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講演的題目，是格非老師給我出的。我在這方面其實沒有特別專深的研究，只有拉拉雜雜的一些感想與同學們交流。我想分三點來談這個問題，講得不對，請同學們批評。

走出弱勢的漢語

來這裡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國參加書展，看到很多中國文學在法國出版。我沒有詳細統計，但估計有一兩百種之多。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量。我們很多中國作家在那裡出書一本、兩本、三本、四本法文的書。這個翻譯量，完全可以與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量相比。雖然在翻譯質量上，在讀者以及評論界對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雙向交流可能還不夠對等，但就翻譯量而言，中國不一定有赤字。這已經是一個驚人的現實。以前我多次去過法國，知道這種情況來之不易。以前在法國書店的角落裡，可能有一個小小的亞洲書櫃。在這個書櫃裡有個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國書，裡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韓少功等等。很邊緣呵。但現在出現了變化。這次書展足以證明，中國文學已開始引起世界矚目。有些法國朋友告訴我，一般來說，這樣的專題書展一過，相關出版就會有個落潮。但他們估計，這次中國書 展以後，中國文學可能還會持續升溫。

所謂中國文學，就是用中國文字寫成的文學。中國文學在法國以及在西方的影響，也是中國文字在世界範圍內重新確立重要地位的過程。漢語，在這裡指的是漢文、華文或者中文，是中國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沒有忘記的話，在不久以前，漢語是一個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語種。在我們東邊，日本以前也是用漢語的，後來他們語言獨立了，與漢語分道揚鑣。在座的王中忱老師是日語專家，一定清楚這方面的情況。同學們讀日文，沒有學過的大概也可以讀懂一半，因為日文裡大約一半是漢字。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種拼音文字。平假名的歷史長一些，是對他們本土語的拼音和記錄。片假名則是對西語的拼音，裡面可能有荷蘭語的成分，也有後來英語、法語的音譯。在有些中國人看來，日文就是一鍋雜生飯，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眾笑）。當然，日本朋友曾告訴我：你不要以為日本的漢字就是你們中國的漢字，不對，有時候用字雖然一樣，但在意義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細微而重要的差異。我相信這種說法是真實的。但他們借用了很多漢字卻是一個事實。日語逐漸與漢語分家也是 一個不諍的事實。

我們再看韓文。韓國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漢字，全面禁用漢字才一百多年的歷史，是甲午戰爭以後的事。在那以前，他們在十五世紀發明了韓文，叫「訓民正音」，但推廣得很慢，實際運用時也總是與漢語夾雜不清。我在北京參加過一個中韓雙方的學者對話，發現我能聽懂韓國朋友的一些話。比方韓國有一個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創作與批評」，發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眾笑）。你看，你們也都聽懂了。還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譯也能聽個八九不離十。韓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過書寫形式還用方塊字，沒有拉丁化。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認，但發音完全是外文；韓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書寫完全是外文。這就是說，它們或是在發音方面或是在書寫方面，與漢語還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聯繫。

我們環視中國的四周，像日本、韓國、越南這些民族國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漢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構成了漢語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他們在政治上構成了中央帝國朝貢體系的一部分。但後來隨著現代化運動的推進，隨著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他們都覺得漢語不方便，甚至很落後，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經歷了法國殖民時期，吃了法國麵包，喝了法國咖啡，革命最先鋒，一步實現了書寫的拉丁化。日語和韓語的歐化多少還有點拖泥帶水和左右為難。這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當然不是。其實，不要說別人，我們中國人自己不久以前對漢語也是充滿懷疑的，甚至完全喪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了拉音化與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共產黨政府不管與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上多麼不同和對立，也同樣堅持這個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沒有做成而已。你們也許都知道，改來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佈和推廣了兩批簡體字。第三批簡體字公佈以後受到的非議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漢語到底應不應該拼音化和拉丁化？漢語這種方塊字是不是落後和腐朽得非要廢除不可？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這裡先不要下結論，還是先看一看具體的事實。

學英語的同學可能知道，英語的詞彙量相當大，把全世界各種英語的單詞加起來，大約五十萬。剛才徐葆耕老師說我英語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慚愧。五十萬單詞！誰還敢吹牛皮說自己的英語好？你們考TOEFL，考GRE，也就是兩、三萬單詞吧？《紐約時報》統計，最近每年都有一到兩萬英語新單詞出現，每年都可以編出一本新增詞典。你學得過來嗎？記得過來嗎？相比之下，漢語的用字非常儉省。聯合國用五種文字印製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國掃盲標準是認一千五百個字。一個中學生掌握兩千多字，讀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不成問題。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個人若是不記住三萬英語單詞，《時代》週刊就讀不順，更不要說去讀文學作品了。漢語的長處是可以以字組詞，創造一個新概念，一般不用創造新字。「激光」，台灣譯成「鐳射」，就是舊字組新詞。 「基因」，「基」本的「因」，也是舊字組新詞，對於英文gene來說，既是音譯又是意譯，譯得非常好，小學生也可猜個大意。英語當然也能以舊組新， high-tech ，high-way，就是這樣的。但是比較而言，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為很多其它語種所不及，構成了一種獨特優勢。同學們想一想，如果漢語也鬧出個五十萬的用字量，你們上大學可能要比現在辛苦好幾倍。

第二點，說說輸入的速度。因特網剛出現的時候，有人說漢語的末日來臨，因為漢語的鍵盤輸入速度比不上英語。在更早的電報時代，否定漢語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說西語字母比較適合電報機的編碼，而漢語這麼多字，要先轉換成數字編碼，再轉換成機器的語言，實在是太麻煩，太消耗人力和時間。在當時，很多人認為：現代化就是機器化，一切不能機器化的東西都是落後的東西，都應該淘汰掉。我們先不說這一點有沒有道理。我們即便接受這個邏輯前提，也不需要急著給漢語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軟件公司，包括美國的微軟，做各種語言鍵盤輸入速度的測試，最後發現漢語輸入不但不比英語輸入慢，反而更快。據說現在還有更好的輸入軟件，就是你們清華大學發明的，什麼智能碼，比五筆字型軟件還好，使漢語輸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個問題。

第三點，說說理解的方便。西語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剛才說到的日語假名、韓語、越語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擾，但漢語至今是另走一路。這種表意文字的好處，是人們不一定一見就能開口，但一見就能明白。所謂「望文生義」，如果不作貶義的解釋，很多時候不是什麼壞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說，日語中「電腦」有兩個詞，一個是漢字「電腦」，發音大致是den no；另一個是片假名，是用英語computer的音譯。這個日本朋友說，他們現在越來越願意用「電腦」，因為「電腦」一望便知，電的腦麼，很聰明的機器麼，還能是別的什麼東西？至於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讀出來倒是方便，但一個沒有受到有關教育和訓練的人，如何知道這個聲音的意思？有一個長期生活在美國的教師還說過，有一次，他讓幾個教授和大學生用英語說出「長方體」，結果大家都懵了，沒人說得出來。在美國，你要一般老百姓說出「四環素」、「變阻器」、「碳酸鈣」、「高血壓」、「腎結石 」、「七邊形」，更是強人所難。奇怪嗎？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讀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記住，日子長了，一些專業用詞就出現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趨向。西方人為什麼最崇拜專家？為什麼最容易出現專家主義？不光是因為專家有知識，而且很多詞語只有專 家能說。你連開口說話都沒門，不崇拜行嗎？

第四點，說說語種的規模。漢語是一個大語種，即便在美國，第一英語，第二西班牙語，第三就是漢語了。我曾到過蒙古。我們的內蒙用老蒙文，豎著寫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寫。你看他們的思路同我們也一樣，西方好，我們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個俄國。在他們的書店裡，要找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要找一本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難啦。蒙古總共兩百多萬人，首都烏蘭巴托就住了一百萬，是全國人口的一半。你們想一想，在一個只有兩百萬人的語種市場，出版者能幹什麼？他們的文學書架上最多的詩歌，因為牧人很熱情，很浪漫，喜歡唱歌。詩歌中最多的又是兒歌，因為兒歌是一個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場。他們的作家都很高產，一見面，說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書，讓我嚇了一跳，慚愧萬分。但我後來一看，那些書大多是薄薄的，印幾首兒歌（眾笑）。但不這樣又能怎麼樣？你要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一套就一大堆，賣個幾十本幾百本，出版者不虧死了？誰會做這種傻事？這裡就有語種規模對文化生產和文化積累的嚴重制約。同學們生活生活在一個大語種裡，對這一點不會有感覺，你們必須去一些小語種國家才會有比較。我還到過一個更小的國家，冰島，三十多萬人口。他們有很強的語言自尊，不但有冰島語，而且冰島語拒絕任何外來詞。bank是「銀行」，差不多是個國際通用符號了，但冰島人就是頂住不用，要造出一個冰島詞來取而代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對自己語言的熱愛。但想一想，在這樣一個小語種裡，怎麼寫作？怎麼出版？絕大多數冰島作家都得接受國家補貼，不是他們不改革，不是他們貪戀大鍋飯，是實在沒有辦法。相比之下，我們身處漢語世界應該感到幸福和幸運。世界上大語種本來就不多，而漢語至少有十三億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書，也是個天文數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好書，也是天文數字。這個出版條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

綜上所述，從用字的儉省、輸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語種的規模這四個方面來看，漢語至少不是一無是處，或者我們還可以說，漢語是很有潛力甚至很有優勢的語言。我記得西方有一個語言學家說過，衡量一個語種的地位和能量有三個量的指標：首先是人口，即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數量。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比較牛，至少有十多億。第二個指標是典籍，即使用這種語言所產生的典籍數量。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漢語也還不錯。近百年來我們的翻譯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譯了國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沒有多少重要的著作從我們的眼界裡漏掉，非常有利於我們向外學習。這更不談漢語本身所擁有的典籍數量，一直受到其它民族羨慕。遠在漢代，中國的司馬遷、班固、董仲舒、楊雄他們，用的是文言文，但動筆就是幾十萬言，乃至數百萬言，以至我們作家今天用電腦都趕不上古人，慚愧呵。第三個指標：經濟實力，即這種語言使用者的物資財富數量。我們在這第三點還牛不起來。中國在兩百年前開始衰落，至今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正因為如此，漢語在很多方面還可能受到擠壓，有時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購買力強，所以軟件都用英文寫。這就是錢在起作用。香港比較富，所以以前粵語很時髦，發了財的商人們都可能說幾句粵式普通話。後來香港有經濟危機了，需要大陸「表叔」送銀子來，開放旅遊，開放購物，於是普通話又在香港開始吃香。這種時尚潮流的變化後面，也是錢在起作用。

以上這三個量的指標，在我來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從這三個指標綜合來看，漢語正由弱到強，正在重新崛起的勢頭上。我們對漢語最喪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經過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應該打上句號了。

來自文言的漢語

前面我們是展開漢語外部的比較角度，下面我們進入漢語內部的分析，著重回顧一下漢語的發展過程。

我們常常說，現代漢語是白話文。其實，這樣說是不夠準確的。要說白話文，要說平白如話或者以話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話文是西文，比如說英文。英文是語言中心主義，文字跟著語言走，書寫跟著讀音走，那才夠得上所謂「以話為文」的標準定義。從這一點看，現代漢 語頂多是半個白話文。

我們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義：語言跟著文字走。那時候四川人、廣東人，山東人等等各說各的方言，互相聽不懂，怎麼辦？只好寫字，以字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個「書同文」，沒有搞「話同音」。一個字的發音可能五花八門，但字是穩定的，統一的，起主導作用的。你們看過電視劇《孫中山》嗎？孫中山跑到日本，不會說日本話，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寫字來交談。不是言談，是筆談。那就是文字中心主義的遺留現象。

古代漢語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從關係表達得很清楚。從全世界來看，這種以文字為中心的特點並不多見。為什麼會是這樣？我猜想，這與中國的造紙有關係。一般的說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東漢的蔡倫發明造紙。現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證明公元前西漢初期就有了紙的運用，比蔡倫還早了幾百年。有了紙，就可以寫字。寫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動的中心。歐洲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直到十三世紀，經過阿拉伯人的傳播，才學到了中國的造紙技術，與我們有一千多年的時間差。在那以前，他們也有紙，但主要是羊皮紙。我們現在到他們的博物館去看看，看他們的聖經，他們的希臘哲學和幾何學，都寫在羊皮紙上，這麼大一摞一摞的，翻動起來都很困難，也過於昂貴。據說下埃及人發明過一種紙草，以草葉為紙，也傳到過歐洲，但為什麼沒有傳播開來，為什麼沒有後續的技術改進，至 今還是一個謎。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沒有紙，人們怎麼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運用，那些古代歐洲的遊牧民族騎在馬背上到處跑，怎麼可能保證文字的穩定、統一和主導性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語言不是以紙為憑和以字為憑，大多只能隨嘴而變：這可能就是語言中心主義產生的背景，也是他們語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們看看地圖：他們北邊是日爾曼語系，包括丹麥語，瑞典語，荷蘭語、愛莎尼亞語，德語等等，原來是一家，隨著人口的流動，你到了這裡，我到了那裡，說話的語音有變化，文字也跟著變化，互相就不認識字了，就成為不同的語種了。他們南邊是拉丁語系，包括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等等，原來也是一家，但一旦擴散開來，在沒有錄音和通訊等等技術設備的條件下，要保持大範圍內讀音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要讓他們的表音文字保持統一也是不 可能的，於是也只好鬧分家。

有一個專家對我說過，阿拉伯語在這一點上類似漢語。比如伊拉克人與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個字時可能有不同的發音，但含義上相通。我在這方面只是聽說。

中國有個研究歷史的老先生叫錢穆，十多年前在台灣去逝。前幾年台北領導人馬英九還主持了了一個儀式，說以前我們對錢老先生不大公道，現在應該給他落實政策 ——大概是這個意思。錢老先生號稱國學大師，在談到中國為何沒有像歐洲那樣分裂的時候，談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條。在他看來，正因為有了「書同文」的漢語，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間才有了穩定的信息網絡，才保證了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的聯繫，儘管幅員廣闊交通不便，但國土統一可以用文字來予以維繫。歐洲就沒有這個條件。語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應的分崩離析也就難免。現在他們成立歐盟，就是來還這一筆歷史欠賬。

漢語不但有利於共同體的統一，還有利於文化的歷史傳承。我們現在讀先秦和兩漢的作品，還能讀懂，沒有太大障礙，靠的就是文字幾千年不變。一個「吃」字，上古音讀qia，中古音讀qi，現代音讀chi，讀音多次變化，但文字沒有變化，所以我們現在還能讀懂這個「吃」。如果我們換上一種表音文字，就不會有幾千年不變的「吃」。同學們可能知道，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喬叟時代的英語，現在的歐美人都讀不懂，說是古英語，其實不過是十六世紀和十四世紀的事，在我們看來並不太古。這更不要說作為英語前身的那些蓋爾語，凱爾特語，威爾士語等等，今天的廣大歐美人民就更沒法懂了。這是因為表音文字有一種多變的特徵，不僅有跨空間的多變，還有跨時間的多變，使古今難以溝通。

當然，中國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古代，不能永遠生活在農業文明的歷史裡。隨著生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十八世紀以後的現代工業文明浪潮的到來，漢語也表現出僵化、殘缺、不夠用的一面。以文字為中心的語言，可能有利於繼承，但可能不利於創新和追新；可能有利於掌握文字的貴族階層，但一定不利於疏遠文字的大眾，不利於這個社會中、下層釋放出文化創造的能量。這樣，從晚清到五四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發出了改革的呼聲。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情況呢？第一，當時很多西方的事物傳到了中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很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不合適用文言文來表達。文言文的詞，一般是單音節或者雙音節，所以我們以前有五言詩，七言詩，就是方便這種音節的組合。但外來語常常是三音節、四音節乃至更多音節。「拿破侖」，「馬克思」，你還可勉強壓縮成「拿氏」和「馬翁」，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你不好縮寫成「資義」和「社義」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碰上「弗拉基米爾烏裡揚諾夫依裡奇「，你怎麼縮寫？能把它寫進五言詩或者七言詩嗎（眾笑）？想想當年，魯迅留學日本，胡適留學美國。這些海歸派帶回來很多洋學問，肯定覺得文言文不方便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語言文字的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於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大家知道，白話文並不是現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話本」，就是白話進入書面形式的開始，與當時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躍有密切關係。活字印刷所帶來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發揮了作用。那麼在宋代以前，白話作為一種人民大眾的口語，同樣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書寫和記錄。我們現在看一些古典戲曲，知道戲台上的老爺，太太、小姐、相公，講話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環，農夫，士卒，盜賊，都是說白話。這很可能是古代中國語言生態的真實圖景，就是說：白話是一種下等人的日常語言。到了晚清以後，中國處在巨大社會變革的關頭，階級結構必須改變。新的階級要出現，老的階級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這種沒有科舉功名的人物，不會寫八股文的人物，要成為社會領袖，豈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權？在這個時候，一種下等人的語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數人的口語要挑戰少數人的文字，當然也在所難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前後出現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面是外來語運動，另一方面是民間語運動。外來語與民間語，構成了那一場革命的兩大動力。現代文學也依托了這兩大動力。比如我們有一些作家寫得「洋腔洋調」，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筆下有很多歐化和半歐化的句子。當時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說起話來可能也真是這個樣子，作者寫都市題材，不這樣「洋」可能還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寫得 「土腔土調」，像趙樹理先生，老捨先生，沈從文先生，周立波先生，還有其他從解放區出來的一些工農作家。他們從老百姓的口語中汲取營養，運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語，更多地依托了民間資源。這兩種作家都寫出了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給白話文增添的虎虎生氣和勃勃生力。魯迅是亦土亦洋，外來語和民間語兼而有之，筆下既有吳方言的明顯痕跡，又有日語和西語的影響。

外來語運動與民間語運動，構成了白話文革命的大體方位，使漢語由此獲得了一次新生，表達功能有了擴充和加強。我們以前沒有「她」這個字，「她」是從英語中的she學來的。當時還出現過「妳」，但用了一段時間以後，有人可能覺得，英語第二人稱不分性別，那麼我們也不用了吧（眾笑）。當時就是這麼亦步亦趨跟著西方走。包括很多詞彙、語法、語氣，句型結構等，都脫胎於西文。「觀點」，point of view；「立場」，position；都是外來語。「一方面……又一方面」，來自on this side…on other side；「一般地說」，「坦率地說」，「預備……走」等等，也都來自直譯。同學們現在說這些習以為常：這沒有什麼，這就是我們中國話麼。但我們中國古人不是這樣說的，這些話原本都是洋話。如果我們現在突然取消這些移植到漢語裡的洋話，現代漢語至少要癱瘓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學、新聞、文學都可能無法進行。

當然，大規模的群體運動都會出現病變，沒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圓滿。外來語豐富了漢語，但也帶來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種，我稱之為「學生腔」或者「書生腔」。這種語言脫離現實生活，是從書本上搬來的，尤其是從洋書本上搬來的，對外來語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剝，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話。剛才徐老師說我現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農村。這是事實。我在農村，覺得很多農民的語言真是很生動，也很準確，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時間有限，沒法給大家舉很多例子。同學們可能有很多是從農村來的，或者是去過農村的，肯定有這種體驗。同農民相比，很多知識分子說話真是沒意思，聽起來頭痛，煩人。中國現代社會有兩大思想病毒，一是極左的原教旨共產主義，二是極右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它們都是洋教條，其共同的語言特點就是「書生腔」，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與工人農民格格不入。因為這些「洋腔」或者「書生腔」，是從我們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識體制中產生的，是圖書館的產物，不是生活的產物。中文系請李陀先生來講過課，是吧？李老師曾經研究「毛文體」，有人也將其稱為文革時期的「黨八股」，就是一種紅色的「洋腔」和「書生腔」，一種極權時代的陳辭爛調。「在黨的十大精神光輝照耀之下，在全國人民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熱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條戰線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大好時刻，我們清華大學今天開學了（眾笑）！」這種繞來繞去的語言垃圾，就是當時常見的套話。

在文革前後那一段，我們經歷了一個白話文非常黯淡的時期。有人可能說，那一個時期離我們比較遠了，我們同學們都是新一代，說話也不會是黨八股了，但是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完全解決，甚至會以新的形式出現惡化。這些年，我常常聽到一些大人物說話，發現他們還是滿嘴廢話，哪怕是談一個廁所衛生的問題，也要搭建一個「平台」，建立一個「機制」，來一個「系統工程」，完成一個「動態模型」，還要與WTO或者CEPA 掛起鉤來。這些大話都說完了，廁所問題還是不知道從何著手，讓聽眾如何不著急？這是不是一種新八股？

我們再來看看民間語運動可能發生的病變。老百姓並不都是語言天才，因此民間語裡有精華，也會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語入文一旦搞過了頭，完全無視和破壞文字規範的積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語言的粗放、簡陋、混亂以及貧乏。在這方面不能有語言的群眾專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說，我們古人說打仗，是非常有講究的。打仗首先要師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沒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樣。打得沒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樣。皇帝出來打仗，國與國之間的開戰，叫「征」，皇上御駕親「征」呵。打土匪，那個土匪太低級了，對他們不能叫「征」，只能叫「蕩」，有本書不是叫《蕩寇志》嗎？就是這個用法。「征」、「伐」、「討」、「平」，「蕩」，是有等級的，如何用，是要講究資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個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義和感覺的含量，微言大義呵。但現在的白話文粗糙了。打台灣，是「打」；打美國，也是「打」。這是不對的（眾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國應該叫「征」；打台獨只能叫「平」，頂多只能叫 「伐」，對不對（眾笑）？又比如說，打仗打得輕鬆，叫做「取」。打得很艱難，叫作「克」。力克輕取麼。雖然只是兩個動詞，但動詞裡隱含了形容詞。但現在白話文經常不注意這個區別，一律都「打」。打石家打得艱難，打天津打得輕鬆，都是「打」。這同樣是不對的。與「打」相類似的萬能動詞還有「搞」：「搞」革命，「搞」生產，「搞」教學，「搞」衛生，還有其它的「 搞」，不說了（眾笑）。總而然之，漢語中的很多動詞正在失傳，漢語固有的一些語法特色，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互相隱含和互相包容的傳統，也正在失傳。這不是一件好事。

口語入文搞過了頭，漢語還可能分裂。這個情況在廣東和香港已經出現了。香港有些報紙，開闢了粵語專頁，一個版或者兩個版，用的是粵語文，是記錄粵語發音的漢字，包括很多生造漢字，我們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們可以看懂。如果我們確立了以話為文的的原則，文字跟語言走的原則，為什麼不能承認他們這種粵語書面化的合法性呢？沒有這種合法性，粵語中很多精神財富就可能無法表達和記錄，普通話霸權可能就壓抑了粵語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認了這種合法性，那麼福建話、上海話、四川話、湖南話、江西話等等是不是也要書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國是不是也應該像古代歐洲一樣來個語言的大分家？鬧出幾十個獨立的語種？這確實是一個很難辦的事，事關語言學原理，也事關政治和社會的公共管理。有一個英國的語言學家對我說過：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話是軍隊的語言」。確實，所有的普通話都具有暴力性，壓迫性，統制性，不過是因偶然的機緣，把某一種方言上升為法定的官方語言，甚至變成了國語——而且它一定首先在軍隊中使用。普通話剝奪了很多方言書面化的權利，使很多方言詞語有音無字。這就是很多粵語人士深感不滿的原因，是他們忍不住要生造漢字的原因。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語都書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語種都要分崩離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統一，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英語就是這樣的。有人估計：再過三十年，英語單詞量可能是一百萬。到那個時候，任何人學英語都只能學到蒼海之一粟，各個地方的英語互不溝通或只有少許溝通，那還叫英語嗎？再想一想，如果英語、漢語、西班牙語等等這些大語種解體了，人類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現新的困難？

看來，語言主導文字，或者文字主導語言，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問題。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語言與文字的兩元並舉，是兩者的相互補充與相互制約。這是我們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齊時的理論盲區。

創造優質的漢語

希臘語中有一個詞：barbro，既指野蠻人，也指不會說話的結巴。在希臘人眼裡，語言是文明的標誌——我們如果沒有優質的漢語，就根本談不上中華文明。那麼什麼是優質的漢語？在我看來，一種優質語言並不等於強勢語言，並不等於流行語言。優質語言一是要有很強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強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動，後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動。一個人平時說話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與感性的統一。

我當過多年的編輯，最不喜歡編輯們在稿簽上寫大話和空話。「這一篇寫得很好」，「這一篇寫得很有時代感」，「這一篇寫得很有先鋒性」。什麼意思？什麼是 「好」？什麼叫「時代感」或者「先鋒性」？寫這些大話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來；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來，只好隨便找些大話來敷衍。一旦這樣敷衍慣了，他的思想和感覺就會粗糙和混亂，就會鈍化和退化。一旦某個民族這樣敷衍慣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就會衰竭。我對一些編輯朋友說過：你們不是最討厭某些官僚在台上講空話嗎？如果你們自己也習慣於講空話，你們與官僚就沒有什麼區別。我們可以原諒一個小孩講話時大而化之籠而統之：不是「好」就是「壞」，不是「好人」就是「壞人」，因為小孩沒有什麼文明可言，還只是半個動物。但一個文明成熟的人，一個文明成熟的民族，應該善於表達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語 言就是承擔這個職能的。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說得既準確又生動。陳詞濫調無處不在，應該說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況。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文明的品級高度，應該承擔一個責任，使漢語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說白話文已經大功告成。白話文發展到今天， 也許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們很多人眼下還缺少語言的自覺。我們對漢語的理性認識還籠罩在盲目歐化的陰影之下，沒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創造。現代漢語語法奠基於《馬氏文通》，而《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語語法。這個照搬不能說沒有功勞。漢語確實從英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不但學會了我們前面說到的「她」，還學會了時態表達方式，比如廣泛使用「著」、「了」、「過」：「著」就是進行時，「了」就是完成時，「過」就是過去時。這樣一用，彌補了漢語的邏輯規制的不足，把英語的一些優點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這方面的例子還很多。但漢語這隻腳，並不完全適用英語語法這只鞋。我們現在的大多數漢語研究還在削足適履的狀態。我們看看報紙上的體育報導：「中國隊大勝美國隊」，意思是中國隊勝了；「中國隊大敗美國隊」，意思也是中國隊勝了。這一定讓老外犯糊塗：「勝」與「敗」明明是一對反義詞，在你們這裡怎麼成了同義詞（眾笑）？其實，這種非語法、反語法、超語法的現象，在漢語裡很多見。漢語常常是重語感而輕語法，或者說，是以語感代替語法。比如在這裡，「大」一下，情緒上來了，語感上來了，那麼不管是「勝」是「敗」，都是勝了（眾笑） ，意思不會被誤解。

又比方說，用漢語最容易出現排比和對偶。你們到農村去看，全中國最大的文學活動就是寫對聯，應該說是世界一絕。有些對聯寫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語理論肯定不會特別重視對偶，因為英語單詞的音節參差不齊，不容易形成對偶。英語只有所謂重音和輕音的排序，也沒有漢語的四聲變化。據說粵語裡還有十三聲的變化，對我們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驗。朦朧詩有一位代表性詩人多多。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曾經在英國倫敦圖書館朗誦詩，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聽得非常激動，事後對他說，沒想到世界上有這麼美妙的語言。這位老先生是被漢語的聲調變化迷住了，覺得漢語的抑揚頓挫簡直就是音樂。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語言理論不會對音節對稱和聲律變化有足夠的關心，不會有這些方面的理論成果。如果我們鸚鵡學舌，在很多方面就會抱著金飯碗討飯吃。

還有成語典故。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成語典故之多是漢語的一大傳統。一個農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譯員把這些成語典故譯成外語，他們一聽，腦袋就大了（眾笑），根本沒法譯。應該說，其它語種也有成語，但漢語因為以文字為中心，延綿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形成了成語典故的巨大儲存量，其它語種無法與之比肩。每一個典故是一個故事，有完整的語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節，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學作品的濃縮。 「鄰人偷斧」，「掩耳盜鈴」，「刻舟求劍」，「削足適履」，「拔苗助長」……這些成語幾乎都是諷刺主觀主義的，但漢語不看重什麼主義，不看重抽像的規定，總是引導言說者避開概念體系，只是用一個個實踐案例，甚至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來推動思想和感覺。這樣說是不是有點囉嗦？是不是過於文學化？也許是。但這樣說照顧了生活實踐的多樣性和具體語境的差異性，不斷把抽像還原為具象，把一般引向個別。在這一點上，漢語倒像是最有「後現代」哲學風格的一種語言，一種特別時髦的前衛語言。

今天晚上，我們對漢語特性的討論掛一漏萬。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漢語不同於英語，不可能同於英語。因此，漢語迫切需要一種合身的理論描述，需要用一種新的理論創新來解放自己和發展自己。其實，《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英語語法的一部分。我讀過一本英文版的語法書，是一本小辭典。我特別奇怪的是：在這本專業辭典裡面，「象徵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為詞條。這也是一些語法概念嗎？為什麼不應該是呢？在語言活動中，語法，修辭，文體，三者之間是無法完全割裂的，是融為一體的。語法就是修辭，就是文體，甚至是語言經驗的總和。這種說法離我們的很多教科書的定義距離太遠，可能讓我們絕望，讓很多恪守陳規的語法專家們絕望：這潔如煙海的語言經驗總和從何說起？但我更願意相信：要創造更適合漢語的語法理論，一定要打倒語法霸權，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語法霸權，解放我們語言實踐中各種活的經驗。中國歷史上浩如煙海的詩論、詞論、文論，其實包含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但這些寶貴資源一直被我們忽視。

瑞士有個著名的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寫了一本《普通語言學教程》，對西方現代語言學有開創性貢獻，包括創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漢語，雖然提到過漢語，但擱置不論，留有餘地，所以在談到語言和文字的時候，他著重談語言；在談的語言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時候，他主要是談共時性。他認為「語言易變，文字守恆」。那麼世界上最守恆的語言是什麼？當然是漢語。如果漢語不能進入他的視野，不能成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塊空白。有意思的是：我們很多人說起索緒爾的時候，常常不注意這個空白。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以後，中國人最應該寫一本《普通文字學教程》，但至今這個任務沒有完成。

索緒爾有個特點，在文章中很會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盤來比喻語境。他認為每一個詞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這個意義是由棋盤上其它的棋子決定的，是由棋子之間的關係總和來決定的。「他」在「它」出現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現之後，就只能指代人。同樣， 「他」在「她」出現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現之後，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這就是棋子隨著其它棋子的增減而發生意義和功能的改變。在這裡，棋局體現共時性關係，棋局的不斷變化則體現歷時性關係。這是個非常精彩的比喻，讓我們印象深刻。那麼漢語眼下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棋局？外來語、民間語以及古漢語這三大塊資源，在白話文運動以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白話文運動以後，在經過了近一個多世紀文化的衝突和融合以後，這三種資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優化的組和與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資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宮從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些都是問題。眼下，電視、廣播、手機、因特網、報刊圖書，各種語言載體都在實現爆炸式的規模擴張，使人們的語言活動空前頻繁和猛烈。有人說這是一個話言狂歡的時代。其實在我看來也是一個語言危機的時代，是語言垃圾到處氾濫的時代。我們絲毫不能掉以輕心。我昨天聽到有人說：「我好好開心呵」，「我好好感動呵」。這是從台灣電視片裡學來的話吧？甚至是一些大學生也在說的話吧？實在是糟粕。 「好好」是什麼意思？「好好」有什麼好？還有什麼「開開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時間」，比「盡快」 、「從速」、「立刻」更有道理嗎？「做愛」眼下也流行很廣，實在讓我不以為然。這還不如文言文中的「雲雨」（眾笑）。做工作，做銷售，做物流，做麵包， 「愛」也是這樣揣著上崗證忙忙碌碌make出來的（眾笑）？

我有一個朋友，中年男人，是個有錢的老闆。他不久前告訴我：他有一天中午讀了報上一篇平淡無奇的憶舊性短文，突然在辦公室裡哇哇大哭了一場。他事後根本無法解釋自己的哭，不但沒有合適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開始就沒有語言來思考自己到底怎麼了，思緒紛紛之際，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經成了一個新時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說話，但節骨眼上倒成了個啞巴。就是說，他對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動情的事，反而啞口無言。事情上，我們都要警惕：我們不要成為文明時代的野蠻人，不要成為胡言亂語或有 口難言的人。

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根據錄音整理，略有調整修訂。原題為《現代漢語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