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與浪子——漫談中國古代兩種另類人格

1、

先來掉個書袋,看看世說新語中記載的一段小故事: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

其中的謝公便是東晉謝安,出仕之前是個有名的隱士。這裡郝隆其實乘機涮了他一通,等於說:想當初你做隱士,那叫一個志向高遠,矯矯不群,結果現在還不是出來當官了,像根草似的被上司捏著,要長就長,要短就短?這是拿中藥的名字作比喻,指桑罵槐了。

謝安後來做到尚書僕射,領中書省,那是宰相級的大官,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其為政多謀,風姿超逸,實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名臣。然而這位名臣在聽到旁人笑話的時候,竟然是「甚有愧色」,在現在看來幾乎是不可想像的:難道在他的眼裡,宰相的位置、三公的爵祿竟比不上東山的丘壑、隱士的名銜麼?

答案是肯定的。在古人看來,隱是一種「志」,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能奪志。隱士的隱,是操守,也象徵著人格,而人格是無價的。

——人格是無價的。當我寫到這句話的時候,突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毛髮悚然的感覺。在這一點上,古人之迂令我們大惑不解,不清楚這是否是進化加速的結果。人在旅途中,輕裝方可快步走,有許多太過沉重,而不能帶來實際利益的東西,往往被棄如敝屣。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氣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以丟棄舊的道德標準來成就己身的「富貴榮顯,身泰名遂」,或許是一條捷徑。然而在隱士們卻不發一言,只淡然一笑,摘下一朵初綻的菊花,繼續他們落魄江湖載酒行的生涯。

這才是隱的真意,隱士,是不願捨棄己身的宗旨、道德的操守以謀取榮顯的人,是抱定一顆初心,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最早的隱士伯夷、叔齊,這兩個商朝的貴族在扣馬而諫不成之後,選擇了一條歸隱的道路,最終因恥食周黍餓死在首陽山下。當個體的力量不足以拯救一個覆亡的帝國的時候,也許只有以身相殉,才能保持一個隱士人格的完整。在他們面前,隱士這個詞拂去了斜枕煙霞,嘯傲山林的令人神往的面紗,現出了真實面目——這是一種嚴肅而決絕的道德選擇,一旦你選擇了,便不能更改。

所以謝安因此而愧,也正是這一愧,謝安才不愧為謝安。若他聞言大怒,或因得官而沾沾自喜,便不值一提了。

2、

有了這些原因,隱士便成為士大夫們推崇的人,它象徵著個人修養的終極目標,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能做隱士的,大多不一般,如謝安,舊時王謝堂前燕,正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古老貴族謝家的人物。首先是「士」這個字,在辭海中它被解釋為可以委事的貴族階層,更明白地說,便是當官的材料,只要看「出仕」的 「仕」乃是士人二字合成,便可明白了,至今象棋中,士仍緊列於將帥之側,屬於最親近的可以委事之人了。士而終於隱,是一種另類,也是一種非典型的人格,然而本質上,他們仍屬於士這個階層,簡而言之,是精神與物質雙重的貴族。對他們行為的崇拜與效仿在當時而言是極為普遍的,他們代表了士族精英文化。明白了這些,便不難理解為何魏晉人物如此崇尚談玄與歸隱。也就在這個時候,隱士逐漸變成了一種姿態,比如說在世說新語裡多次出現某某弔喪,彈琴作歌,除了人名的變化外,情節基本都是雷同的。倘若不是杜撰,至少說明了一點,這些超逸塵俗的行為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作秀或點綴。再如,若看不起某人,必與其斷絕往來,連帶和他相關的東西,也不得進門,若用佛家的觀點來看,那是著相了,與真隱士的曠達非但不是一路,且背道而馳。

當我們嘲笑晉人近乎矯情的隱逸時,不能忽略這樣一些事實:比如說,廣陵散。嵇康是個不成功的隱者,他終沒能在政治的漩渦中獨善其身;然而也是真正的隱者,在廣陵散奏響的時候,他的靈魂已然超越了這個塵世。在嵇康的詩作裡多次出現「網羅」一詞,也許可以窺見隱士的另一面——那些嗜酒佯狂、死便埋我的舉動;那些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姿態,不過是避禍的手段。這時的隱士,骨子裡或還保留著首陽山下的孤憤,然而面上卻已圓柔得多。

嵇康的故事驗證了我的一個想法:真正意義上的隱者,如郝隆所言有「遠志」的人是不容於世的。道理很簡單,倘不能為世所用,更直接地說,是為皇帝所用,則其志愈遠,其禍愈深。曹操殺禰衡,司馬昭殺嵇康,無不基於這種邏輯。志高足以啟疑,品高足以招妒,才高足以禍己,名高足以遺謗——最終的結局,便是真隱者越來越少,而幻化成兩類:

一類我稱之為閒隱。幾畝閒田,幾貫閒錢,攜姬遊山水,口不言政事,像畢卓所說的:「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這樣的態度在晉朝被普遍採用,比如阮籍,這個大隱隱於朝的竹林賢者,有「口不臧否人物」的絕活。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即便當官,也要當得不似官,不理政事,也免了禍事。另一類或可稱作巧隱,是以隱謀利,以隱求名的。世人不都是重隱嗎?那便投其所好,故作高深,偽裝超妙。於是便有了所謂的隱士在聽到朝廷徵召出仕的消息之後,高興得手舞足蹈,大失常態的事情。這裡有一篇妙文,是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形容一位巧隱周顒在得到自己當了海鹽縣令的消息的時候:「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而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制而裂鶴衣,抗塵容而走俗狀。」如同小品,活畫出了這類巧隱的嘴臉。

3、

於是「隱」成了求官的工具。看似高潔的處士,往往周旋於宮廷與官場之間。唐朝有兩位號稱山水田園詩人的,一個是王維,一個是孟浩然。看他們的詩歌,隱士的味道都很濃重了,事實卻並非如此。王維仕途比較順利,孟浩然則坎坷得多。他曾將自己的詩托人呈獻給唐玄宗,希冀得到賞識,卻不料所獻之詩中有「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句子,由此令玄宗不悅:不才明主棄,可你自然是認為自己有才,才會獻詩求進;那麼我之前沒有重用你,便說明我是個昏君了?於是斥逐不予錄用。

這純粹是馬屁拍到了馬腿上,然而牢騷太過明顯,也是咎由自取。想到這個曾經寫出「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這樣清閒淺淡,如「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句的人物,在長安城喧囂的車馬隊裡、綺羅叢中輾轉奔走於朱門畫閣之間,不禁令人心生感歎。盛代無隱者,王維此語,或可做一個最好的註腳。

由此產生了一個疑問:隱士是否就是亂世的產物?或更進一步,究竟應不應當為了保持自身的高潔拋棄對社會的責任?這個問題,是關於隱士的評論之中最難解的一個結。

前面我曾經說過,最早的隱士是伯夷、叔齊,事實上在他們之前還有兩個十分著名的人物:許由、巢父。堯要禪位於許由,他便逃入深山,且至河邊洗耳,嫌禪位之語污了自己的耳朵。恰巧牧羊人巢父經過,問他為何洗耳,許由便告知,巢父立即將羊趕往上游,說到既然水已髒,就不能再讓羊喝了。太白詩中有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之句,便是言此二人。這個故事近乎寓言,至於可信度則要打個很大的折扣。三皇五帝時代往往被後世假想成一個理想中的國度,許多故事也依托而生,如巢由,便脫不了這個嫌疑。撇開這一層,假設是真的,隱士們的所作所為更接近佛法中的「小乘」教派,如楊子所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然而很難對此做出道德上的評判。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這裡隱含著一種思想:水清也罷,水濁也罷,是「我」不能操控的。 「我」所能掌握的,只有內心中這一個不變的我。這想法跡近悲觀,但卻是真實的一部分。上下五千年,有多少太平盛世?便是在國力最為強盛的唐、疆域最為廣闊的元,其政治上的黑暗、官場上的詭譎,也足以編出無數的秘史。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是以個性的泯滅、小我的犧牲來換取整體的統一、政治的穩固,小到家庭宗族,大到國家社稷,「以人為本」這樣的觀念從來就沒有真正在中國找到它應有的地位,個體的力量在群體宗法觀念的壓制下漸趨於無。前些年去西安看兵馬俑,站在俑坑前,那沉默的、整齊排列著的兵俑撲入眼簾,在那一刻竟有一種窒息的感覺,正如我面對史書時看到的那些名字,如同凝固於陶土之內,只有外在的形式,看不到鮮活的、獨特的人格。

也許在隱士看來,歸隱是保持靈魂中真我完整的唯一方式。

4、

沒有什麼能夠阻擋 你對自由的嚮往
天馬行空的生涯 你的心了無牽掛
穿過幽暗的歲月 也曾感到彷徨
當你低頭的瞬間 才發覺腳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遠
盛開著永不凋零 藍蓮花

當我寫下許由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在聽著許巍這首歌,所想到的,是許由之後三千年,英國詩人拜倫的詩句:「我不願用我自由的思想,來交換國王的權杖。」此刻重溫,突然有一種感動。當身外的一切紛紛擾擾,理想中的美麗土崩瓦解,要用什麼樣的代價,才能夠保留心中清澈高遠的自由的世界?誰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誰又能夠付出這樣的代價?這也許是中國文人長期以來的困惑。

在這樣的情況下,另一種相對輕鬆的人格應運而生,它不屬於士大夫階層,因此也少了一些對己身責任與所扮演社會角色的沉重拷問。從本質上,它是市井文化的一種,流連於花街柳巷,在放浪形骸之中追求自己有限度的自由,這便是浪子。與隱士一樣,浪子們也追求自身人格的完整,然而隱士是獨善其身,浪子則少了這所謂善的顧忌,而把求真放在了第一位。最典型的一位要算是宋朝的柳永,他也曾想要求取功名,卻被宋仁宗批示:「此人好去『淺酌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 從此便自號「奉旨填詞」,其曠達幽默的才子氣可見一斑,以至當時「有井水處,輒歌柳詞」,一有新詞,全國傳唱,竟是貓王、羅大佑那一類的人物。一生放蕩,倚紅偎翠,客死襄陽之後,各處仰慕他的青樓女子紛紛前來祭拜,綿延數里。

柳永其實生於官宦世家,其父為工部侍郎,但他卻背棄了他所在的這個階層,做一個沉淪市井的浪子。在他而言,或許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畢竟這種背棄的代價是沉重的;然而在文學史上,卻多了一個光彩熠熠的名字。更重要的,浪子這種獨特的市井人格第一次堂而皇之地在中國文化發展中佔據了一席之地。比起隱士,他們更注重自由不羈的人格,不是以清談或隱語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是用放蕩和率性真實地袒露自己的慾望。理想是否已經死去?答案是肯定的。在隱士的身上,理想便已死亡了,所能殘留的不過是它們虛幻的影子,而浪子的出現則明明白白地掘出了理想的墳墓——讓活著的人睜開雙眼,看他們在地底早已朽爛的枯骨。

5、
  
浪子們的出現宣告了隱士的沒落。隱士是士族精英文化的副產品,隱逸思想代表著士大夫們最高理想,然而,中國歷史其實徹頭徹尾不曾產生過適於隱逸的土壤。亂離人,不如太平犬,在亂世中苟全已不是容易的事情,何況瀟灑地隱著?注定要在政治漩渦之中被吞噬。至於盛世,前已述及,盛代無隱者,唐太宗開科取士,見舉子們魚貫而入,大悅道:「天下英才,皆入我彀中。」然倘不入彀中,又如何?這一點三國中早有先例:不能為我所用,便殺卻,免成後患。
  
所以隱士是理想,卻不是現實。中國歷史上曾經記載過幾個對政局有影響的隱士,如嚴子陵、陳摶、劉伯溫,但事跡近於妖,往往被說成能掐會算的半仙一般的人物,感覺上美化的成分居多,而黃袍加身,靠的是權術;揭竿而起,靠的是武力。張藝謀的《英雄》前半段,其實可以看作一闕隱者的悲歌,在箭雨中從容習字一段,是全片最震撼的一筆。然而後來的天下二字實在近於兒戲。天下,不客氣地說,狗屁的天下,如網友客棧蝙蝠所言,朕自取之,何干隱者事?倒是事成之後,或杯酒釋兵權,或炮打功臣樓,斬草除根,一個不留——於是天下太平,這個世界清靜了。
  
從此只剩下了浪子,莫談國事,放浪形骸,在艷詞裡張揚自己的個性。隱士大多是有些危險的人物,但浪子便要輕鬆得多,水滸中有個出名的浪子燕青,文中形容道:「吹的、彈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會。亦是說的諸路鄉談,省的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的。若賽錦標社,那裡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則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市井少年形象,而最耐人尋味的是在小說最後施耐庵對他的評價,只短短八個字:知進退存亡之機矣。這一句話,實際上說出了浪子現象背後深層的社會原因。
  
施耐庵是元人,元朝是外族的統治,在政治上始終奉行民族壓迫政策,把國民分成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種等級。漢人與南人處於最底層,要承擔更為苛重的捐稅、遭受更加沉重的壓搾,當然,在政治上也是毫無地位的。在這種情況下,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士族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隱士被剝奪了高超的權利,浪子變成了文化的主角。文人們不再梅妻鶴子地高雅,而是更深地沉入了社會底層,與勾欄院的妓女、乞丐、江湖術士們雜處,沒有了宋詞的典雅蘊藉,卻用更加辛辣豪放的筆觸書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元朝的文化成就大多在散曲,其中比較典型的代表是關漢卿,這裡有他的一段《一枝花 不伏老》:
  
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璫璫一粒銅豌豆,恁子弟每誰教你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會圍棋、會蹴趜、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徒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魂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
  
實在太痛快了。本來只想取前兩句,最後還是忍不住全貼上。這一大段自述如同高山滾石,一瀉千里,淋漓盡致,倘若編成rap,由周傑倫來演唱,即便放在閃耀一族之中,也足夠in了。

6、

網友嘯傲紅塵曾寫過一篇同名貼子,在其中提到兩種人格的區別。他認為,隱士是高尚、自律的;浪子則是隨意、任性的。做一個君子或者一個隱士,最悲哀之處就在於他們過於在意自己品行的高潔,從而讓他們無法面對黑暗去抗爭。這個觀點我並不同意,因為浪子也並非抗爭者,如施耐庵所說,他們只是知機者。

真正的區別其實在於,他們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精英文化與市井文化。相對而言,浪子的確比隱士有更大的社會適應性,也可以說是韌性,從而變得更加長久。當然,二者也是有相同之處的,那就是他們都是非典型、非主流的人格。傳統的人物身份有四類:士、農、工、商,即所謂四民,各安其分,各盡其責,是理想的統治環境。然而隱士與浪子不屬於這個範疇,他們力圖在秩序之外尋求自己的天地。這種尋求在恪守禮教的中國被看作是離經叛道的,並遭到了朝廷、宗族、家庭的聯手反對。紅樓中的寶哥哥既斥仕途中人為「祿蠹」,又沉迷於脂粉叢,那是既想當隱士,又想當浪子了,如此犯忌,也只有「拿大棍,堵上嘴,著實打死」(賈政語)。

其他呢?明代的東林之禍,便是朝廷對隱士的惡手,其株連殘毒,觸目驚心,令人不忍卒讀;而傳唱的舊小說或戲曲中,浪子們無一例外都發奮讀書中了舉,迎娶心愛的姑娘,從此走上正途。作為士族階層的隱士,不容於朝廷;作為市民階層的浪子,見棄於黎庶,究其根本,是他們都是另類,從而被正統思想排斥的緣故吧。亂世出隱士,隱士們往往不能苟全於亂世;盛世出浪子,浪子們又常常成為盛世中潛藏的禍胎,這樣尷尬的身份注定不能長久。

於是二者日漸式微。隱士的末流,如袁才子,寫寫食單,點點花魁,做些詩詞,講些清談;浪子的末流,文如李漁,做惡少的清客,武者更墮落成拆白青皮一類。此二者已逐漸失去了原先對社會的批判意義,再也見不到「一塌糊塗的爛泥塘中的光彩」(魯迅語)。

也許可以結束了,但是還是想補一筆,仍然是世說新語中的,我最喜歡的一篇: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鹹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道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口酋)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