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蕭春雷

比利時人金尼閣是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之一。1613年，在回歐洲的漫長旅程中，他把利瑪竇用意大利文寫作的回憶錄手稿《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中國學者不喜歡這名字，改為《利瑪竇中國札記》——翻譯成拉丁文，並作了補充和潤色。這本著作刊印後，在歐洲 引起轟動，耶穌會內掀起了到中國傳教的熱潮。金尼閣還有兩個任務，一是請求耶穌會總會增派人手，二是採購圖書儀器。採購圖書儀器是為了在北京建立一個圖書館。教皇保祿五世向中國耶穌會贈送了五百多冊圖書，其餘部分，則由金尼閣和同伴鄧玉函精心挑揀，從意大 利、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收集而來。

1618年4月，金尼閣從里斯本出發，第二次往中國航行，次年7月抵達澳門。同行的二十餘名傳教士，其中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傅泛際等人都是飽學之士，日後並成了傳播西學的棟樑。我們不要忘了，還有七千餘部圖書隨船遠航。旅途是艱苦的，有七名傳教士染 病死亡，包括金尼閣的弟弟；又有一個資料說，同行的傳教士僅存五人。幸好圖書完好無損，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了中國大陸。

金尼閣為中國帶來了整整一個圖書館——即使在歐洲，如此規模的書籍，也堪稱大型圖書館。據說，這些書都是精裝本，無一重複，囊括歐洲古典名著和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最新成就。為此，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翻譯計劃，聯絡艾 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征、李天經等中外人士，準備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向達先生稱這一舉動：「比之玄奘求經西竺，蓋不多讓。」

如果這七千冊書全被翻譯過來，中國文化會呈現出什麼面貌，超乎我們的想像。十七世紀的歐洲，正在奠定近代科學的基礎，中國倘能加入這一運動，其歷史必將完全改寫。不幸的是，1628年，金尼閣在杭州過早病逝，「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劃流產。1 938年，北平天主教北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七千部」中殘餘的數百部。方豪先生《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援引北堂圖書館的早期法文目錄說：這批藏書中「確知金氏攜來教宗保祿五世所贈者合各種文字計之，凡二五七種，不能確定者，凡一五六種，兩者共計四 一三種」。1949年，由惠澤霖教士領導完成的北堂藏書目錄，把教皇贈書的數目提高到了五百三十四種，計四百五十七冊。

七千部西書來到中國後，只有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征等人翻譯成中文，大部分書籍蒙上塵埃，默默地流失，下落不明。在北堂圖書館沉睡了三百多年的，不僅有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著作和《安哲羅全集》這樣的哲學經典，還有當時極其時髦的科學名著，例如哥白尼的《天 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

十七世紀初的歐洲人，剛剛暴富，也沒有多少家當，他們恨不得把家底全掏出來，自己花錢運到中國。中國對此的反應十分冷淡。當時的情形是，耶穌會的傳教士們大多粗通中文，而中國的學者，幾乎沒有通拉丁文的。譯書時，由傳教士口授，中國學者記錄大意，潤色文字 。利瑪竇《譯幾何原本引》描述了翻譯的艱苦。他說：「（徐光啟）命余口傳，自以筆受焉；反覆輾轉，求合本書之意，以中夏之文，重複訂正，凡三譯稿。」幾個世紀後，李善蘭譯數學、林紓譯小說，還是採用這麼笨拙的方法。

參與西書翻譯的中國學者，主要是徐光啟、李之藻、王征等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的中國知識分子。翻譯和刊印書籍的費用，大多由譯者承擔。明末清初的譯書，幾乎完全是耶穌會這個宗教小團體孤軍奮戰。他們是來中國傳播天主教義的，卻成了傳播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先驅，多 少顯得有點不務正業。這時候，中國的一流學者，例如錢謙益、方以智、顧炎武、黃宗羲等人，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雖然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學的影響，可是沒有介入翻譯事業。持續兩百年的西學東漸，《崇禎歷書》、《幾何原本》、《職方外記》、《遠西奇器圖 說》介紹的嶄新的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物理學知識，都沒有召喚來一個教外大學者，拋棄傳統作業，學習拉丁文，悉心探究異域文明。

許多人對明末清初的翻譯事業做過研究，對於耶穌會譯書的成績，整理出不同的統計結果。美籍學者錢存訓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裴化行《歐洲著作漢譯書目》兩書，統計耶穌會士共翻譯西書四百三十七部，其中宗教書籍二百五十一種；人文科學五十五種 ，包括哲學、倫理、教育、語言文字、地理等；自然科學一百三十一種，包括數學、天文、物理、地質、生物、醫學、軍事等。

中國第一個有遠見的學者是徐光啟，因為他說了十二個字：「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他將翻譯置於會通之前，認為我們不瞭解西方文明，就談不上會通中西，超勝西方。他生活的年代，中西兩種文明的差距不大，日心說雖然提出，然而只是一個假說 ；牛頓還沒有出生。這時候講會通還是可行的。

清初士人也講會通。被稱為「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學術界一致公認他已經會通了中西。但他僅見過西方傳教士兩次，沒有深交，其西學知識都是從譯成中文的西書中得到的。在天文學方面，他提出了一種旨在調和托勒密和第谷體系的新理論，從《崇禎歷書》中的片言 只語裡，引用開普勒的磁引力說，來解釋行星軌跡。他不知道，在西方，牛頓已經提出萬有引力，哥白尼體係獲得了決定性的支持。在數學方面，利瑪竇和徐光啟只翻譯了《幾何原本》前六卷，沒有包括立體幾何的內容，梅文鼎根據西書《測量大義》、《大測》等書透露的 線索，獨立探索了立體幾何學的一些方面，只寫成《幾何補篇》。其實，西方早有現成的體系，只要把《幾何原本》後九卷翻譯出來就行了。事實上，從科學進步的角度看，梅文鼎並沒發明什麼，他的大多數研究均已過時，毫無價值。

梅文鼎完全明白西學的價值，而沒去翻譯西書。如果他提出要求，以他的學術聲譽，在華的耶穌會士一定會樂意合作的。可惜他想都沒想過要先翻譯，再會通。西學不只是傳教士介紹來的那些東西，在它的誕生地，西學充滿生命，正在迅猛發展。以今日之中學與往日之西學 融會貫通，怎麼可能超勝？清人不解天下大勢，夜郎自大，過高地估計了梅文鼎的學術成就。劉獻廷說：「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李光第說：「從來歷學，須以梅定九為第一。」既然他的數學和天文學都是中華第一，那麼我們把他和同時代的西學第一人相 比，就很公道了。你覺得，梅文鼎（1633～1721）和牛頓（1642～1727）相比，如何？

晚清另一個數學家的命運也令人感慨。海寧人李善蘭有很高的數學天賦，十歲讀《九章算術》，十五歲讀《幾何原本》，都是不煩師授，自修而成。他能夠接觸的數學知識，除了中國古代算術，就是明清之際傳教士翻譯的西方初等數學。1852年，四十二歲的李善蘭帶上 自己的研究著作，來到上海的墨海書館向傳教士打聽，西方是否有他研究的那些學問。正在主持西書中譯計劃的偉烈亞力閱讀後大驚，認為他的研究近於微積分，可是微積分還沒有傳入中國呢。他獨立完成的對數研究，按偉烈亞力的話說：「倘若李善蘭生於納皮爾、布裡格 斯之時，則只此一端即可名聞於世。」我們要明白，此時已是納皮爾和布裡格斯這兩位對數創始人死後兩百多年。原來，李善蘭辛苦研究的一切，不過是重複勞動。

偉烈亞力邀請李善蘭合作譯書，他們續譯了《幾何原本》後九卷，介紹牛頓力學的《重學》，介紹哥白尼體系的《談天》，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的入門書《代微積拾級》等。李善蘭認為，《代微積拾級》一出，不但中國傳統數學全部可以廢棄，連明清之際傳來的西法也過時了 。李善蘭從事的翻譯事業，不但葬送了梅文鼎的天算成就，也親手埋葬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1859年，他對朋友說：「當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誰？近與偉烈君譯成數書，現將竣事。此書一出，海內談天者必將奉為宗師。」李善蘭不去吹噓自己的數學獨創，而是為翻譯 並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知識而自豪。他十分清醒，中西科技文明相差如此之遠，沒有什麼好會通的。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翻譯和學習。

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梁啟超開始發表他的長篇政論《變法通議》，其中有談《論譯書》的一章。他主張：「使天下學子，自幼鹹習西文；取西人有用之書，悉譯成華字。」在另一篇文章，他提出：「故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他的 觀點，和三百年前的徐光啟何其一致。

除了西學中譯外，還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1793年的英國使團來華。使團由馬戛爾尼率領，除了龐大的人員陣容，還攜帶了可觀的禮品，他們來中國尋求通商。

中國總督的報告中寫到：「貢物起撥進口者連前共有五百九十餘件。」這近六百箱的禮品可不是一般貨色，按英國人的禮品介紹所說：「如果贈送一些只能滿足一時好奇心的時髦小玩意兒，那是有失禮貌的。因此，英王陛下決定挑選一些能顯示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並能給 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啟迪的物品。」它們包括英國最新的工業產品、機械模型和科學儀器等。表演天體運動的天象儀，就裝了十五箱，安裝起來五米高，即使在西方也寥寥無幾。禮品裡包括日後打敗中華帝國的世上最先進的火器：榴彈炮、迫擊炮、卡賓槍、步槍和連發 手槍；還有英國最大的、裝備有一百一十門火炮口徑最大的「君主號」戰艦模型。

乾隆皇帝收下了禮品，然而他辜負了英王的一片苦心，心底裡依然認為它們只是「西洋奇器」，鎖進皇宮。中國知識界根本無緣見識它們，更談不上研究。

歷史也會厭倦抄襲自己，天下不會天天有這等好事。無數個歐洲使團徒勞往返中國，終於明白這個國度對他們洋洋自得的先進文明不感興趣。過了幾十年，英國人就送來了鴉片，沒想到這回大獲成功，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鴉片市場。你要英國人如何尊重這個莫名其妙的文 明古國？鴉片戰爭前，中國的鴉片吸食者，按林則徐的估計，超過了四億人口的百分之一，其中以各級官員吸食最多，「如幕友、官親、長隨、書辦、差役，嗜鴉片者，十之八九」。當鴉片販子受到人們譴責時，他們辯解道：中國人熱烈地需要這種商品，沒有人逼迫他們購 買鴉片；我們沒有義務幫助大清帝國禁煙。在1840年4月的英國議會，以多數票通過了對華開戰的議案，英國政府於是有了「法律依據」，發動了可恥的鴉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