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相權之強化

宋代宰相有多大權力，與前後朝代相比究竟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這一直是一個撲朔迷離的問題。史學界以往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第一種觀點認為宋代的相權縮小了，宋代把軍權分給樞密院，財權分給三司，設審官院分宰相的用人之權，同時，宰相還要接受台諫的嚴密監督，在中書門下又分設參知政事，以牽制宰相，所以，宋代宰相的權力已經萎縮到令人難堪的地步。錢穆的《論宋代相權》就持這種「宋代宰相權弱」的觀點，以後史學界所論大致沿襲這個觀點，幾成定論。近十幾年以來，部分學者在認真排比了宋代第一手史料後，得出完全相反的意見。如王瑞來先生在《宋宰輔編年錄研究》（代序）中總結說：「在不斷與皇權抗爭中，宋代的相權總的看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重要。有宋三百年的政治舞台，基本上是由這群掌握實權的宰輔導演的，而皇帝在多數情況下，不過是一個任人擺佈的尊貴的偶像而已。」張其凡先生考察宋初中書事權之後，得出相權強化的結論，《宋初中書事權初探》說：「中書的權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

上述兩種意見，都是從皇權與相權對立的角度觀察史實。張邦煒先生則改從兩者統一的角度考慮問題，認為宋代皇帝的最高統治權和宰相的最高行政權是相輔相成的，「宋代的皇權和相權都有所加強。」這種意見很具啟發性。真宗曾對宰相等說：「上下和睦，同濟王事，忠孝之誠，始終如一。」宰相張齊賢等回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一體，豈有不同其心而能濟國家政事者哉。」（《長編》卷43）宋代帝王與宰相在許多時期內確實基本上做到了「上下一體」，所以，兩者的地位和權力都得以加強。宋代「積貧」、「積弱」，在強敵的環拱之下卻依然能存在三百多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得力於君臣的同心同德。翻檢兩宋史料，有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兩宋基本上沒有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權亂政之事發生，只有權相架空皇帝，獨攬中央大政。這個簡單的事實以最簡潔的方式證實了宋代相權之強化。

討論宋代相權的強化或衰弱，還必須澄清一個問題：即以哪個朝代作為參照系，作為比較對象。西漢前期，實行丞相開府的個人領導制，丞相可以開府自辟僚屬獨立行使各項權力，包括選用朝廷和地方官吏，統轄百官，主管郡國上計考課，自行誅罰予奪，總領百官朝議奏事，封駁諫議等，可以自行懲辦千石左右的太中大夫等中級官員，對內史之類的二千石大臣，也可以先斬後請。與這一階段的宰相相比，宋代的相權當然是衰弱了。從突出個人領導作用的三公制到隋唐的三省制，逐漸建立起宰相的集體領導制度，集體領導制中的每位宰相，權勢都不如個人開府負責時期的宰相。討論宋代相權的強化，是在宰相集體領導制的範圍內，主要與隋唐時期三省制度下的宰相比較所得出的結論。

全面排比兩宋史料，就能發現宋代在不同的時期或皇權和相權都得到強化；或相權過度膨脹，確實削弱了皇權，不可一概而論，但以前一種情況占主導地位。形成這樣一種現象，首先必須推究其變化的歷史起因。

第一節與士大夫治天下

宋代相權強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帝王做出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抉擇。柳詒徵先生說：「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於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為然。故惟宋無女主、外戚、宗室、強藩之禍。宦寺雖為禍而亦不多。」（《中國文化史》第516頁）

宋代中央集權大大加強，這一點古今史學界都沒有異議。宋代中央集權，包括皇權和相權兩個組成部分，這是在一個整體中互相依賴的一對矛盾。當雙方的統一性占主導地位時，任何一方的強化都是對另一方的支持；當雙方的矛盾性被凸現出來時，任何一方的強化都是以削弱另一方為代價的。兩者關係的一般模式是「委任責成」，即皇帝委治國重任於宰相，責其成功。其中，皇帝握有最終決策權和最高統治權，宰相僅有最高議政和行政權。在常態模式之下，相權的充分發揮，便是皇權的最好體現。

封建專制政體的權力結構呈金字塔型，皇帝便處於金字塔的塔尖，由他支配權力並操縱權力的運轉。但是，作為個體，皇帝的能力、精力、時間都是有限的，他必須要依賴某一群體或某幾個群體，委託他們共同治理國事，共同組成權力中心。貞觀四年（630），唐太宗對蕭瑀評價隋文帝時說：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貞觀政要》卷1《政體》）唐太宗將此作為一條歷史經驗教訓來汲取。宋代真宗也認識到：「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獨治也？」（《長編》卷86）歷史上，皇帝或信任親近內臣，或依靠同姓宗親，或仗恃外姓國戚，或聽命身邊后妃，中央權力機構中分別出現宦官、宗室、外戚、后妃擅權的局面。

宋代開國帝王，深刻反思歷史的經驗教訓，做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選擇，將士大夫群體作為唯一可信賴依托的對象。這種治國方針，固定為「祖宗家法」，為歷朝皇帝所遵循。宋太宗對宰相李昉等說：「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長編》卷26）宋徽宗詔曰：「人君所與共治者，惟輔弼大臣。」（《宋會要‧職官》1之32）呂誨則說：皇帝「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7）文彥博也曾對宋神宗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長編》卷221）御史彭汝礪對神宗說：「陛下所與共天下事者，惟一二執政之臣。」（《長編》卷285）左司諫王巖叟對哲宗說：「臣竊以陛下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執政大臣而已。得其人，則陛下不勞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則天下受弊而陛下獨勞」（《長編》卷370）。殿中侍御史裡行吳中復將其歸納為「威福在於人主，而治亂要在輔臣。」（《長編》卷176）在這一點上，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已經達成共識。

1、歷史的反思和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

宋代皇帝做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決策，首先源於對歷史的反思。宋朝開國之前，中國封建社會已經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積累了豐厚的國家盛衰興亡之經驗教訓。歷代明智的帝王皆懂得「以史為鑒」，制定切實可行的建國、治國方針政策。唐太宗言「以古為鑒，可知興替。」（《舊唐書》卷97《魏征傳》）就是這種意識的概括。

１以文抑武。

帝王們「以史為鑒」，總是對時間距離最近的一個朝代的歷史記憶最深。宋代統治者面對的是曾經有過強盛繁榮、疆域遼闊的大唐帝國，這個帝國後期又曾經陷入戰火遍野、四分五裂的局面。綿延至五代十國，更是政權更換頻仍，「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台」。究其原因，無非是其武人跋扈、擁兵自重、爭權奪利、割據一方，宋太祖就是依靠兵變黃袍加身。個中因由，宋代統治者心中如同明鏡一般清楚。

宋代的建國、治國方針政策，幾乎都是針對唐五代的歷史經驗教訓而建立和制定的，以至後來沿襲為「祖宗家法」。宋初所面臨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武人為非作歹，不顧國家法紀，勢力惡性膨脹。鐵騎左廂都指揮使王彥升，居然在某一夜跑到宰相王溥的私邸尋求財物，太祖知道後十分厭惡。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馬仁瑀，向知貢舉薛居正私自推薦人選，被拒絕後，竟在聞喜宴日，「攜所屬士漫罵居正」（《長編》卷4）權侍衛步軍司事王繼勳「縱令部下掠人子女，里巷為之紛擾。」（《長編》卷6）這些武人往往沒有文化教養，為官素質極差，太祖曾對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知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即：太祖認為，最次的文臣也要優於武臣。所以，太祖一再強調「宰相須用讀書人」（皆見《長編》卷7）。顯然，太祖是將信任給予了文人士大夫。

宋代開國帝王既對武人深具警惕之心，便採取了系列防範措施（詳見「樞密院」章節），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以文抑武」，充分信任文人士大夫，在各種崗位上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甚至地方統率之職責與中央軍事首腦樞密院長官也都由文人士大夫充任。宋太宗以後，逐漸形成以文臣任統兵官、督率武將的定例。宋哲宗時大臣劉摯更將其歸納為「祖宗之法」，他說：「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揮。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歷代名臣奏議》卷238《任將》）甚至到了南宋初年戎馬倥傯的歲月，宰相李綱仍然要求「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以文臣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為之副，許便宜行事。」（《宋史》卷167《職官志》）樞密使副之職更是多數由文臣出任（詳見「第六章第一節」），宋仁宗時蔡襄說：「國家既定四方，追鑒前失，反封邊議、論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文臣任之。武臣剟去爪牙，磨冶壯厲，妥處行伍之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文臣乎。」（《宋文鑒》卷87《送馬通判序》）

「以文抑武」基本國策的貫徹實施，在宋代培養起一種輕蔑武人的觀念。尹洙曾比較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儒林公議》）又，南宋光宗為太子時，其太子妃李氏與太子左右爭吵，以至訴於高宗、孝宗兩宮，李氏出身於武將之家，高宗因此輕蔑地說：「終是將種」（詳見《四朝聞見錄》乙集）。

２崇文措施。

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國，便有一系列的尊崇文人士大夫的措施出台。首先，宋代統治者改革科舉制度，拓寬文人的發展道路。宋代科舉徹底取消了門第限制，社會各階層的優秀子弟都被允許應試入仕。同時廢除「公薦」制度，推行彌封、譽錄之法以嚴格考試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場內外的徇私舞弊活動，以保證科舉考試中「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公平競爭原則的實施。錄取名額也大量增加，宋真宗時一次錄取竟達1638人之多，宋仁宗時又規定一次錄取以400人為限。而且增加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考中者均為「天子門生」，榮耀無比。進士及第，即釋褐授官，陞遷極快。《宋史‧宰輔表》列宋宰相133名，科舉出身者高達123名，占92%。狀元及第，更是榮耀無比，榮華富貴，指日可待。真宗鹹平五年（1002），王曾連中三元，成為新科狀元，翰林學士劉子儀便對他開玩笑說：「狀元試三場，一生吃著不盡。」（《東軒筆錄》卷14）宋人有詩詠狀元及第說：「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閒平步上青天。」（《宜齋野乘‧狀元詞誤》）

其次，宋代統治者寬厚待士。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許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者。北宋沒有誅殺大臣之事。南宋權力之爭複雜化，出現權臣獨斷、宮廷政變等白刃化的權力爭奪事件，然誅殺大臣之事依然極少。宋代還將有才華的文學之士選入館閣，侍奉於皇帝左右，「高以備顧問，其次與議論，點校讎，得之為榮。」（《宋史》卷162《職官志》）

再次，宋代統治者所依賴的是位於權力核心的中樞大臣，因此這些大臣的俸祿十分豐厚，為官收入名目繁多，有正俸（包括俸錢、衣賜、祿粟），加俸（包括職錢、傔人、衣糧、傔人餐錢、茶酒廚料、薪蒿炭鹽、各種添支、及爵勳供給），職田等。所以，清人趙翼有「宋制祿之厚」、「恩逮於百官惟恐其不足」之說。

３以文為貴。

宋太祖、太宗出身行伍，早年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作為一代開國君主，他們確實具有較為遠大的目光，深知「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把建立趙宋穩固江山、治國平天下的熱望寄托於文人士大夫。太祖強調「作相須讀書人」，自己「晚好讀書」，甚至期待「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宋史》卷3《太祖本紀》）。太宗即位後，大量擴充科舉錄取名額，第一榜（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就取士500人，超過了太祖朝17年取士的總數。太宗解釋此舉意圖時說：「吾欲科場中廣求俊彥，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石林燕語》捲得5）並以三館新修書院為崇文院，集中才學之士修攥《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等大型類書，弘揚文化。自太宗朝開始，進士出身的文人士大夫迅速獲得朝廷重用，大量湧入二府中樞機構，成為執掌朝政的主要政治力量。宋代第三位皇帝真宗還作《勸學文》說：「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顏如玉」（《古文真寶》卷首）。這一切並不是空頭許諾，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北宋蔡襄說：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谷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端明集》卷22《國論要目》）

宋代兒童發蒙念的《神童詩》開篇就說：「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太祖、太宗對文人士大夫的渴望，對讀書的崇尚，以及對武人的防範，逐漸形成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演化為宋人「以文為貴」的思想意識，並積澱成一種下意識的心理仰慕和追求。宋人求學讀書之風甚盛，「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容齋隨筆》四筆卷5）歷年參加貢舉的人數不斷增加，太宗即位第一次貢舉時（977），已有5300人參加考試；真宗即位第一次貢舉時（998），激增到2萬人。北宋晁沖之《夜行》詩說：「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風氣之盛，一至於此。

2、權力收縱自如，無尾大不掉之虞。

宋代統治者做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決策，還基於對士大夫階層本質的認識。這種認識使他們堅信士大夫階層的絕對可靠性，這個政治群體只能依附皇室，發揮他們的政治作用。

１出身孤寒，依附皇權。

宋代士大夫階層的組成成分，與前代相比，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隋唐以後重科舉取士，為中下層的寒族知識分子進入仕途打開方便之門。不過，隋唐之際士族還有相當勢力，他們對科舉考試也有一定的操縱能力，因為當時考試還沒有採取彌封制，錄取是直接面對考生的。宋代庶族與士族的勢力對比再度起變化，經唐末五代的掃蕩，士族勢力蕩然無存，加上科舉考試公平原則的具體貫徹實施，來自中下層的知識分子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受益者。

通過科舉取士，帝王也有意識地讓下層知識分子進入仕途，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為了能夠替中下層知識分子拓清仕進之路，宋代帝王的作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違背了「公平」原則。如開寶元年（968）三月，因翰林承旨陶榖之子陶邴試進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遽命中書複試」，並詔曰：「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禮部具析以聞，當令複試。」（《長編》卷9）太宗雍熙二年（985）三月，殿試得進士179，後再得諸科318人，「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從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為有私也！』皆罷之。」（《長編》卷26）景德二年（1005）三月，真宗又特別「詔諸王、公主、近臣，無得以下第親族、賓客求賜科名」（《長編》卷59）。大中祥符元年（10 08）四月，真宗特別「召所謂勢家子弟者，別坐就試」（《長編》卷68）。「內舉不避親」，尚是美德，更何況通過彌封考試公平競爭脫穎者。太祖要求世家子弟複試、太宗所說的「謂朕有私」、真宗要求的「別坐就試」都是借口，其真正原因是為「孤寒」出仕拓清道路，同時抑制「勢家」的形成。開寶八年（974）二月，太祖在殿試時對舉人們說：「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長編》卷16）把帝王的良苦用心說得一清二楚。

在帝王的有意識抑制之下，北宋初期的達官貴族的子弟甚至都不敢參加科舉考試。如《石林燕語》卷5載：范杲是宰相范質的侄子，「見知陶榖、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卷8又載：「舊制，執政子弟多以嫌不敢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蓋時未有糊名之法也。」

進入仕途後，這些來自下層的知識分子也成為文人士大夫階層的主體部分。如太宗時的宰相張齊賢，「孤貧力學，有遠志」；名臣王禹偁「世為農家，九歲能文」；真宗、仁宗時的宰相王曾「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裡人張震，善為文辭」；名臣范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歐陽修「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均見諸人《宋史》本傳）。這些人都依賴科舉進入官場，位至顯赫，成為宋室的腹心大臣，宋代統治者所信任和托付國事的就是這個階層的文人士大夫。

這一大批出身貧寒、門第卑微的知識分子能夠進入領導核心階層，出將入相，真正肩負起「治國平天下」的歷史使命，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們對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屢遭挫折，也此心不變。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提出文人士大夫必須「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進退皆憂」、「先憂後樂」的意識成為宋代文人士大夫從政的主體精神，與前代士大夫「達者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的意識有很大的差異。范仲淹本人就以身作則，他登第為官後，便開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抱負，積極給朝廷上書，倡言變革。經過數十年的不斷努力，終於在慶歷年間仁宗托付范仲淹著手整頓吏治，改革朝政。「仲淹亦感激際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長編》卷150）「慶歷革新」雖然很快就失敗了，但並沒有改變范仲淹「先憂後樂」的一貫精神。范仲淹還曾捐地建校、推俸助人、建立義田，即使是在母喪大悲之際，也「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範文正集》卷8）。范仲淹堅持不懈、以身作則的「進退皆憂」、「先憂後樂」的精神，被宋代文人士大夫廣泛地接受下來，成為人們學習的現實楷模，從而改變了五代以來士風頹敗的局面。《宋史‧范仲淹傳》言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朱熹也極力稱讚范仲淹「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朱子語類》捲身129）之功。如歐陽修就是「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井在前，觸發之不顧。」（《宋史‧歐陽修傳》）宋王室當然欣賞這種感激奮發的忠誠，因此也堅定了他們依賴這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信心和決心。

特別關鍵的一點是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沒有世家勢力作為社會背景，故也沒有深厚的社會根基和實力，其榮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極人臣，也不會對趙宋王朝構成潛在威脅。布衣卿相的仕宦經歷決定了他們對趙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對皇室的依附性極強。他們一旦被罷免，就不再對朝政發揮影響，如果不是皇帝對老臣的恩惠，他們甚至在朝廷中不會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這與魏晉以來的門閥世族士大夫階層的作為大相逕庭。東晉時，王、謝諸世家的勢力足以與皇室分庭抗禮，即使家族中屢出叛逆罪徒而被朝廷剿滅，也不影響家族勢力的延續。

宋代宰相時而自稱「措大」，即一介窮書生，這是他們對自己身份的一種體認。宰相所體現出來的權威和權勢，就是皇帝的權威和權勢的反映。趙普三度入相，且獨相近十年，不可謂不顯赫，然他深自警惕，告戒其子弟說：「吾本書生，偶遇昌運，受寵逾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長編》卷29）英宗即位初，因病廢事，國家大事皆取決於二府大臣，此時宰輔們的權力不可謂不大，然當時的參知政事歐陽修對太后說：「臣等五六措大爾，舉動若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長編》卷199）元祐初年，司馬光推薦文彥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認為文彥博有「震主之威」，司馬光辯護說：「竊惟彥博，一書生耳。……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為相，陛下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匹夫耳，何難制之？」（《長編》卷368）文彥博被起用為平章軍國重事後，「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邵氏聞見錄》卷14）仁宗時宰相杜衍將他們的進退出處講得更謂清楚，他說：「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卻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王銍《默記》捲上載丁謂罷相過程很有典型性。仁宗即位初年（1022），太后垂簾聽政，「丁謂當國，權勢震主」。當時的參知政事是王曾，因丁謂的薦引而入中書。王曾卻設計獨見太后，「盡言謂之盜權奸私」，「太后大怒，許之。」當天，丁謂就被罷免，後貶竄遠方。丁謂「陰謀詭詐，多智數」，真宗末年為首相，權傾一時，太后新當政，片言便可使其所有的權勢冰消瓦解。可見宋代相權雖重，卻完全操縱在皇室手中。

２「看不見篡奪」的時代。

宋代史實已經充分證明了帝王抉擇的正確性。北宋學者邵雍稱當代有五大超越前人的盛事，其一是「百年無心腹患」（《邵氏聞見錄》卷18），即沒有其他的政治勢力對趙宋皇位構成威脅。趙宋王朝是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外族入侵勢力所顛覆，從王朝內部來說，橫亙兩宋三百多年時間，始終沒有一股政治勢力膨脹到足以威脅趙宋皇位的穩固。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將宋代視為「看不見篡奪」的時代，說：「宋以後，便看不見篡奪了，天子的地位非常穩固。」「宋以後」的說法值得斟酌，然對宋代的概括是準確的。宋代從來沒有皇帝被屏棄、其它政治勢力成為國家主導力量的政變事件發生，維繫、支撐宋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就是以宰相為代表的士大夫勢力。

在兩宋近320年的漫長歷史過程中，曾有過三次類似於「宮廷政變」的篡權，一次失敗，兩次成功。這三次宮廷政變都發生在南宋兵荒馬亂的年月，士大夫在其間所起的正是穩固趙宋王室的作用。可以簡單回顧一下。

第一次政變發生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時值南渡伊始，高宗皇位未穩，統制官苗傅和御營右軍副都統制劉正彥由於賞薄、不滿樞密院大臣、嫉恨內臣用事等原因率兵作亂。這一次叛亂僅一個月就被平定，四月高宗復位。叛亂之所以迅速被平定，內賴宰相朱勝非的安排調度，外靠張浚、呂頤浩鼓動組織的勤王大軍。這是一次典型的武人勢力擴張、飛揚跋扈作亂的事例，士大夫朱勝非、張浚、呂頤浩等人在平亂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事後，只能使皇帝更加信賴文人士大夫，而對武人更多一層提防。高宗任用秦檜，奪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帥的兵權，乃至自毀長城，誣殺岳飛，上述事實肯定是禍因之一。

第二次政變發生在紹熙五年（1194）六月。光宗從紹熙二年（1191）十一月始，就因疾不視朝，失去政務處理的基本能力，受到皇后和內臣的一定控制。又與孝宗反目，公然違背「以孝治天下」的原則，失去皇帝治國的象徵意義。矛盾至紹熙五年六月因孝宗去世而激化，光宗堅持不執喪禮，引起朝野震動，「中外訛言，靡所不至。」左丞相留正逃離京城，「都人大駭」，「京口諸軍訛言洶洶，襄陽歸正人陳應祥亦謀為變。」（均見《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3）事態的發展已經威脅到趙宋王位的穩固。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等二府大臣，借太皇太后聖旨，扶持皇子嘉王登位，尊光宗為太上皇帝。政局因此得以穩定，形勢轉危為安。在威脅到趙宋王朝的這場風波之中，顯然是依賴士大夫，政權才得以平穩過渡。

第三次政變發生在開禧三年（1207）十一月。韓侂胄自慶元元年（1195）開始專擅朝政，開禧二年（1206）五月發動北伐戰爭。韓侂胄不知審時度勢，不瞭解敵我雙方力量之對比，沒有充分的戰前準備，不懂用將用兵，冒然發動戰爭。所以，戰爭一經發動，南宋軍隊便全線潰敗，金兵渡過淮河，步步緊逼。韓侂胄倉皇之下又欲議和，金人執意要得韓侂胄首級始肯議和，韓侂胄惱羞成怒，便欲孤注一擲，再次發動戰爭。南宋已沒有可再戰的資本，戰爭的持續將危害到宋室的地位。宮內楊皇后與朝臣禮部侍郎史彌遠、兩位參知政事錢象祖和李壁密謀政變，誅殺韓侂胄，結束了戰爭。這次政變不涉及皇位更替，矛頭只對準權臣韓侂胄，政變的結果對平穩局勢是有利的。

從上面的簡單回顧來看，三次政變皆因士大夫在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使事態向著有利於趙宋王室的方向發展，與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皇位篡奪政變截然不同。這三次事變都能說明宋代帝王選擇「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正確性和士大夫在宋代所發揮的重要政治作用。

此外，以宰相為代表的士大夫政治勢力還曾經多次將未成型的宮廷政變或宮廷危機消弭於萌芽狀態之中。太宗晚年曾確定真宗皇太子的皇位繼承權，太宗病危時，宦官王繼恩忌真宗不聽操縱，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共謀，欲立真宗兄楚王元佐以代之，並得太后同意。「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上（真宗）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繼恩白後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紿繼恩，使入書閤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後謂曰：『宮車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後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長編》卷41）呂端因此被誇獎為「大事不糊塗」。在這一新舊政權的交替過程中，士大夫政治勢力起決定性作用。又，英宗以外藩入繼大統，驚悸成疾，時太后曹氏垂簾聽政，英宗「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宰相韓琦每每為其調度，彌合兩宮，遂使政局得以穩定（詳見《長編》卷198）。總之，兩宋期間的每一次政權更替，政局有所波動，都是依賴士大夫的力量來平穩局勢，平衡各種政治勢力，保證國家的久治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