亦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全國同胞們！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了！我們一回想到百年來的痛苦，更要繼續我們殉國的軍民同胞和革命先烈的遺志，祖述五千年立國的精神，恢復我們固有的德性，立定志氣，抱定決心，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篤行 國父「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各就其職業地位，各依其聰明才力，來改造社會習尚，刷新政治風氣，養成法治觀念，共同一致，指向建國的目標——就是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項的建設，努力實行文化經濟與國防合一的整個建設計劃，期與同盟各國，來分擔其改造世界，保障和平，解放人類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