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思勉（原刊《學林》第2期，民國二十九年出版）

民族是世界上早就存在著的，民族主義卻必待近世才發達；這就可見得民族主義的發達有一個客觀上必要的條件，那就是外力的壓迫。

中國民族主義的發達亦只是八百年來的事情（從南宋時代算起）。而到近百年以來，尤其有可驚的進步。

話雖如此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植根是很久的。要講近百年來的發展，亦不能不追溯到既往。中國的民族主義可略分為四大時期：

第一期：自上古至秦漢，這一時期，漢族與其餘諸民族雜居於神州大陸之上，而處置頭髮方法的不同，恰做了這三系民族不同的表徵，這是很有趣的事情，即北族編發（即辮發），南族斷髮，中原束髮。此等風習古代民族守之頗固（如子路與石乞孟黶戰敗，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可見其由來甚久。於此、可見近來有一派議論，說漢族與夷蠻戎狄本非異族；漢族即夷蠻戎狄中之進化者合併而成，無有是處。當這時代，我族的文化獨高，不斷的向四方擴展，正像光線的輻射一般。試看當時較大的民族，北方的匈奴，其君長相傳為夏後氏的苗裔，而其一切文化，亦極與漢族相類。鮮卑，當周成王會諸侯於岐陽時，與荊蠻守燎，則本系南方民族。北族都是辮發的，而據《後漢書》所載，鮮卑婚姻必先髡頭，可見南族之遺俗猶存。東北一隅為朝鮮主要民族的貉族及為滿族祖先的肅慎族所居；其本來居地不在今吉黑或朝鮮半島地方，在春秋戰國之世，當尚雜居於內地，或在諸國的北邊；戰國時、因燕人的拓土，被攘於遼東西塞外，乃改以吉黑及朝鮮為根據地。從考證上看來，亦幾乎無可懷疑。這都是北系。至於南系則自洞庭、鄱陽兩湖間漫衍於五溪流域的為蠻（近世稱為苗族）。其散處緣海一帶的，則為今日的羅羅，古人稱之為濮。在陝、甘、四川三省之間，南下及於雲南省西境，西出及於西康及青海境的為羌（氐為羌的一支。此段所說，詳見拙著《中國民族史》，世界書局本）。其受我族文化的熏陶，更是無疑的事實。

當這時代，我族因文明程度較高，並不慮異族的壓迫（漢族之所憚者為騎寇，至戰國之世，與匈奴等接觸始遇之。前此與我為敵的異族，大率居於山地，和後世的苗蠻一般。論史者多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欲以取中山，非也。胡服騎射，自欲以辟代北。中山則為山國，取之當重步兵），所以只有一個自負自重其文化的觀念，對於異族能模效我族的文化的，則引為同調；否則加以排斥。春秋的書法：「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正是一個絕好的表現。這種見解不啻替民族主義植下了一個根基。但其發榮滋長，則還有待於後來。

第二期：可說是民族主義生長的時期，這是五虎亂華的時代。這時代漢族開始受異族的壓迫，但其矛盾還未極深刻。當時漢族和異族的對立，材料散見於史傳的，亦頗不乏。如沮渠蒙遜聞宋武帝滅後秦而怒。其時適有一個校書郎去見蒙遜白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竟殺之。又如崔浩在後魏，似乎是備受尊敬的，然亦曲盡小心。他是善於寫字的人，有人請他寫《急就章》，《急就章》中有「馮漢彊」三字，他竟不敢寫，一定要改為「馮代彊」。崔浩如此，下於崔浩的人就更不必說了。史稱北齊神武帝善於調和漢人和鮮卑人的感情，對鮮卑則說：「漢人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對漢人則說：「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從這幾句話看起來，便可見得當時的漢人和鮮卑人儼然一為農奴，一位武士了。當神武帝起兵時，和推戴他的人相約，就有不得欺漢兒一條，可見鮮卑人對於漢人是欺陵慣了的。冉閔攻破石氏，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此等民族的對立亦不算不厲害了。怎說其矛盾還未極深刻呢？

須知當時異族的欺凌漢族，在民族對立之外，還另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兵權握在異族手裡。原來中國當戰國時代本來是舉國皆兵的，秦漢時代雖不甚用兵，其制度依然存在。惟國大則征戍之途遠，人民負擔加重。漢武帝以後，兵事頻繁，為避免煩擾起見，實際上就多用謫發。東漢光武帝因欲與民休息，索性把民兵之制廢掉。於是招募與謫戍雜用，並漸用其他異族人為並，而不甚用漢族。這惡例不儘是異族有意造成的，倒還是漢人自開的。兵權在手之人，要欺凌平民，便本族人也在所不免。所以當時漢族和異族的對立，民族間的矛盾只可算得半數。

試看當時的異族無不自托於古帝王之後，便可見其以漢族為高貴而意圖攀附了。固然，這或者也受些漢自托於堯後，魏自托於舜後的影響。然如魏孝文帝和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薛聰曰：「世人謂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否？」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說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臣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公然承認虜的種姓較漢為賤，絲毫不以為忤。我們看了這一段事情，才知道孝文帝所以能夠廓然大公，以政令消滅鮮卑的文化而慕效漢族文化的原因。更觀當時的異族，雖亦有歧視漢族虐待漢族的，卻絕無拒絕漢族文化，或自保存其文化希冀和漢族對立的。人我的對立總是相激而成的，當時異族的民族意識蒙昧如此，無怪漢族的民族主義也未臻於發達了。

第三期便大不相同了，這便是女真人侵入中原的時代。遼金二代緊相銜接，然女真壓迫漢族之深，遠非契丹所能比擬；其民族意識的發達，亦迥非遼人所能及，試觀金世宗的所為可知。降及清代，其民族意識更為顯著。清太宗尚未入關，就聚集諸王貝勒大臣，命弘文院官讀《金史‧世宗本紀》，以同化於漢人為戒。入關之後，則強迫舉國薙發易服，以摧挫漢族的民氣；後來又大興文字之獄，以摧挫漢族的士氣；封鎖關東，使其本族不致同化於漢人；並且封鎖蒙古，又厚撫蒙族王公，希冀滿蒙聯合，以制漢人；此等深謀遠慮，和精密的佈置，又非金世宗所及了。人心之感召，正是如響斯應，微妙不過的。「自由猶樹也，溉之以革命之血而後生長焉。」有女真的歧視壓迫，而漢族的民族主義遂於此時形成。

民族主義鮮明的旗幟，無過於尊王攘夷之論。尊王是晚唐五代以來藩鎮跋扈裂冠毀冕的結果。攘夷則是燕雲十六州割棄，終北宋之世不能恢復，更加以女真滑夏的結果。這四個字原是從《春秋經》裡來的。尊王攘夷，孔門相傳，確有此義。然所以尊王，原是想一匡天下；而所以要一匡天下，則免於被發左衽，就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周天子尚在，而孟子力勸齊梁之君以圖王業，可見孟子是沒有扶翼周室之心的。如此看來，攘夷之義實更重於尊王。後來顧亭林先生分別「有亡國，有亡天下」，「國之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其所謂國，實指王室而言。所謂天下，似指國家，甚至是指民族。此義初非亭林所自創，自宋儒的言論推之，是當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的，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實至宋而後形成。

民族主義必以民族為至上，民族的利害，不是但就物質方面計較的，其尤重的是榮譽。與其屈辱而生，毋寧光榮而死，在個人固當有此氣概，民族亦然。或說個人隸屬於團體，小的團體隸屬於大的團體，人道當犧牲小我以保全大我，故可論是非不論利害，至於國家和民族，在今日便是最大的團體，至此則利害與是非一致；申言之，則利害即是是非。宋儒論是非不論利害，談義理不審時勢，實未免激於意氣了。殊不知個人的生命，一失即不可復得，所以生死之際，有時當權其輕重，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民族則為力至偉，況且中國民族與異民族對抗，乃是以大民族敵小民族，果能萬眾一心，豈有不成而敗之理？所以宋代的恢復論，室不能謂其不審時勢，他們原未嘗說一無預備，即可以盲目前進。所以譏宋儒為不識時勢，實在是無的放矢。宋儒的恢復論，就民族主義言之，實放了萬丈的光焰。此等議論，一時看似無甚效力，然潛伏人心，其力之大，實乃不可思議。明末遺老所以百折不回，事雖不成，然仍深藏著一個革命種子於民間，至近代革命時猶收其效力，還不能不說是此種議論的影響。所以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到宋代而後形成的。

清代的秘密結社，是有明朝的遺老投身其間為之組織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竊疑此等運動實不始於清。借宗教之力以倡亂的，歷代都有，然皆無甚宗旨，因亦無甚規模。至元代則不然。

劉福通雖亦藉宗教鼓動，然其舉動頗有規模。他是首先分兵北伐的，事雖不成，其非絕無宗旨，則是可以共信的了。清代的秘密結社，在北方以白蓮教為大宗，在南方以三合會為大宗，嘉慶初年的所謂「川、楚教匪徒」，其首領還是自托於明裔的，可見白蓮教反清復明的精神，並不下於三合會。三合會的始末，詳見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國秘密社會史》，其精神就更為偉大了。民族主義是發生形成於士大夫之間的，卻能深入民間，奠定其廣大深厚的基礎。

第四期則為近代西力東侵以後。近代西人的東來，最初是兩種人，一種是商人，一種是教士。商人惟利是圖，航海的水手更帶有海盜性質，所以除和通商有利益關係的人外，大都壞著反對的意見。教士的行為又分兩方面：一為傳播宗教，一為輸入科學。凡文化多有傳播的性質，歐洲科學的輸入，論理是該受中國人歡迎的。的確，當時也自有歡迎的人，如徐光啟、李之藻等便是，但亦不能不接受其宗教。

近代西人的東來，和中國人之間，隔閡是頗深的，其疑忌實久之而後釋。推其原因，亦有數端。其主要的則自五胡亂華以來，中國人屢受異族的壓迫，民族主義漸次萌芽，而未得正當發展的途徑，遂至激而橫決。試觀漢代並不和外國爭什麼朝貢等禮節（其最顯著的，如呼韓邪單于入朝時，公卿議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獨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元帝采其議，下詔以客禮待之。這是何等寬大務實的精神），在隋朝，日本人致書中國，自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隋煬帝覽之不悅，亦不過令鴻臚卿「勿復以聞」而已；而到近代，卻斤斤和外國人爭跪拜等虛文，便可見得。

但亦還有別種附隨的原因。其(一)為對異教的畏惡。宗教本來是含有排外性的。兩漢之世，中國的大宗教還未成立，像一個空虛的瓶罌一般，所以佛教得以輸入，到近代就大不然了。何況基督教的禁止崇拜偶像，甚而至於禁拜祖先，禁拜孔子，更為中國人所不能瞭解呢？其(二)位對於海盜的畏怖。中國歷代航海之業，亦不為不發達，但都是民間的事業。至於國家，除間從海路運糧外，海面上的情形是全不熟悉的。軍隊和海洋更為隔膜。所以對於海寇，特別畏怖。因為陸上的寇盜，根據地無論如何窵遠深阻，總還能知其所在，可以為掃穴犁庭之計。至於海上，則其情形全是黑漆一團，來不知其所從來，去不知其何所往，那就竟同神出鬼沒一般了。何況在明代經過倭寇的大騷擾，而近代的西人，其船堅炮利，又使中國的軍隊望塵莫及波恩？其(三)是對於北族的畏怖。中國歷代的強敵都來自北方，畏忌北族，是無怪其然的。此等見解，至日俄戰前，中國人可說迄未化除。所以甲午以後，還有著論說俄國形式酷類強秦的（見當時之《時務報》中）。在此之前，此等見解的深入人心自無足怪了。具此原因，所以西洋的科學，固然引起一部分人的歡迎，也未嘗不招致一部分人的疑忌，如楊光先就是一個好例。

從西力東侵以來，中國人早已處於另一個世界中了，然中國人迄未覺悟。中國人感覺到遭逢曠古未有的變局，實自鴉片戰爭以來。此戰爆發於民國紀元前七十二年，距今恰足一百年。此一百年之中，中國的變化比之以前任何一個時期，都要來得大，來得快。歷來議論的人、不論中國人、外國人，大多數都說中國人進步遲緩，這是蔑視了歷史上社會進化的規律，其實以中國之大，文化根柢的深厚，內地偏僻之處和現代的新文化接觸的少，僅僅一百年，而能有如此的成績，也不算壞了。至於其效迄今似尚未能見，則因大器晚成之故。製造一種器具，必須將各部分合攏起來，裝置成功，然後其用乃見。社會的進化，亦系如此。各方面零零碎碎點點滴滴的工作，不到合攏的時候，其功是不見的。而今則正是各方面工作合攏的時候，所以近百年來的歷史，在現今看來，固然只覺得其黑暗，然到將來看起來，則一定覺得其光明，因為它是光明的前驅。所以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百年來的歷史，不論在哪一方面，都有追溯和檢討的價值。民族主義是國民活力的源泉，其發展的情形自然更值得追溯和檢討。

凡事要求發展，必先覓得一正當的途徑，近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正可以此眼光觀之。

近百年來民族主義的發展，其第一步還是沿襲著舊途徑的，那便是盲目的排外。號稱理學大家的倭仁，就是一個代表。當同文館設立時，倭仁方為大學士，上疏諫阻，他說：「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尊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亦不過術數之士。古往今來，未有恃術數而能起衰弱者也。」依他的意見，一切外國的學術技藝都可以束之高閣，主要制梃以撻秦楚的堅甲利兵就好了。這種見解直到庚子年間，頑固的大臣還是保守著的，這自然是落伍的見解。

進一步，清朝所謂中興諸名臣，就知道西洋的軍事和製造不可不學；要學他的軍事和製造，自然科學也就不能置諸不論了（自然不是真知道科學的意義）。於是就有軍隊改練新操，學造船炮，仿辦鐵路、輪船、電報，和翻譯書籍，設立新式學校等事。然終於無效。戊戌維新，乃說要變法必須大變，所重者不在於藝而實在於政。政變以後，大家所擬議的，漸漸自政務而及於政體。於是有立憲之論，革命之說，到底有辛亥的革命。

民國成立以來，政制之爭雖然甚囂塵上，然自五四運動以後，國民的眼光又漸漸轉移到整個的文化，並不視政治為救國惟一途徑了。國家是民族的保障，政治是國家有效的運動。天下事專務目前，而忘卻根本之途，固然不對；專重根本，而忽略了目前的急務，也是不對的。無今日安有將來？迂遠之論所以用不得，就是為此。梁漱溟先生嘗說：「西洋人近代的強盛是國家主義的發達。中國人一高就高到世界主義，一低就低到家族主義，這是中國所以不振的原因。」曠觀近代的歷史，不能不承認這話有相當的真理。近二十年來，我國民的精神似乎是注重於社會的變革，文化的改進，而輕視了政治的刷新的。這似乎民族主義的發展仍未能尋得正當的途徑了，然而不然。

曠觀世界的歷史，文明民族往往受文化較低的民族的武力蹂躪，遼、金、元、清的侵入中原是如此，馬其頓的征服希臘，日耳曼人的破壞羅馬，西亞民族的侵掠印度，又何嘗不是如此？這是什麼理由呢？那自古至今，有一個共同的回答。《史記‧秦本紀》說：

「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勞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纂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則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顧亭林先生《日知錄》卷二十九說：「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為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為樂，今則弈棋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見聞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腴，登裡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乃乎荐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惟征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濫於靡用，驕淫矜誇，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鑒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然則外國之能勝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捨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此等議論，舉不勝舉，茲不過偶引兩事為例而已。總括言之，以風俗論，則野蠻人撲實，而文明人虛偽；以政治論，則野蠻人簡捷，而文明人遲滯。兩者相遇，自然撲實簡捷者勝，虛偽遲滯者敗了。然政治的簡捷，實源於風俗之撲實。何者？風俗撲實，自然上下相見以誠，用不著繁縟的手續，其政治自然簡捷了。

然則風俗何由撲實呢？從來論風俗的人都有一種誤謬的見解，他們以為民智日開，則民德日薄；要求民德的淳厚，必須返之於上古不識不知之世。於是學問文藝都成為要不得的東西；而物質文明亦當在毀棄之列。人既已日食大牢，而吾欲使之復茹其菽，其事遂終不可行。其實風俗的澆薄和知識的進步，毫無關係。若果兩者駢進，則諸葛孔明、張平子一定詭譎不堪，人家要不能和他們打交道了。然而事實並不如此。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自然科學以自然為研究的對象；社會科學以社會為研究的對象；都不是研究什麼人吃人的方法和自私自利的道理的。且如財政專家何嘗懂得重利盤剝？學識湛深之士，趨利避害、損人利己的手段，不如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這是隨在可見的事。所以風俗的澆薄並不由於知識的進步，而實由於人與人間利害之矛盾。

一國之內，人與人之間利害雖有矛盾，然當外力來臨之際，由於文化的相異，總還能團結一致以禦侮的；但其團結緊密的程度，以及其赴機的遲速，就要看其有無矛盾，以及矛盾的深淺，以分優劣了。這是民族相爭，或勝或敗的大原因。文明愈進步之國，則其社會的矛盾愈深，這就是文明民族所以常為野蠻民族所敗的理由。難者將說：如此，則文明民族將無往而不為野蠻民族所敗了，何以世界上又常見野蠻民族為文明民族所征服呢？殊不知民族競爭的勝敗，社會組織之有無矛盾，固然是一個原因，物質文明的發達與否，亦不能說不是一個原因。兩個社會，物質文明發達的程度一樣，則競爭起來，社會組織健全者必勝，固然毫無疑義，其實還不僅此。社會組織健全的民族，正不必物質文明程度發達到和社會組織不健全的民族勉強足以相敵的程度就夠了。有許多民族，本來默默無聞，而在某一時期，忽然突飛猛進，其主要原因就在乎此。這也可見得社會組織關係的重要了。

中國人自處於世界交通的局勢中，對外的觀念逐漸改變，終至以全般的文化為目標，正可說是探驪得珠。所懸的目標過於根本，而忽略了目前的急務，固然不好，然而我民族亦未嘗如此。這可見得我民族所走的實是民族主義發展的正路。

民族主義只要客觀條件具備了，總會得發達長成的。其所走的道路正當不正當，則全看該民族本來的文化程度，絲毫不能勉強。論民族主義的人，有一句名言是：「異民族的相處，當如異宗教之相處。」即聽其文化自由發達，絲毫不加遇阻。這句話，西洋人從前是不知道的。現在積幾百年的經驗，知道了，然仍莫之能行。現在民族鬥爭之日益劇烈，其原因正在於此。論民族主義的人說得好：「民族鬥爭之所以劇烈；非民族主義之過，乃遏抑民族主義之過。」

只有中國人對待異民族最為合理，自古以來，就沒有壓制搾取異民族的事（貪污土劣壓制搾取降眾，移植之民壓迫搾取土著等事，亦非無有，然非國家之所為，而國家於此等人亦恆視為莠民，力所能及，無不加以懲治），只是把自己的文化陳列在他們面前，而從否聽其而擇。所謂「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而他人卒亦未嘗不從我。人心是好向反面想的。不強迫他時，他本願意服從的事，一強迫，他倒要固執起來了。這就是中國人和異族融合所以成功的原因。我國幅員的開展，不是靠政治的佔領，而是靠民族的同化。政治的佔領是假的，政治之力一解紐，即將叛離而去。民族的同化是真的，一旦達到成功之域，就一合而永不可分了。以政治所佔領之地論，世界各國確有大過中國的。以同一民族所佔領之地論，世界各國就無足以與我匹敵者了。此等現象，吾人習慣焉則不以為異，一經比較，就可發見其是大成功。

人總是要求生存的。個人如此，團體亦然。要求生存，亦有兩法：一是向自然界開拓。一則攫奪他人的所有。西洋人的開闢殖民地，所走的是後一條路；中國人的開拓新土地，所走的是前一條路。世界正臨著禍福的關頭。現在充裕的資本，優良的技術，還是用來開發未開發的利源，向自然界尋求美利呢？還是用之於人與人爭奪相殺之路呢？由前之說，則由中國之開發西南西北。由後之說，則有四分天下之論，每一區中，各以一強國為之主宰，統制其資源人力，以走上爭奪相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