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若俗與附庸風雅


典雅與庸俗是雅俗觀念中互相對立的兩個矛盾方面,在一般情況下,兩者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正如一切矛盾的對立雙方都可以有條件的轉化一樣,典雅與庸俗之間也會互相滲透,互相轉化,也會由於度量的不同,,而出現大雅若俗與附庸風雅情況。這種轉化,滲透大大的豐富了雅俗觀念的內容,增加了對典雅 與庸俗概念界定的難度,同時也增強了對雅俗觀念研究工作的樂趣。

大雅若俗是一種常見的審美現象,是審美主體文化素養達到一定層次的反映。所謂大雅若俗,就是摒棄人為造作,任其自然,率性而行,返樸歸真。

《世說新語》載:「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卻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卻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或自矜持,唯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 郗公曰:『此正好。』訪之,乃是逸少。」

王羲之坦腹東床的故事,就是大雅若俗的一個典型例子。王家諸郎聽說太傅前來選擇女婿,一個個矯揉造作,故作姿態。唯有王羲之我行我素,任其自然,這種率性而行的大雅,與其他人的庸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關於唐代詩人崔顥的《黃鶴樓》中「白雲」、「黃鶴」的爭論,也反映出不同的雅俗觀念。該詩前四句為:

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該詩首三句每句都有黃鶴二字,這與同一首格律詩中不能出現兩個相同的字的要求差得太遠,以至於有人竟認為首句中的黃鶴乃是白雲二字。然而,改成白雲二字後,既沒有擺脫詞語重複的毛病,有使該詩染上老學究式的俗氣,正所謂,欲蓋彌彰,越描越醜。其實,正是詩人這種不拘細節,任其自然,心中有所感,口中有所出的格調,才使該詩成為詩壇的千古絕唱,以至於詩壇謫仙李太白也說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提詩在上頭」的話。

可見,聽任俗的表面形式的存在,不以俗為恥,率性而行,不刻意追求所謂的風雅,才是真正的雅,才是大雅。

附庸風雅,就是矯揉造作,東施效顰,有意賣弄,故作姿態。著也是一種常見的審美現象。

卓然不群的蒲松齡先生,在其名著《聊齋誌異》中,對附庸風雅現象進行了無情的鞭笞。

在《沂水秀才》中,沂水某秀才夜讀書,忽然進來兩個MM,(狐狸精也)。「麗人在坐,投以芳澤」,而秀才「置不顧」;「置白金一挺,可三四兩許,秀才掇內袖中」。狐狸精曰:「俗不可耐也!」故事講完,蒲松齡又列出十七種俗不可耐,其中包括:

市井人做文語;
秀才裝名士;
歪科甲談詩文;
歪詩文強人觀聽;
假人餘威裝模樣;
語次頻稱貴戚;
作滿洲調。

此七種,實為附庸風雅也。

在另一篇《仙人島》中,蒲松齡更塑造了一個附庸風雅的典型形象。自稱「中原才子」的王勉,在仙人島上不知自重,竟向神仙賣弄所謂的文采。他的七律中頗為自負的句子「一身剩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磊消」,被神仙譏諷為「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他的《水鳥詩》剛讀完上句「瀦頭鳴格磔」,便被神仙續以「狗碇響繃巴」;他的八股時文被神仙譏諷為「不通又不通」也。他的神仙妻子勸導他說:「從此不作詩,也是藏拙之一道也。」這句話真可謂切中了附庸風雅者的要害。

李汝珍所著《鏡花緣》中,也有多處譏諷附庸風雅現象的描寫。

多九公在黑齒國賣弄學問,好為人師,自詡見過《易經》一百多種,被兩個少女譏諷為「問道於盲」,狼狽得下不了台。

淑士國以醋作酒,人比酒酸。酒保戴著眼鏡,竟用「三位先生光顧者,莫非飲酒乎」抑用菜乎?敢請明以教我」這樣文謅謅的詞語詢問客人。老儒咬文嚼字,一段平常對話,居然連用了五十四個之字。

附庸風雅現象在現實生活中也隨處可見。明清時期,有的人本來不識幾個大字,卻偏偏要以墨沾襟,以朱染指,表示自己剛剛寫完字,是個讀書種子;清末民初,西風東漸,一些人為表示其文明開化,在胸前袋中,插上兩三支自來水筆,其中不乏所插僅為鋼筆帽者;文革其間,樣板戲流行,大宣傳成風,京津街頭,常常可見一些提著小提琴的行人,但若打開琴盒,則真相大白,琴盒中空無一物者,決非個別現象。

大雅若俗與附庸風雅是一對正好相反的審美現象,兩者之間雖然有著質的區別,但在量度上,往往就差那麼一點點,其關鍵全在於審美主體的文化素質。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

「詩宜樸而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樸;詩宜淡而不宜濃,然必須濃後之淡。譬如大貴人,功成宦就,散發解簪,便是名士風流;若少年紈褲,遽為此態,便當笞責。富家雕金琢玉,別有規模;然後竹几籐床,非村夫貧相。」


典雅與庸俗之間的滲透與轉化是相對的,而其間的對立則是絕對的。從局部看,典雅與庸俗之間的部分內容可以轉化滲透;從整體看,雅就是雅,俗就是俗,兩者之間的界限永遠不可以抹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