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儘管有人不時聲稱，二十一世紀將是漢語的世紀，儘管有人預言，在不久的未來，一個嶄新的軸心時代將會在東方形成，漢語將會在世界跨文化的傳通中發揮著無窮的威力，但是，我們還是想說明：漢語實際上處於某種危險之中。這種危險性最尖銳地表現在它的大語種規模但卻仍然是少數民族的語用特點上。

關於漢語的優點和美質，世人似乎說得夠多了(比如，其形象的審美、單位面積的大信息涵蓋量；再比如，填詞的便捷性、詩歌語用的靈活性、隨意性等)。在此，我們不想重複這些誇張了的說法。由於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漢語的優點是明擺著的，而缺點卻隱匿不顯，所以在本文中，我們想對其優點存而不論，僅想挑指它最嚴重的弊端，比如它的無神論起源，它的原罪伏筆，它的球體模型特徵，以及它貪戀塵欲的唯在性等。

我們認為：漢語不管是作為意識的記號、儲存，還是作為思想表達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改變它精神意旨的方向，不變換它思想語用的策略，不替換它生物位格的定勢，那麼，它的結局注定是悲慘的。這種悲慘指的是，僅在漢文化的生活圈子內，它才可能成為一種無可非議的所謂大語種，而就世界文化傳通的大範圍而言，它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種標準的少數民族語言。即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僅僅具有一種方言的性質。在世界範圍內，漢語僅是漢人自產自銷自用的一種自足性工具。它既不旁及其它，也不關聯異類。其詞彙既不契合世界普適的語法規則，其語句也不構成對另類語言的全息交流。似乎它更樂意閉合在一種自戀的「感覺良好」中，只滿足於在漢語言社會的內部或外部製造一個又一個的謎，而從不指望任何合乎理性的透射、進入、交流與表達。由於漢語本身所固有的信息內容及精神旨趣的指向，這就注定了它所能涉及的存在領域極其有限。一般說來，人類的語言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領域或者層面。這三個領域是：一、日常生活的領域；二、科學專業的領域；三、哲學文化的領域。這三個領域實際上代表了三個不同的世界。胡塞爾把第一領域稱為「常的生活世界」。他認為這一領域是一個具有原初自明性的世界。這世界是最基本、最自明的，其語言與日常生活中的行為直接相關。第二領域，科學專業的世界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礎之上，但它不是直接自明的，它的語言作為一個整體與科學實驗之類的行為相關。第三領域，哲學文化的世界處於最上層，它的語言高度抽像，艱深難解，以間接的方式與人的政治行為和倫理行為相關。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語言的第一領域大抵屬於一種動物學、生物學的本能範疇；第二領域屬於一種社會學的理性範疇；而第三領域才指涉一種宗教神學的價值範疇。就漢語本身攜帶的信息和旨趣指向而言，我們發現它主要與第一個領域相關，甚至說成與之死繞活纏、水乳膠著也不為過。漢語的絕大多數語言事件都是指涉第一領域的具體內容。第二領域因為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的那套基本理論和概念框架，所以說漢語與科學專業化的世界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繫，只是說這種聯繫是間接的、旁敲側擊的，與第一領域相比，沒有那麼緊密和牢固。至於說漢語和第三領域的聯繫，我們認為這種聯繫是極其脆弱的，甚至根本就沒有什麼聯繫，因為中國人語言的智慧似乎從來就沒有真正關注過第三領域的理論建樹。誠然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一些論述道德倫理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經》，孔子的《論語》，但它們並沒有涉及第三世界的論域，也沒有表達嚴格意義上的哲學文化主題。這些著作所表達的並非一般中國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訴求，而是一小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和士大夫階層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覺。如果一部著作沒有代言一般中國人的普遍心聲，如果一種理論沒有反映一般中國人的道德理想，我們就沒有理由說這部著作和這種理論是中國的，是隸屬於中國人民的。把少數中國人的文化幻想當作普遍中國人的情感訴求，這無疑是一種嚴重的失誤。這樣做的後果，不僅是荒誕的，而且是悲劇性的。因為此舉無形中誇大了中國人本不具有的良性品質，而同時又隱匿了中國人也許天生就具有的那種粗劣、疏懶的思想陋習。

語言的三個層次分別代表著三個不同的世界，那麼，中西語言在這三個世界的相互轉譯上，其情形又是如何呢?由於第一領域只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事件，所以，中西語言在這一領域完全可以實現一種近乎全息對稱的轉譯。在科學專業的世界中，我們幾乎全套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術語，這是一個全盤照抄、拿來照用的過程，所以不存在任何不可轉譯的問題。只存在模仿和傚法的問題，只存在模仿和傚法的程度究竟如何的問題。我們認為，轉譯的問題只發生在第三個領域，即哲學文化的價值領域。關於這一領域的轉譯問題，過去人們一直存在著偏見。通常人們認為這一領域的不可轉譯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兩種語言其各含的內容差異和語碼的不同。其實，真正的情況要比這嚴重得多。何止是語碼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還在於，這是有和無的對立，是實和虛的一種極度反差，所以，在這一領域不存在任何轉譯，不可轉譯性是它固有的特徵。

如果一種語言僅限於在擁有這一語言的單一民族內使用，那麼，該語言的所謂語言優勢就無法突顯出來。因為同一語言在同一民族中使用，沒有可資比較的參序，它的優越性也無法得到證明。同種語言的同族交流，這是一種同質交流。這種交流的最大好處也許是能夠促成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造成民族成員間的某種思維均衡化。但從思想發生學和心智進化論的角度看，這種交流又有礙民族成員思想的生發和思維的發展，有礙民族個體心智的有效發育。至少從結果看，這種交流並非是一種最佳效果的交流。在這種同質交流的過程中，由於沒有異質語言和異質文化的因素介入進來，所以，也就無法促成固有思想的嬗變，也無法催化新思想的誕生。由於漢語是一種只糾纏於、浸淫於日常生活世界的語言，相應地，它第二領域(科學專業化世界)的語匯就顯得相對地虧缺，第三領域(哲學文化的世界)也就成真正的闕如了。所以，在世界各民族語言文化的傳通中，漢語就無法發揮它有效的威力和最大的效用。我們認為，一種語言所攜帶的該語言文化，它在世界範圍內的覆蓋程度才是該語言優化和強勢的證明。很明顯，一種語言在世界範圍內的覆蓋程度並不取決於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數量，而是取決於此語言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夠流通的最大閾值，即取決於能夠流通的民族數量。使用某一種語言的人口數量僅僅說明的是一個生物學事實。即一個民族受純粹生物學法則的支配，自我繁殖的人口愈多，那麼使用該民族語言的人口自然也愈多。這其中並沒有涉及到人的任何文化和理性的問題。如果用使用語言的人口多少來證明該語言的優勢，這是這個民族的生物學優勢，因為語言學優勢說到底它指的是一種文化優勢。語言優勢如同處於不同高度的水的位勢一樣，在一般情況下，水總是從高水位流向低水位，而不會相反。語言的流動與擴張也是從強勢文化的語言流布到弱勢文化的語言。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就像天平上的指針總是向砝碼重的那邊傾斜一樣。在民族語言的交流過程中，其強勢的表現不完全在於龐大的詞彙量及科學的語法結構，而在於各語言的原初取向、精神品質，在於它所隱含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及它本身所秉賦的一種對於人生幸福的啟示性力量。

正如兩百多年前，愛德蒙將軍在抵達福爾山脈，包抄那條小路時，對他的助手所說的：「這也是一條路。」今天，我們也願意重複這句話：「這也是一條路。」即通過漢語，以及對漢語的分析，我們也想抵達另一條「福爾山脈」。我們想把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認識還原為對於漢語的認識，具體說，是對漢字的認識。

「薩丕爾──沃夫假說」認為：語言的結構能夠決定操該語言者的思維方法。即一種語言就是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與另外的使用不同語言的世界是不一樣的。「斯蒂芬假說」更想直接挑明，甚至在一種文字的原始形態中，世界的一切，包括它的滋味、色彩和特質，都已包含在其中了。

我們認為，世界的現有形態完全可以在一個民族其語言文字的原初形式中去尋得它的一切根據和理由，即它以後之所以會如此發展的潛在之因。如果可以把世界看作是一部作品的話，那我們就可以把文字本身看作是一切作品的一種原作品，一切文本的一種原語言。在建立其上的一切作品的繁複形式中，我們都可以去發現構成這些作品的一種文字形象的基始因素。要想對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作出比較令人信服的說明，如果不對它的語言文字本身進行一場比較深刻的形而上學和哲學現象學分析的話，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要說明一個社會，我們認為，這只需對構成它的一種更為根本的東西──語言文字本身作出充分的解釋也就夠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本身才構成了僅僅是屬於它的那種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即構成了僅僅是屬於它的這樣一個世界，而不是另外一個隨便什麼樣的世界。
鑒於以上原因，我們願意在此對漢語文字本身作一次現象學的描述和分析，把社會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句法問題還原成漢語的語法問題和漢字的形象學問題。即從漢字出發來分析漢語言文化所衍生出來的一切，其中包括漢人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思維習慣，乃至日常風俗等。

現在，我們可以道出本文的要旨，簡言之，本文所說的險境和詭謬究竟指的是什麼。所謂險境就是：一、漢字存在和被使用的「唯視覺主義」特徵，即它的重形式、形象、意象和字體變形的極度誇張和繁衍(比如抄字、練字、寫字、認字、記字的功夫修習，書法藝術，而非書籍意識的昌盛不衰，另外還有它的大寫意山水畫的漢語底蘊等)；二、文字本體和自然存在的互化合一，與自然的原始形態沆瀣一氣，達到一種水乳不分的膠著狀態。讓文字本身成為自然軀體的一個內契部分，成為它的「肉」，使其不能從自然中抽身出來成為反映自然、返觀自然，從而亮敞自然的一面鏡子；三、它的自我蔽郁性、自我封閉和自我涵化，最終導致了一個排斥異己的所謂「文化圈」的產生，拒絕溝通和交流，因此嬗變成一種大語種的方言標本。所謂詭謬是指：一、它單音節的方塊形、粒狀、離散和斷逗與環形世界、圓性宇宙、綿延意識的明顯矛盾；二、它表達的含混、模糊和過分的外延繁複；三、關係性語句，引申、隱喻之任意和無方向；四、脆性的句式結構，存在著嚴重的語義內部脫臼、滑坡、鬆動和崩塌現象；五、它的同義互釋，字與字的循環定義；六、它的逍遙、玩情、「達觀」、形美、滯物，以及書寫的越界自由；七、它僅在自然之表的限度內映化自然之剪貼性質和以超語義方式談論世界的陋習；八、詞彙的下閾分佈，缺乏垂直性的理智昇華和驅前性的精神導引。

無疑，本文的觀點是偏頗的，甚至是極端的，但這一切又僅僅在於想起到提示和儆醒的作用，意在讓人認識到漢語的真實處境，從而從它的險情和詭謬中突圍出來。下面，我們擬就與漢字、漢語有關的一些問題提出我們的看法。

二、對漢語的直觀認識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寫過一本名為《語詞》的自傳，美國自白派詩人普拉絲寫過一首題為《言辭》的詩，無論是《語詞》，還是《言辭》，它們的英文都是「Word」。從薩特的書和普拉絲的詩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們與我們對文字、語詞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在他們看來，語詞就如斯蒂芬所說「它不僅是人們勘測世界的『標點』，而更是使人的意識得以成形，使思想得以抽像為一種創造力的工具和手段」。普拉絲用言辭來表達的是她感情的刀鋒和情感的極限；薩特把語詞看作是他生命、精神發展的歷程和步入永恆與不朽的一座橋樑。他認為，語詞是一種光榮的事業，每一個生命都彷彿有三千五百個空白的頁碼有待去填寫。語詞是一種精神，不僅是一種能夠規定意識邊界的精神，更是一種能夠突破這種邊界，讓意識向更多的維度拓展的精神。幸運之時，它還是一種「協調」和「提升」世界之物。對他們來說，「物的生命之緩慢然而可以察覺的運動和話語的悄悄聲在一個神奇的時刻彷彿在協調一致地流淌」。對他們來說，語詞不僅僅是一種符號，同時它也暗含了一種詩之流暢和思之深刻，顯示出一種激盪心魂、氣派恢宏的品質和一種出於世界、進入世界、超然世界的膽識。相比之下，漢字僅僅是一種形式，而且是一種偏用於書寫的形式，即二維性「樣態」，頂多抵達一種審美，而且是一種視覺性的審美。它似乎與思無關，更與對思的思無關。其次，漢字是方形的、單音節的，這對無限放射著的環圓形宇宙，以及注定了不可終極的思想之終點無疑是一種近乎殘酷的凝固、定格、裁截和強硬規範。還有，它呈現的是一種豆狀、球狀和顆粒狀，像洛菲特娛樂中心台球桌上那一堆勉強合攏在一起的台球，很容易受到外部哪怕是很微弱的一種力量的影響。只需輕輕的一擊，就會爆發出一種綻裂的風景，混亂不堪的風景。

最後，在這種風景中──通過濫用偶然性、隨意性和非理性──人們牽強附會地添加上許多過分繁複的「意象」(注意，而非意向)，人們名之為「詩」，或「詞」，或合稱「詩詞」，一種被斯蒂芬稱作為「語言遊戲術」的雜耍。這下可好了，方便了那些專愛玩弄詞藻的人，那些缺乏哲理責任的「詩人」、詞曲作者和無事便在語詞中玩耍、詠味和遛達的逍遙派。但同時，漢語也難住了哲學家，據說他們除了用含混的四言字、五字句和七言式來概語式地表達宇宙的超語義真諦外，他們根本就無法表達具有一定時度性和深度性的思想(更不說具有明晰結構性和邏輯性的思想了)。漢語的思維具有一種兒童式的早熟性格，這種語言的用心所在，不是事物何以會達到某一種狀態的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事物可能會表現出的那種複雜環節。它所感興趣的是事物的最後結果，這有點類似於計算機運算程序裡面的終極指令。漢語言只對這種終極指令心醉神迷，而對其過程運算一概忽略不計。漢語思維熱衷的是事物是什麼(What)，而淡漠事物之怎麼(How)和為什麼(Why)。這種思維喜歡對事物的終極狀態預先作出某種設定，對事物的倫理目的情有獨鍾，但對事物何以才會達到某一終極狀態的過程，則往往大而化之，不了了之。此乃漢語思維的最大弊端和失誤，即只注重目的，而無視過程。實際上，對事物目的的預設，對事物最終狀態的應然構想，相對來說，這是件比較簡單的事，甚至連三歲幼兒、初小學童都能擔當此任。因為這其間並不需要多少人類的大智慧，也不需要人類理性的大投入和大功夫。也許，兒童和成人的區別就在於此。前者只知其然，而後者還知其所以然。這所以然指的就是事物演變過程的複雜性，以及之所以會如此演變和怎樣演變的一套運作機制。

漢語存在的問題不僅僅表現在詞彙量方面，而且表現在其詞類分佈的嚴重失調上。在一般的凡俗生活中，它確實能做到「如彩色電影般鮮艷、活潑、生動、真實」。但在有些領域(如神學、哲學、宇宙學、形而上學、意識理論、大腦科學等方面)，它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了，甚至有一種無力感、無能感和去勢感。比如《存在與虛無》《存在與時間》《我和你》《人與神》《存在與奇跡》《物質與意識》，西人對這類主題總有說不完、道不盡的話語，他們在這方面似乎毫不費力就能寫出洋洋灑灑、氣勢非凡的數十萬字、數百萬字、數千萬字的著作，而且其中流露出來的那種語言的縝密，思維的精細，真是讓人歎為觀止。相比之下，漢語言在這方面真可謂無話可說。即使說了，也是三言兩語，電報式語句，語焉不詳，不知所云。在抽像的人文科學、思維科學領域，漢語表現出的是一種驚人的疏懶，它似乎只貪圖在哲學論證上的「一步登天」式的快感，迷戀一種思想世界的偷工減料式的所謂便捷之途。上至革命領袖，中至文人學者，下至流氓無產者，其思維方式都顯示出一種無差別的特質，其認識世界的方式都表現出同一種性質的傾向和嗜好。他們慣用極簡單的語句來概論世界，判定世界和了結世界。他們對存在的奧秘、遼闊的世界、豐富的人生只能作些不甚了了的斷言。於是，故作高深者有之，空話大言者過之，詞不達意者濫之。於是，以下的事情經常發生也就不足以怪：所謂看破紅塵者，實際還沒有開始看；所謂的精明者，實際上愚不可及；所謂的明事人，實際上迷懵深重。

我們的漢語遭遇著雙重的脫節和斷裂，其一是與自然世界脫節。漢字似乎是從氣象萬千的世界中給強行切割出來的，它的方塊性與宇宙的圓融性似乎構成了一種截然對立的形象。當然，這一脫節與其他民族的文字相比還不為過，因為它畢竟是一種表意的象形文字。問題的嚴重性主要表現在第二種脫節上，即漢語與漢人社會生活的嚴重脫節。似乎這是兩個毫不相干的世界，是兩個獨立的自足系統，語言是語言，社會生活是社會生活。按理說這兩者應該有一種互動關係。兩者應該相互透射，相互映照。語言不僅來自生活，反映生活，更重要的，它還應促進生活，改變生活。但漢語世界給我們的印象是：語言是高度自治、自洽、自足的，它彷彿自成一體，有它一套自我發育、繁衍和完善的機理。漢語從沒有顧及、垂憐過漢人生活世界的存在真情。國人的罪孽，在漢語中找不到悔詞；國人的苦難，在漢語中找不到表達。在沉重的現實生活面前，漢語所表現出的那種莫名其妙的瀟灑、逍遙和輕逸確實讓人吃驚。一邊是語詞的鶯歌燕舞，語言的縱情狂歡，一邊是現實的沉重枷鎖，生活的苦難血淚。這兩者的反差說成是雲泥之別也不為過。這情形就好像是，漢語插上了一雙升天的翅膀，直上雲霄，已進入一種理想世界的天國，它一味地自戀、手淫和陶醉於自身的安樂，而全然不顧現實的沉淪、邪惡、墮落和毀滅。當語言在享受天國之福時，現實卻墮入地獄的深淵，彷彿中國人所有的幸福就僅僅是一種語言的幸福，所有的理想僅僅是一種語言的理想。彷彿中國人是一個只能自己給自己寫情書，讓自己來閱讀，自己來陶醉的自戀者。的確，在語言那兒，也只有在語言那兒，我們才能夠發現中國人所有夢想的寄托。那兒不僅真，而且善；不僅善，而且美。但這種以語詞形式來滿足的幻覺卻是以現實生活的無限苦難來作為其慘重之代價的。漢語嚴重缺乏一些用於表達哲學思想的關鍵性語詞、元件和要素。結果，理所當然地是唐宋詩人贏得了漢語發展的歷史高峰；書法家和國畫落款人佔領了漢字的藝術天地。政客和末流文人們創造並利用了漢語言的詭辯術。結果是哲學家成了名副其實的失業的人。「流天才總是在門外抽大煙」(王康語)。范慶先生成了靜坐修煉的人，連齊白石這樣頗具蘇格拉底腦袋的人最終也不得不去點弄些所謂靈氣充溢的花鳥魚蝦。

漢字具有一種「球體模型」的特點。這一特點極易在漢字的書寫和印刷形式中得到識別。每一個版面的漢字都是各自獨立、相間排列的。即是說在其字與字之間總是有那麼多難以令人滿意的間隔，總是具有一種「漏氣」和「斷氣」的視覺效果和讀音效果。它太缺乏一些必要的元音、圓潤音和柔滑音，讀起來總使人有一種音步齊整的單調感和受阻的鈍挫感。漢字是與欲物對應的文字，它以欲為本位，以物為對象，最多在這一切之上附著了一些人為「審美性」(實質是泛欲性)的眩光。它是對自然之象(或物形)的形象性複寫和臨摹，而不是對神之聲音和存在之隱含本質的執意追求、傾聽和表達。它不對世界作質的追詢，因為它認定世界本沒有質；它不對世界作推理分析，因為它假定世界根本就沒有什麼理。所以它先驗地就閉入了自然，先驗地就互化於自然。無從由自然裡脫身，反詰自然，敞亮自然，觀照自然和提拔自然。總之，漢字成了一道心智思維透視世界的視覺屏障，所有的目光都隨著文字形象的氾濫變形而變形，所有的知性都僅在相應的二維平面裡作了過度浪費的鋪張。漢字讓人在「審美」了自然的同時，也讓人欲享了自然，在最終的意義上耗盡了自然。所謂「我在，世界不在」的一種自戀性文化皆由此產生。在這之中，的確吊銷(或懸括)了認識的深度和世界的質感，的確沒有了推理、分析和神設，更沒有世界與文字的對質、互問和相應的警醒。

三、漢字與字母

我們認為中西方社會的所有差異和奧秘就蘊藏在漢字和字母這兩個基本的要素和構件之中。兩個社會肯定在歷史、政治、文化和哲學諸方面已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甚至可以說已形成了兩個完全異樣的世界。實際上，這種驚人的反差就存在於漢字與字母的本質不同之中。
在我們看來，西方所有的秘密及現實結果的根源並不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它的科學和哲學，甚至也不是它的宗教。我們認為它發生的秘密和生長的關鍵只能歸結於一個單一的來源。這就是作為它語音體系拼寫基礎的字母表。從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願意說，是字母創造了西方世界的一切，甚至創造今日世界的總體形貌。我們並不認為是上帝創造了字母，我們更願意認為是字母創造了上帝，創造了西方的宗教。不是別的，正是宗教才真正塑造和成就了西方成熟的文化和哲學。在之後，作為一種合乎邏輯的因果關係，才依次派生出了西方的科學思想、科學技術、生產力、經濟繁榮、文藝復興、人權思想、政治革命、民主政體，乃至今日的福利社會。字母不僅是文字之母，而且是西方社會的萬果之因、萬物之母。正如加拿大學者德裡克．德克霍夫所說：「雖然《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the Old andthe New Testaments)在過去三千年裡為西方文化提供了發展的基礎和引導，但西方首要的、而且占主導地位的信息處理系統一直是字母表，直到電的出現。字母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程序設計手段。西方正是從字母中才衍生出並形成了其以技術為中心驅動力之特點的。字母起到了一種文化放大器和加速器的作用，它充分利用語言表達把思維轉化為技術。希伯萊文化傳統之所以對世人始終存在著某種誘惑，其基本的原因可能來自於高性能的拼字法給予古希伯萊人的那種相對於其他民族的語言優勢。」

我們認為，無論我們怎樣去評價字母對於西方社會的重要性，都不會顯得過分。也許正是有了字母，才會有思維自身的一種組織模式──透視法。正因為有了透視法，才允許西方的整個文化在空間上把握世界，在時間上分析世界。也許正因為有了字母的縱向書寫變為橫向書寫，西方社會才發生了從垂直的封建等級制度向水平的民主政體的轉變。也許正是字母為人類創造最強有力的代碼提供了基本的靈感和模型。我們認為，甚至連原子結構、分子結構、遺傳基因的氨基酸鏈、計算機比特，所有這些具有強大作用力和創造力的代碼都是源於字母的基本模型建立起來的。

此外，字母在影響人的思維發展方面，在培養人的時空感覺方面，在使人對世界的整體認識方面都有它獨到的特點。尤其把它與漢字相比較時，其特點更為顯得突出。相比之下，漢字給人的思維帶來的是一種耽迷、阻滯、停頓和遲後。由於漢字是一種重形的會意文字，我們的祖先最初在創造漢字以期去表達和描繪自然事物時，用的是一種比較原始和笨拙的方法，即用非常複雜的象形符號去表達或指代本然就比較複雜的客觀存在和自然事實。顯然，造字的思想一開始就被象形的衝動迷住了，採取的是一種以形代形，以形指形的原始策略。此種造字法注重的是「看」，而忽略了「聽」，更沒有想到可以通過聲音的路徑去表達和指代客觀的事物，而且我們祖先的這種以形代形的做法不是生產性的，更不是構造性的。它所採取的是用一種相對獨立的複雜形象去象形同樣獨立的自然存在，從而使得像形符號(每一個複雜的漢字)與被象形物(自然客體)取得一種一一對應的閉合關係，而這些象形符號之間卻很少或幾乎沒有任何邏輯的關聯。彷彿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呈現出一種自圓、自融、自洽的性質。由於漢人是從「形」方面著手去構造漢字的，又由於形肯定是具象的，且形的對象又是參差不齊、千差萬別的，所以，這就注定了漢人要用(也只能用)數量龐大、形象複雜的書寫符號去表達和指代形形色色的自然事物。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祖先在創造漢字時一開始就塑造了漢字其無比複雜之形象的原因。這也就是為什麼說漢字甫一創立，以後的問題就不是複雜化、進化，而是簡化和反進化的原因。

從直觀上說，自然事物的形狀是繁雜的，其種類和數量可以說趨近於無限。相對說來，聲音和語音，儘管更為無形和抽像，但其種類和數量終歸是有限的。至少人們可以對它們進行有限的分類和規則的定義。在造字之初，西人的思維與漢人的思維迥然有別，他們重聲而忽形，採取的是一種聲音的策略，即用聲音而不用形象去表達和指代客觀世界的自然事物。與形相比，音和音之間的聯繫以及轉換更顯得內在、迅速和便捷，因為這種聯繫和轉換只需通過大腦和口腔(舌頭)便可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完成，而不像形象的識別和轉換，必須通過視覺和手(書寫)的形式在較長的時間內才能完成。即是說，用聲音來表達和指代自然事物，這在空間和時間上是經濟和簡約的。相比之下，以形代形的做法就顯得相對笨拙和繁複。試比較一下漢字和英文的構字部件(即構成各自文字體系的最基本單位)和語音單位，即可明白兩種語言在這方面的差別。我們知道漢字的構字部件(包括偏旁部首)總共有二百一十五個之多，而英語的構字部件僅有二十六個拉丁字母，這是二百一十五與二十六之比。因為象形文字是以形代物，所以它必然要創造出大量的構字部件來組成它的文字，以此滿足其象形的目的。由於拼音文字是以音代物，所以它相應要求表音的音素應豐富一些。我們知道，英語用於注音的音標有四十八個之多，而漢語的標音符號只有三十六個。相比而言，漢語是形多音少，英語是形少音多。這一特點是由語言的象形和表音的差別造成的。另外，由於漢語的形多音少，所以必然就要導致大量異字同音的現象，這無疑會給漢字的讀認造成巨大的困難，進而引起辨義的麻煩。相比之下，英語沒有這一困難和麻煩。一般說來，拼音文字的形音是統一的。比如二十六個英語字母，它們本身就是表音符號，字母的排列組合一般都有相應的讀音規則可循。但漢語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漢語的形音是不統一的，也就是說，漢字的形象和發音從視覺上看幾乎找不到必然的聯繫。我們認為這一特點會給漢語的學習造成難以估計的困難。由於英語的形音統一，英語學習者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就只需掌握形義的問題，音是隨形順便解決的。由於漢語的形音分裂，這就意味著人們在學習漢語時，必須完成逐一掌握形、音、義的三大任務。也就是說，在對相同數量的語言文字學習過程中，中國人比西方人要投入更多的學習精力和學習時間。所以，這也是象形文字不經濟、不科學、不簡約的一個佐證。

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個被造出的漢字，都是一個相對孤單的獨立王國，每一個獨立王國又分別對應於一個獨立的自然實存。這種形──形對應的鎖定關係，就必然使我們，無論在字與字之間，還是在被字所指稱的事物之間，都很難找到一種有機的聯繫。實際上漢字的此種存在方式僅僅完成了人的思維對自然之有機整體的原始切分，同時也造成了自然事物的有形具象對於人的思維的某種固化和定格。

現在我們從書寫的角度來考察漢字。從我們的直接經驗可以感覺到，漢字的書寫與英文相比是雜亂的、無規則的。由於每一個獨立的漢字幾乎都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存在，所以漢人在書寫漢字時，實際上都設定了一個虛擬的中心，而漢字的筆畫就是圍繞著這個虛擬的中心來運動和縈繞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漢字的書寫是一種圍繞著一個虛擬中心的、自我繁雜、自我纏繞式的書寫。這種書寫沒有明確的方向性，沒有明顯的書寫規則。這就彷彿一輛陷入於沼澤地的汽車，雖然車輪在旋轉，但卻是空轉。也像一種步伐始終圍繞著一個中心原地踏步，自身循環，有雙腳運動的軌跡，但沒有雙腳前進的步伐。從某種意義上說，漢字的書寫更像一種無規則的布朗運動，它既沒有時間的前後序列，更沒有空間的線性規則。這種書寫既是繁複的，又是費神的。彷彿它只是阻滯在有限的空間作自我結絆式的遛達和纏繞，而沒有遵循某種時間的方向去作一種理解的探尋和延伸。更要命的是，此種遛達和纏繞不僅僅是指筆畫的遛達和纏繞，而更暗含著一種思維的遛達和纏繞。也許漢人思維認識的斷裂性、局域性和滯後性從根源上講就與漢字的這種書寫性質有密切的聯繫。相比之下，英語單詞的書寫是有嚴格的規律可循的，它整體上凸突出一種線性排列的特徵。此種特徵不僅讓英語的書寫呈現出一種空間序列，而且同時也暗指了一種時間方向。正因為有這種書寫的空間定位和時間運動才從根本上模定了西方人的思維──認知範式，從而對西方人來說顯得無比重要的那種「透視法則」才由此產生。我們認為，正是這種奠基於字母書寫的「透視法則」，才產生了西方的宗教(天堂──地獄、上帝──人、前世──來世等配對概念)，產生了西方的繪畫、建築、音樂，甚至西方的科學和文化。沒有這種奠基於字母書寫的「透視法則」，那西方的一切精神和文明成果是令人難以想像的。相同的道理，也許沒有透視法，這也正是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宗教和現代科學之真正的原因。

現在我們通過人的視覺形式來考察漢字和字母對人思維的影響。我們知道人類大腦的左右半球，其兩個視域區的功能是有差別的。現代腦科學的最新研究結果表明，我們的兩隻眼睛是由四個半隻眼組成的：每一邊的視域各有兩個。左半邊由大腦右側支配，右半邊由大腦左側控制。兩個左邊的半隻眼是瞬時把握世界，而兩個右邊的半隻眼則是歷時性分析世界，即把世界分成其基本的組成部分。人類對任何文字體系的閱讀都得識別符號形狀並分析符號的順序。而文字體系是左向還是右向，主要取決於人類的原初意識認為文字的形狀和順序哪一個更重要。比如你得猜測，並從前後或上下關係中識別，想從各方面確證某個字，那麼看形狀就是第一位的。此時，形狀的確證壓倒了順序的分析。就某一整個視域的瞬間環視而言，我們的左視域比右視域能做得更快、更好。也就是說在瞬時識別文字的形狀方面，左視域比右視域具有更大的優勢。但當我們讀西班牙語或英語時，我們首先得一個接一個地看字母的順序，而這時右視域就能更好地完成這一任務。

我們知道，所有文字的內部結構同它們在文字表面的書寫方向之間都有一種對應特徵。我們還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表音文字體系都是橫向向右書寫的，而所有表形的文字體系都是縱向書寫，且這種縱向豎列一般都是從右往左的，比如中國古代的表意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字。這就是說在我們閱讀象形文字時，由於我們的主要目的是確定其形，所以此時是人類右腦的左視線在發揮作用。而當我們在閱讀表音文字時，我們的主要目的不是確定形狀，而是分析字母出現的順序，所以此時是人類左腦的右視域在擔當此任。由於漢字是一種象形字，所以我們在閱讀漢字時，我們的視線實際上是在一個固定的空間中作一種重複的環視和停留，伴隨著這種環視和停留而來的，肯定是人之思維的某種阻隔、停頓、斷裂和滯後。也就是說，我們在閱讀每一個單獨的漢字時，我們的視覺思維是固定在某一點磨蹭不動的，即它不能產生一種思維的箭頭運動。況且豎立的象形字(比如古漢語)一般是左向閱讀的，這就暗示著如果有一種時間運動的意識出現的話，那麼這種時間的運動方向也是回溯性的，即時間的箭頭向左移動指向過去。在這種意義上說，漢語閱讀的時間指向是退縮式的，即它是一種回溯性文字。它具有強大的回憶功能，但卻缺乏出色的創造潛質與衝力。相比之下，英文的橫向右讀，這表明它是一種按照線性的右向序列來進行編碼的信息體系。此種編碼方式不僅擴展了人類的思維，而且使思維複雜化，同時還加快了人類思維的速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的拼音文字是目前世界上在以下方面堪稱惟一的文字體系，即自它被創造出來以後不久，它便把人類文化的方向從傳統的朝過去看的行為模式轉變成了創新和永遠嚮往未來的行為模式。我們完全可以設想，拼音文字的橫向閱讀給西方人的大腦施加了某種影響，使其大腦無形中增強了對空間和時間次序的處理能力。也就是說，我們在西方的拼音文字其橫向的書寫與閱讀中不僅看到的是一種組織視覺和空間信息的思維模式，而且看到了一種思維自身的組織模式──即透視法的產生。正是通過這種透視法，才使西方人能以一種透視感的方式來看待自然事物，即意味著西方人能把世界上的每一事物在頭腦中都以一種正確的比例將之置於適當的位置。我們知道在英語中，源於拉丁文「例」(ratio)的理性(rationality)一詞，也暗示的是比例的含義。當然，理性主義所研究的對象、概念和關係都不是簡單孤立的，而是同它們與屬於同一法則的其他事物之間的比例相關。從這點來說，所謂理性並不是指別的什麼，而是指一種由字母或由字母的排列方式產生出來的心理動力學。正是通過透視法，人們才得以用字母表示的大腦結構在現實中設定了兩個占支配地位的時空坐標，並使其成為人類有效地把握和分析世界的最強有力手段。我們可以說，西方人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模式不是別的，它們實際上就是西方字母文化的一種直接產物。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字母文化，這個世界簡直不可想像。因為稍加思索，我們就會知道，這個世界可以供各民族共享的許許多多東西(從科技成果、戲劇、音樂直到麥當勞快餐和好萊塢的巨型影片)都是由字母文化所創造的。而沒有漢字，這個世界所失去的東西當屬有限，因為漢字文化所創造的東西更多地屬於自產自銷，自娛自樂。而在這些自產自銷的東西中，絕大多數又屬於那種極有可能加害於和有傷於漢人思維與生活品質的粗劣貨色。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大體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象形的漢字是有礙人思維的發育和發展的，因為它形式的繁複、內部的混亂和視覺的環繞最終給思維設置的是一種阻滯、挫鈍和滯後。而拼音文字其形式的簡潔、內部的邏輯和視覺的線性特徵最終給思維帶來的必定是一種有效的催化、增生和發育。關於這一點，從象形文化和字母文化給世界各族人民提供的可共享的文明成果之優劣、多少的比較中便可得到證明和認可。

四、漢字的早熟性

主要是指漢字的那種反進化特徵。漢字的發展沒有遵循由簡單到複雜的原則，而剛好相反，它走的是一條從繁到簡的道路。它主要是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它的「化」過程的：一、把圖畫形式的符號變成線條式符號(如甲骨文的「虎」字原為，像大嘴長尾，身有紋理或圓斑的虎形，後省略去紋理和圓斑，簡化成)；二、省去重複的部分(如古代把圍字寫成過後又簡化為)；三、省去不重要的部分(如把甲骨文的[麥]簡寫為)；四、借用同音的字來代替結構繁複的字(如字一共有二十九個筆畫，寫起來極其困難，進行簡化筆畫也不容易，於是，人們就借用同音的「郁」字來代替它)；五、只保留原字的一個部分(如用「飛」來代替原來繁寫的)；六、對原字的某一部分進行簡化等。應該說明，漢字的繁化過程也是存在的，只是漢字的簡化才是它發展的主要趨勢，即是說，漢字在其首創時就顯得非常複雜，非常繁複，非常「成熟」了，以後的事情僅僅是對它進行裁減和簡化，這是明顯地違背事物發展由簡到繁的原則的。相比之下，西方文字的發展則呈現出一種與漢字發展截然不同的趨勢。西方文字大多都是以詞根為主，在詞根的基礎上通過前綴和後綴的逐加慢慢發育發展起來的，這裡面的確有一個逐步進化、逐步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它是符合事物發展的進化原則的。

漢字的早熟性還表現在其極少的常用詞彙(大約1─2千個常用詞)對於社會所謂正統流通文本的最大覆蓋度上。據說初習漢字的人，只要掌握了最常用的二千個左右的漢字，就可讀懂百分之九十五的流行於社會的一般文本，而且絲毫不會感到有任何閱讀方面的困難。這在西方語言的文字裡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相比之下，在西語世界(比如說歐美)，即使你擁有五千個左右的詞彙量，你也難以應付通行於社會的一般文本。此詞彙量用於日常的口語交談還可以，但要用於學理探討和文本闡釋顯然萬萬不行。我們知道，在西語世界幾乎每年每月都有大量的新詞產生，同時又有大量的舊詞棄而不用，甚至消亡。這種反映在詞彙上的新舊快速更替現象，說明了西語世界那種旺盛的思維代謝能力和文明的長進程度。相比，漢語的這種詞彙更替週期就顯得要漫長得多，緩慢得多。有一個現象也很能說明問題，在西方，即使是大四畢業的學生，出學校後也得不斷學習新詞，查閱詞典，才能克服閱讀上的困難，順利勝任對於文本的閱讀。這說明西方人在知識方面總是不斷推陳出新，在各個領域隨時都會引發出新的增長點，一個人只有採取終生學習、終生教育的策略才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相比之下，中國人的識字任務在高小階段就大體完成了。即是說他在小學階段所學的有限漢字已足以供他在日後的閱讀生涯中應付。我們很少發現中國的中小學畢業生有勤查字典的習慣。這裡面的原因也許是由於人懶，不愛學習，不愛閱讀，所以也就無須去查字典；或者即使喜歡閱讀，其閱讀的對象內容本身就決定了用不著多大的詞彙量也可以輕而易舉地對付。

關於漢語的小詞彙量能夠對付大文本的這一現象，我們還可作進一步的分析。有人認為這是由於漢字的單位信息含量大，所以，用少量的詞就可表達很多內容。這似乎為「小詞量──大文本」的關係提供了某種解釋。但我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之所以有這一現象發生，是由於：一、也許漢字對事物的分理層次不夠縝密，不夠精細，即對事物的諸種存在，及諸種可能的存在，漢語中沒有產生出相應的詞來與之對應。也就是說，漢語在表達事物之豐富存在時，其語匯總是顯得欠然和闕如；二、也許是文本本身的內容就非常簡單和有限，即漢人願意去表達的東西僅僅是屬於大千世界的一個有限局域，其豐富性和可能性打了折扣。漢人的心智其興趣不在世界的全體，而是某一個部分。正是基於這兩點，所以才會有「詞量──大文本」關係的產生。
這種過早地掌握漢字的所謂「早熟性」，極有可能導致錯誤地認為對於社會所有文本的虛假性全面解讀。從而阻礙漢人認知能力的持續發展。它的可悲的社會文化效果可能就是導致人們所謂智力的「早熟」，而智慧永遠不成熟。因為他們的識字能力(進而帶來的閱讀能力)似乎是一次性地就完成了，解決了，也就再也沒有什麼必要去繼續深化和發展這種能力了。顯然，正是漢字的這種形式的早熟性和詞彙掌握的早熟性導致了漢語世界人們理性認知和智慧探索的阻礙和遲滯。推之究極，漢字的早熟性要對中國人民的心理(文化)遲熟或不熟負起直接的責任。

五、漢語的點陣圖像類比

維特根斯坦在其《邏輯哲學論》中說過：「語句是現實的圖像。」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語言是世界的圖像。我們知道，語言的表達方式不僅僅是一個語言的問題，而且更體現著一種操此種語言的人的世界觀。也就是說，語言不僅反映世界，而且也反映語言使用者的世界觀。

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和表達必須借助語言這一工具和手段。當然，不同的語言對世界的理解和表達方式是不同的。我們認為：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從整體而論，指某一語言對世界的理解和表達其準確、精細、縝密、清晰、敏微、逼真程度和完整、全面與否的不同。大體上，這一不同主要是由某一語言的「語言詞彙量」來反映的。一般說來，詞彙總量愈大的語言對世界的分理程度也愈細。即，它對世界的理解和表達也可能愈充分、愈全面和愈完整。反之，對世界的理解和表達就可能愈欠缺、愈局域和愈片面。因為字詞是語言的最小語義單位，它們的語義是不重複的，所以，詞彙量愈大的語言在理解和表達世界時，人們可資利用的手段就愈多，可供選擇的範圍就愈大，既能更準確地理解事物，又能更精微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二、從某一方面說，指某一語言在對世界某一範圍、某一領域和某一反映對象的關注上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和興趣的不同。大體上，這一不同主要是由某一語言的「詞分佈」和「匯比例」來反映的。一般說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愈是重要的東西，該民族對於它的語言分割就愈是細密。反之，對一個民族來說，屬於文化中心的詞彙肯定比屬於文化邊緣的詞彙顯得更詳盡、更周全。反映生活重要現象的詞彙其數量與它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成正比。比如中國人長期生活在封建的宗法社會，很看重人與人之間的人倫關係，所以對父母同輩的男性親屬就有嚴格的區分，比如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因為親疏有別，權利義務各不相同。而英語中只用uncle一詞統稱之，既無父系母系之別，也無長幼之別，只有性別的區別。在這點上，漢語和英語的表現可謂兩個極端。

至此，我們可以下一個這樣的結論：一般說來，語言的詞彙量反映的是語言的使用者對整個世界切割的細密程度，而語詞分佈或詞彙比例反映的則是語言的使用者對世界某一局域切割的細密程度。當然，又有這種情況，我們假設兩個操不同語言的兩個民族其詞彙總量(單詞個數)大體相當，但我們又是否可以認為它們對世界分理、切割程度是一樣的呢?顯然不能這麼認為，因為儘管其詞彙總量相同，但它們的語詞分佈情況卻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在下義詞方面分佈得多，有的在上義詞方面分佈得多；有的在日常感官世界分佈得多，有的在科學的專業化世界分佈得多；有的在宗教神學領域分佈得多，有的在現實世俗領域分佈得多。由於其詞彙分佈領域的不同(亦即民族智力其興趣之所在的不同)，即使其詞彙量相當，那麼我們也可以肯定地說，它們對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全然不同的。

這裡我們需要說明的是，此處所說的漢語點陣圖像類比主要是指第一種情況，即指漢語的總詞彙量與其他語言(比如英語)的總詞彙量相比，它所表現出來的對於世界的分理和切割的性質。

我們知道，漢語一部普通的《新華字典》所收單字(含繁體、異體)是一萬一千一百個左右，清初所編的《康熙字典》所收漢字是四萬七千多個，最近出的《漢語大字典》所收漢字也才五萬六千個。與英語相比，漢語的詞彙量是非常小的。即使一部歐美普通學生所用的字典所收單詞也至少在十六至十七萬個以上。如著名的《牛津字典》所收單詞是六十多萬個。篇幅最大的《韋伯斯特大詞典》所收單詞幾乎達到一百萬之多。僅從詞彙量來比較，漢語和英語在這方面的差別是非常巨大的。

有人認為漢語是一種象形文字，它的特點是觀物取象，以意統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我們認為它取的是具體之象，統的是具體之形，對世界之大象全形是有嚴重省略和忽視的。我們知道，人類創造出的每一個單字都是有所指代的，或指某一具體之物，或代某一抽像之事。只不過這具體之物存在在不同的領域，這抽像之事分佈在不同的層次。反正，它總是有所指的。如果把漢語的五萬六千個漢字與英語的八十萬個單詞相比較，至少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僅就所指東西的數量而言，漢語是遠遠低於或少於英語的。如果我們承認語言是世界的圖像的話，那麼我們也同樣可以認定，由於每一種語言其詞彙量的不同，它們所呈現、所表達的世界之圖像也會不同。我們暫且不去談這種圖像性質的不同(這種不同主要是由語詞的分佈情況不同造成的。同時我們知道各種語言的語詞分佈情況肯定是不同的)，由於每種語言其詞彙量的不同，那麼勢必就會造成語言所反映的世界圖像在其準確、細微、清晰程度上也肯定是不同的。如果我們把語言反映、表達世界的這種關係比喻為類似於電腦製版裡用點陣掃瞄圖像的話，那麼顯然，語言的詞彙在此就相當於點陣中的點，所掃瞄的圖像就類似於語言想要去表現的我們的這個世界。在電腦製圖方面，我們知道，要去掃瞄同一幅圖片(規格尺寸、畫面內容完全一致)，我們所用點陣中點的多少對畫面的清晰、細微、逼真程度是有決定性影響的。一般說來，表現同一幅畫面，所用的點愈多，我們所得到的圖像就愈逼真、愈清晰。反之，愈粗糙、愈模糊。相同的道理，我們可不可以這樣來假定呢?我們漢語是用五萬六千個點去「掃瞄」世界，而相比之下，英語是用八十萬個點去「掃瞄」世界。顯然，由於兩種語言其詞彙量(點陣掃瞄中的點)的不同，所以它們各自所「掃瞄」出的世界圖像其清晰、細微、逼真程度肯定是不同的。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僅就對世界圖像的整體掃瞄效果而言，英語掃瞄的清晰度是遠遠高於漢語掃瞄之清晰度的。這一點可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由於漢語的詞彙量小(當然，我們也不能簡單把這看作是它之概括性的一個結果)，這就注定了反映在我們思維中的世界之像是相對簡略、粗糙和模糊的。如果再加上漢語詞彙分佈比例嚴重失調這一因素的話，恐怕我們得到的就不僅僅是一張粗劣而模糊的世界圖像，而且更可能是一種世界之歪象、幻象、甚至是無象。

也許世界各民族的人都有這種經驗，當他們意欲去表現世界和表達自己時，總感到語詞的匱乏和闕如。只不過漢語在此方面與英語相比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認為，漢語用於對整個世界的表達，其詞彙量是欠缺的。它所擁有的詞彙點陣並不充分得足以去表現世界存在這一大全之象。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漢語是一種點陣欠缺、網眼稀疏的語言。這種語言也許只適合創作語義含混、情緒膠著的詩歌，但絕不適合用以去認識自然和表達世界

六、對一些重要漢字的文化學分析

我們認為漢字是一種物慾性極強的文字，即使在那些用以表達世界上最具精神性事物的漢字中，我們也能輕易地發現其明顯的物慾性色彩。當然，我們切不可認為用物質性的文字來指稱精神性的事物是中國人巧妙運用辯證法的高明之處。其實是一種無奈和下著。漢人之所以不能用精神性的符號來代表精神，是因為我們的生活中根本就沒有什麼可真正稱得上是「精神」的精神。我們認為用物慾味濃厚的語詞來指稱精神性極強的事物，即使不是荒唐的，至少也是不當的。因為物慾性極強的符號只能讓人更容易想到物。
我們認為，不少漢字的構造方式絕非出於偶然，它們明顯地帶有一種體現欲文化的指向根源。

譬如「精「字。我們知道，「精」在現代漢語裡常作「精神」、「精華」、「精英」、「精粹」、「精髓」、「精明」、「精彩」、「精誠」、「精幹」、「精練」、「精靈」、「精銳」、「精深」、「精通」等講，或者說它常常被組成這樣的詞來形容、說明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但我們又知道：「」是由兩個漢字構成的：左邊為大米的「米」，右邊為青色的「青」。「青」在古代作「純淨」、「乾淨」、「清淨」講。由此看來，在我們古人眼裡，經過挑選出來的乾淨的米、上等米就是「精」的意思了，這裡充分顯示了一種「精」的可食用性，即「唯米主義」色彩。這是「欲」文化在構詞上顯示其底蘊的一大佐證。所謂階級鬥爭、政治鬥爭、權力之爭(包括起義、革命、朝代更替，及各種各樣的文化運動或反文化運動)都可以看作是唯米之爭。所謂米少則亂，米多則安。「精」最終還是要解決一個米飯和腸胃問題。

又譬如說「欲「字。「欲」──即所謂「慾望」、「慾念」、「欲求」、「原欲」、「情慾」、「生物慾」，反正是指人的那種強大的情態衝動和情感指向。在這個表達人之情態的本應是精神性的字眼中，我們也極易發現它的肉身腸道要求的痕跡。這個「欲」字由兩個漢字構成：其左為「谷」，其右為「欠」。谷是沒有去殼除皮的米；其右為「欠」，這恰恰說明了所謂的「欲」望，是由「欠」對「谷」(即「米」)的渴求所導致的，換句話說，就是「人」與「米」的關係構成了「欲」。這裡充分說明了漢字「欲」與生物本能和肉身原欲相關聯的一種性質。

再譬如「學」字。「學」的本意是學習，是人類最重要的一種認知活動，也指人從無知到有知，從少知到多知，從淺知到深知的一個過程。在古漢語中，學的繁體為「學」，由上下兩個字根組成。在金文中，上面字根的中間部分是八卦中的爻象，兩邊是人的雙手， 像屋頂， 以下的子即兒童、學童。學的古字義就是長者手持爻在家裡教導膝下的兒童。當然，所能教的內容就是爻，所以，爻就充當了中國學術的原始起點。

爻字指代八卦，相傳創始於伏羲。到了周朝，八卦成為《周易》。我們知道儒家的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等經典著作中均含有《周易》的內容，可見在我們三千多年的文化史中，學字的本義始終貫穿其中。

中文的「學」字無形中只是在暗示你，你只能去研究、領會我們的祖先所遺傳下來的東西，你只能去解釋古人留下來的那些關於宇宙、世界的秘語和奧詞。這一傳統沿襲到當代，也有一種驚人的體現，即某一理論、某一學說已達某一絕對高峰，人剩下來可做的就是去領會它、理解它、接受它，而不是去超越它、批判它、否定它。所以更說不上要去創造出什麼全新的東西。當然，此種學，只能愈學愈愚，愈學愈迷。實際上只能讓人走到學的反面──無知與愚蠢。

此外，如「美」字，「人」字。「美」──「羊」和「大」即為「美」，大的羊子就是「美」。這顯然是一種食物主義的美學觀。而「人」字呢，這也許是人類造字史上最為輕率的一個事實，一撇一捺，把世界上最複雜、最美好的存在處理成了最簡單的書寫形式。世界上還從沒有哪個民族把人寫得這麼簡單過，唯獨漢字，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人」。無論是好人、壞人，還是惡人、善人；也無論是肉體的人，還是作為精神存在的人，都是一個這麼簡單的「人」。我們知道，其他語言卻不是這樣，比如在英語中，以下的字都可以用來指人，而且是從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從生物、生理、肉體、心理、精神、人格等方面)來指人：MAN、MANKIND、PEOPLE、PERSON、BEING、PERSONALITY、CHARACTER、HUMAN、INDIVIDUAL等。在一個簡單的「人」字中，我們是否感覺到了存在於漢文化之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即一種明顯的對人的忽視、削弱和排斥呢?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漢語的險情是嚴峻的，其詭謬是深重的。一切的改革和變革(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教育、還是其他)都應把焦點對準在漢語、漢字的變革上，也許這才是最重要和最關鍵的民族復興和救贖之道。

附錄：本文進一步的思考題：1.為什麼說漢字對於中國人的精神形象具有一種悲劇原型的性質? 2.漢字的書寫自由和漢人的思想自由這兩者之間有一種什麼樣的相關性? 3.為什麼在漢語世界不能產生像《聖經》這樣的輝煌性神話作品? 4.為什麼用漢語不能寫出世界第一流的歌人頌神的讚美詩? 5.漢語和西語的詞表量對比分析(A.詞總量對比；B.詞類比例對比)所導致的文化學結果是什麼? 6.初創漢字的悲劇性伏筆究竟是什麼? 7.為什麼說漢字對於意識的發展和思想的表達是一種蹩足的工具和巨大的障礙? 8.怎樣從中西世界其國賓館、辦公室、會議室、教室、會客室、臥室的文飾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價值取向? 9.漢語主、謂世界的形而上學分析。10.為何漢字可以進入一種玩耍狀態? 11.試分析象形文化和字母文化對世界的不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