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數國人一樣，過去，一提到宋朝，便想到偏安，便想到和談納貢。1996年，我到岳飛墓前憑弔時，還寫過一首詩，前面的內容已經記不起來了，但後兩句記得是「若使良將守胡虜，斷無後世葬海中。」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偏激的東西少了不少， 看問題也比大學時代全面了許多，正因為如此，才有今天這篇文章的出現。

首先，我要替宋朝翻案。宋朝並不是我們大家現在想像的那樣不堪，恰恰相反，那是一個應當令人回想的時代。論證我的觀點並不難，我們可以運用比較的方法。

第一， 為什麼宋朝沒有恢復漢唐疆界，建立一個橫跨南北的大帝國？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宋朝建立時的國際環境和漢唐立國時大不相同。現在國人比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漢唐兩朝。我完全贊同漢唐兩朝是中華民族（主要是漢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稍為仔細一點的話，我們會 發現這兩個朝代竟然十分相似：兩朝均建立在另一個大一統的王朝之上，漢承秦祚，唐承隋祚。秦滅六國，結束春秋戰國長期分裂時代；隋平南北，結束五胡亂華，南北長期分裂的局面。這兩個朝代都是二世而終，問題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兩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 ，皇位的不合法最終導致整個皇權的崩潰（具體分析還是有區別的，秦的滅亡根在秦始皇，但無知、無識的二世不篡逆，由扶蘇繼位，實施仁政，或可遷延；隋的滅亡，過全在煬帝，其人過於恃才傲物，建功立業之心太強，超過老子的心態太激，是個有事把事搞大，無事要 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點的楊勇繼位，情況可能不一樣。歷史不是建立在假設之上，後人只有嗟歎的份兒）。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亂，但所幸持續時間不長，國家的政治格局沒有遭到重大破壞。雖然經歷了若干年的戰爭，但使漢唐獲得了比較完整的帝國，而這個帝 國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戰幾十年才掙得的家當。漢唐可謂得了天大的便宜啊！或許，正是因為秦隋的連年征戰，消耗了太多的國力，最終使自己走向了滅亡（當陳勝、吳廣起兵的時候，秦朝的主力部隊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萬）和平定南越（50萬）的前線上，動用全 國的財力和100人口修萬里長城也是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幾次大規模用兵，不是對付突厥，就是侵略高麗。過多地戰爭和民力的消耗，使國家和人民都陷入災難性的深淵。可以講，秦隋的滅亡正是過度使用武力征服的結果）。宋建基於後周，只是當時幾個小國裡實力較 大的一個，它建立國家的過程，可不是在接收一個大帝國的遺產（象漢唐那樣）。當時正處於五代十國，天下大亂之際，地方勢力經營已久，業已形成互不統建屬的獨立國家。國家統一不像楚漢決戰，畢其功於一役那麼簡單，也不像隋末各割據勢力那樣立足未穩即被唐各個 擊破。國家統一需要象秦隋那樣進行長期戰爭。更重要的，是漢唐宋所處的國際環境（這是大多數學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卻是決定因素的問題）：漢的主要敵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敵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敵人是遼、金等國。問題在於：匈奴、突厥並不是真正意義的國家，他 們僅僅是一個勢力較大的部落，是遊牧民族，居無定所，靠天吃飯。部落管理仍處於比較原始的水平，組織軍事化，機動性強，來去飄忽。這兩個遊牧民族是真正國際化的民族，活動範圍涉及歐亞非。他們對漢唐侵犯往往是襲擾性的。目的是強奪食物和其它生活資料，一般 而言，他們對生產資料不感興趣。當大漠風調雨順，牛羊肥美時，他們不會對中原地區構成任何威脅，當乾旱等自然災害使他們的生活無法過下去時，到中原地區搶奪食物便是他們生存下去的唯一選擇（除非中原地區主動送食物給他們），畢竟農業社會對自然的依賴要大大 低於自然放牧，而且農業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於掠奪。如果遇到抵抗，他們往往也是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因此，漢唐兩朝經過幾場比較大的戰爭就將匈奴、突厥問題基本解決（唐安史之亂後，又成了問題，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視），部分歸順中原王朝，部分遷 徙到中亞、中歐。順便說一句，匈奴頭領阿提拉在歐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需要指出的是，始皇當政時，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條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線穿越秦嶺，工程浩大，長700公里，今陝西咸陽至內蒙包頭市，再加上靈渠和長城，幾乎動用了所有民力， 秦不亡，實無天理），使大將蒙恬大破匈奴，盡逐匈奴，收復河南之地，築長城，三十萬秦軍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何等氣勢！隋文帝曾派大將高熲、楊素、長生晟，大破突厥，虜突利可汗，嫁義成公主於突利，分突厥為東西兩部，拉攏其中一部，打擊另一部， 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可以說大獲成功）。終隋之世，突厥不為禍。因此，在漢唐之前，它們之前的兩個短命王朝，都比較好地替它們解決了邊患問題。對於這一點，很少有專家注意！但恰恰是宋未能建立南北大帝國的關鍵問題之一，但或許是宋最終成功避免短命王朝的關 鍵之一。反觀宋朝立國之前，遼已經是中國北方的主要強國，早在後梁成立之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就已經脫離唐朝。阿保機稱帝時，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石敬瑭於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那時候，耶律阿保機已經死去，他的兒子耶律德光接 替了契丹國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歲的耶律德光稱做父親，其向契丹上奏章時，把契丹國主稱做「父皇帝」，自己稱「兒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進貢帛三十萬匹外，逢年過節，還派使者向契丹國主、太后、貴族大臣送禮。其時中原仍處唐末軍閥割據時 代，政權更迭頻繁，戰亂不止。五代統治時期中原地區政權最長的不過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換了五個朝代，十幾個皇帝。遼國正是利用中原混亂之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挑撥離間，然後坐收漁人之利，遼國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強的角色，這一政策實際成了分 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寶（以華治華，不是美國人的發明，專利可以由契丹申請）。到後周時，遼國已經成為中原王朝的主要敵人。而且基本上遼國往往是進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後周世宗雖然曾經北伐，但只是擊敗了北漢軍隊，卻沒有征服北漢（背後 有契丹的支持），收歸版土，更談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復（現在有些學者喜歡假設歷史，聲稱如果周世宗不過早的辭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會收復北方失地，這種假設對於歷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當宋立國之時，遼已經正式立國50年，幾乎是被儒化 的民族。首先他們已經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帝國，其次，他們已經不是遊牧民族，而是一個農業文明的國家（當然，民風和社會組織上，仍保有遊牧民族的強悍和准軍事化，這種傳統使遼軍保持較強的戰鬥力）。再次，他們壟斷當時最重要的戰爭資源：馬匹貿易。因此，無 論是宋遼，還是以後宋金之間的戰爭，兩國之間的戰爭已經不是簡單的搶奪食物的戰鬥，而是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的爭奪。一旦涉及這方面的爭奪，就是寸土必爭的問題了。這種性質是由農業文明的特性決定的（實際上，我們可以從隋、唐的的高麗戰爭就能理解。高麗國是 個幅員狹小的農業國家，國家實力與大隋、大唐相比簡直不成比例，但就是這樣的一個蕞爾小國，卻讓隋朝大軍和唐太宗的親征大軍勞而無功）。擁有土地就是擁有生存權（還有發展權，）！因此，宋遼戰爭、宋金戰爭必然是殘酷的、持久的、難分勝負的。宋遼之間的戰爭 ，不是一場戰鬥的勝負就可以決定戰爭命運的。土地對於一個農業國家意味什麼，無疑是不言自明的。這也反過來解釋為什麼宋伐遼的戰爭總是先勝後敗，而且是慘敗；遼及以後的金總是不斷向南侵擾，一句話：對土地資源的爭奪。

第二， 為什麼北方民族要不斷地向南方遷移？他們又為什麼要改變自己的文明方式？自漢以後，北方自然環境每況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趨嚴重。昔日繁華的樓蘭、高昌、敦煌漸漸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後，特別是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地球進入氣候干冷時期。中國北方的干漠化日 趨嚴重，這一切加劇了所有生活在中國北方的民族，特別是遊牧民族的生存危機。遷徙和改變生活方式是他們面臨危機的幾乎唯一的選擇。從這些角度看，北方民族向南遷徙，多少是氣候變異的結果。因氣候和人類生活造成的影響，加劇了中國北部及中亞地區的土地荒漠化 。這使生活在這一區域的廣大遊牧民族生存空間大為壓縮，他們可選擇的放牧空間也在不斷退化。這一現象到了宋代尤為嚴重。它切斷了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遷徙是一種選擇，改變生活方式也是一種選擇。在某種程度上，北方諸多民族從遊牧生活轉化農業文明，可能也是 不得以而為之。這兩種選擇對於剛成立的大宋帝國可不是什麼好事。自隋唐以後，中國的南部地區已成為經濟發達地區，它正替代傳統的中原地區，成為中國的經濟與文化重心。因為自然氣候和地勢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資源要比北方豐富許多，同時溫度和其它自然條件也使 南方的復種指數要高於北方。同樣，由於中國特有的地理環境，又使南部成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廣袤的沖積平原，土地肥沃是農業最佳的地區。這些自然條件都決定了南方適合農業生產和建立以農業文明為基本的民族國家。正是南方的這種特性，除了洪水 氾濫對人類構成較大的威脅外，南方的生存環境要比北方優越得多。具體到宋遼對峙和宋金對峙時期，南方的繁榮和富庶確實令北方的民族羨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統一北方的動力，是儒家傳統的使命和皇朝的榮譽使然，北方民族國家向南擴張的動力是生存環境壓力 和追求財富的結果。這種動力誰強誰弱，一望自知。在惡劣環境下生長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戰鬥意志，群體意識，獻身精神都遠遠超越那些生活在優裕環境的民族國家，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歷史所證明。實際上，從漢未開始，中國北方民族就開始一波又一波的南遷，越是 中原地區動亂的年代（中原地區因自身的動亂無力阻止），北方民族遷徙的規模就越大，它對中原地區的壓力也就越大。南北朝時期，北朝實際是被北方的少數民族所統治。到了五代十國時，統治中原地區的五個朝代，實際上就有三個朝代由北方少數民族統治。這種遷徙一 直到今天仍然還在進行。我們現在可以設想一下，一個有教養的富人不幸和莽漢為鄰，在爭鬥時只有老拳相向的時代，實際上可選擇的方式並不多。宋朝所處環境就是這樣。在冷兵器時代，知識與文化有時不如莽力更有效。這也是為什麼古希臘亡於古羅馬，古羅馬亡於日耳 曼人的直接原因。宋無法統一遼國，但宋遼之間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過戰爭外，大體相安無事。可是遼國最終卻亡於比它更落後與野蠻的女真人。同樣，金國又亡於比其更野蠻的蒙古人。今天，當我們知道世界並不是只有我們這一個文明，我們也不是世界文明中心 的時候，我們應該用更冷靜、更科學的態度來對待兩宋時代。站在世界史的角度，兩宋的滅亡，只是蠻族戰勝先進文明的又一例證。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在冷兵器時代，先進文明往往佔據了生存環境較好的地域，而蠻族則沒有這樣幸運，他們的生存空間惡化是他們遷徙 的主要原因。大抵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不像農業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遊牧民族在軍事組織上容易佔優勢，他們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機動靈活，運用運動戰的方式在戰略上取得優勢。在宋代，遼、金、西夏對馬匹的控制，實際上也就是壟斷了冷兵器時 代最重要的戰爭資源。使宋國在裝備上先天不足（這一點，可從清明上河圖上可以看出，當時，首都開封的主要交通工具竟然是牛車）。蒙古民族橫掃天下，不僅是大宋王朝，連大阿拉伯帝國也被其摧毀。歐洲也在蒙古鐵蹄下呻吟。在這種情況看，發生在宋朝的悲劇只是人 類文明的重大悲劇的一幕，是在遊牧民橫行歐亞的十三世紀的最無奈結果。中華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從蒙古統治開始的。

第三， 為什麼我不推崇明代？單純從統治的疆域上，明代是遠遠超過宋代，但作為一個歷史，並不單純以疆域作為判斷的標準，甚至不能算是主要標準。為什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西方的古希臘時代，都被認為是東西方歷史的最重要時代。因為東西方的主要政治、文化、哲學等 源頭都來自於這一時期。在研究西方史時，第二個重要時期就是文藝復興時期。實際上，對於中國而言，宋朝也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中國的文化這個時候是一種積極的、開放的文化。漢朝國強，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國文化到了宋代，達到了巔峰。然而，宋代文化隨著 宋的滅亡而滅亡。

明代的歷史是昏君加太監的歷史，中國歷史上有幾個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見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這樣。那麼有人會問：既然明朝的皇帝是這樣昏庸，那麼，為什麼明朝還能統治二百多年，而且治理的疆域比宋代大得多？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明代之 所以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國家，是因為它承繼了元朝的一大筆遺產。蒙古人在橫掃天下過程中，完全採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這種高壓、野蠻的政策同樣也激起各民族、各國家的強烈反抗。反抗的強烈反過來又激起蒙古人更殘酷的鎮壓。由於中國歷史在元代以後 基本上都採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書上不大記載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歷史對蒙古人的暴行有著令人觸目驚心的記錄。實際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時，由於遭遇頑強的抵抗，城破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處決，整個國家、民族從此滅 絕。蒙古人在滅金、滅西夏過程，都實施了殘酷的屠殺政策，使這一地區的人口空前減少（順便說一句，阿拉伯帝國的最後一位哈里發—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讓馬隊踩成肉餅）。蒙古人的屠殺政策，極大地削弱了歐亞大陸大多數民族的實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滅絕 。本來，自唐宋以來，在中國北方生活相當多的規模不等的少數民族，他們有的建立了國家，有的還處於遊牧狀態，經過蒙古人的征戰之後，這些民族大多不見了。當明朝將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後，蒙古人統治的許多疆域便順理成章地成為明朝的領土。可以說，明朝的邊境問 題，主要由蒙古人解決了。在明代的大多數時間裡，邊境問題基本仍是和蒙古人爭奪的問題。土木堡事變正是這種關係的一個重要例證（也是一個昏君加太監的典型案例）。眾所周知，蒙古是一個人數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實在是歷史的一個異數！正因為蒙古人在十三 世紀至十四世界統治了歐亞大陸大片地區，造成了蒙古人的勢力過於分散，同時，為了爭奪汗位，他們自己內部也在進行不斷的相互傾扎。這種狀況極大地削弱了蒙古人在歐亞大陸各地的統治地位。力量過於分散，後期蒙古統治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使蒙古人漸漸地失去了支 配世界和龐大帝國的能力。我們可以想像一下，一個幾十萬人口（個人估計）的民族，要統治包括現在的中國、前蘇聯的大部分地區、印度、中亞大部分地區，即使用今天現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難，何況當時交通、通信都很落後的條件下，溝通都有問題，更不用說有效的管 治。我們不要過分地美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業績，實際上，在那個時期，全世界各地都在興起推翻蒙古人統治的運動。印度、俄羅斯、阿拉伯、中亞的大多數民族也都在那個時期的前後恢復了民族政權。蒙古統治在歐亞大陸的終結套用一句中國古話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脹死 才怪。這也是明朝比較容易地在驅逐蒙古人的同時，較好地解決國家的邊防問題的根本原因。同時，經歷了蒙古人的野蠻統治和暴政後，本民族恢復了治權，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可以算是如沐春風。一般而言，百姓只要有飯吃，有衣穿，就已經心滿意足。明代絕大多數皇帝 的無為和無能，對於普通百姓未必是壞事，有些時候，一個皇帝過於有為，反倒會把百姓整得很慘。蒙古人的種族歧視制度和殘酷的剝削，是漢族人，特別是南方的漢族人心中的永遠之痛，相比而言，儘管明朝自成祖以後就沒有一個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後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飯吃，他們決不會造反。但是，萬曆皇帝和天啟皇帝的腐敗和無能已經超過了人們能夠容忍的極限。天啟四年(1624)，東林黨人楊漣因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斗、黃尊素、周順昌等人同被殺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擁戴；客魏集團（ 天啟的乳母客氏與魏忠賢為首）在全國各地大建九千歲的生祠，則將動搖了明朝的朝綱和中國文化的倫常。明朝沒有亡於滿清，而是亡於自己培養的臣子手上。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動機，在滿清跌騎踐踏大明江山的時候，多爾袞總是讓吳三桂和洪承疇（崇禎皇帝為其主辦過 國葬）之類的降將打頭陣，而這些降將的確也讓其新主子滿意。在南明諸帝中，永歷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復辟的一個，可這個小朝廷，就是亡於洪承疇和吳三桂之手。特別是吳三桂，鎮壓南明朝廷實在是不遺餘力，直至趕盡殺絕。本來清政府對永歷帝有赦免之意，但卻被吳三 桂縊死於昆明，明朝最終滅亡。

蒙古人統治中國，沒有推進中華文明的發展，情有可原（元曲作為一個文化形式在元代獲得巨大成功，是個異數，細想起來也符合邏輯。蒙古人入主中國之後，以蒙古貴族的文化素養和對中華文明的認知水平來看，詩書經史不可能聞於廟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風質樸，喜歡聲 色犬馬之娛，勾欄坊曲，當是他們常趨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驃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蒙古人這一喜好，刺激了戲曲的消費市場，同時也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種子。畢竟一批失業的書生，終於找到養家餬口的營生。這或許是中華文明不幸中的一幸。大量落魄文人流入 坊間，極大地提高元曲的藝術水平，也提高元曲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坦率地講，這只是蒙古人統治中國的一個意外收穫，但絕不是他們有意經營的結果。據說伯顏的母親就非常喜歡聽戲並達到癡迷的程度。）畢竟蒙古人是野蠻民族，消化吸收先進的中華文明已經讓他們很 吃力，讓他們將中華文明發揚光大，實在太為難他們了。明朝作為中華一脈，沒有將中華文明推陳出新，其責任就大了。終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沒有尊嚴，沒有骨氣。肇因於明初兩位皇帝的殘暴，又是明朝亡國的根本原因。明太祖不施仁政。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公開不 宣佈實行仁政的皇帝（漢宣帝為第一人），他還試圖把孟子從孔子之旁拉下來，最後在很多儒生的死命反對下，達成了刪改孟子的協議，結果被刪了八十多條。最終釀成了中國空前但不是絕後的專制王朝。朱元璋這個農民皇帝，依其狹隘的小農之心，成立了特務機構，又特 別忌諱文人的用詞，是文字獄的開拓者。誅殺文臣領袖宋廉，腰斬江南才子之首、元史編修官高啟（截為八段）；成祖誅殺江南文人領袖方孝孺並滅其十族，連其主要謀士姚廣孝都歎從此絕了讀書人的種子（ 「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儒，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由於朱元璋、朱棣就沒有開個好頭，從此在這個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廣眾下剝下褲子，打板子。命曰廷杖。而大臣的臉面就是打死也 不吭氣喊疼。結果把中國歷史上一直有的「士」大夫的骨氣給打沒了。自英宗始，刀鋸之餘的太監成為明朝的實際統治者。大臣由抗爭逐漸合流，繼而拜到於門下。即使幾個有作為的大臣，如張居正，也是在和太監的合作下，進行治國的。到了明末，大學士成了九千歲的干 兒子。全國各地大建閹人的生祠，人間天堂的杭州，在孔廟和岳廟之間，竟蓋起閹人的生祠。斯文至此，夫復何言！文人的墮落，就是亡國。東林黨人，原是明王朝的堅定擁護者，也是太監黨的主要反對者，卻成批地投降了。大才子侯方域與名妓李香君；文人領袖錢謙益與 名妓柳如是的故事，真是讓所有人感歎不已。一個朝代，留給後代記憶裡的愛國者竟是兩個妓女，實在耐人尋味。文人無骨，就是國家沒有脊樑。政治高壓的結果，就是文化的沉淪。文人或沉沒在官方的八股之中，不能自拔；或故作清高、風流。所謂風流才子，多出在明朝 。當歐洲在經歷蒙古侵略之後開始文藝復興時，明朝卻沒有將中國的文化推向新高。　　

當蒙古衰落之際，邊患不是社稷安危的主要問題，這在中國主要朝代是少有的事（唐尚有突厥之患）。如果這個時候集中精力進行國家建設，是完全可能將中華文明推向一個新的高峰。也就在這個時候，西方國家的文化開始超越中國。文化的落後將是一切落後的淵源。而明 朝正是這個落後的始作蛹者。

第四，為什麼不能一味地美化滿清？現在國內掀起一陣又一陣的滿清熱。連主流媒體也在湊熱鬧。史家甚至將康干盛世和文景、貞觀之治並稱中國歷史三大盛世。有些學者甚至將康干盛世列為第一！我不知道這是按照什麼標準。據本人的理解，所謂盛世，是文治武功皆優於 其它時期而出類拔萃。以此而論，康干盛世不能列為第一，能否排在第三，尚有疑問。為什麼？中華文明自秦漢以降，一直至宋均為世界先進。即使到了明朝，與歐洲相比，也是互有長短，總體上先進。只是到了康熙朝以後，才整體上落後於歐洲。十七世紀，是工業革命的 前夕。歐洲的科學技術與文化已經開始嶄露頭角。清太祖努爾哈赤就是死在明朝的紅衣大將軍之下（明軍購自葡萄牙的火炮），清軍及清朝皇帝應該知道這洋槍洋炮的利害。西洋人的曆法當時也比中國的傳統曆法要準確，利瑪竇（明朝請來的）及後來的湯若望都長期在宮廷 供奉。據有關挺康派聲稱，康熙對數學、天文、英語等無所不精。如果對西方文化，尤其對西方自然科學一竅不通的秀才舉子，他們因對西方的無知而對西方妄自菲薄，或可理解。照理，以康熙這樣天縱英明之人，又對西方的文明知之頗深，應該發現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 間的差距，即使互有長短，也要取長補短。如果在康熙時代開始東西方文化交流與學習，東西方的文化差距可能就沒有了，或者，至少沒有現在這麼大的差距，畢竟他有這個權力，也有這個責任做這種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可惜，康熙晚年驅逐傳教士，他的兒子雍正式 閉關鎖國，採取嚴格的行政措施將中國與世界隔離起來。當俄國的彼得大帝採取野蠻手段將落後封閉的俄國拉進工業時代的時候，大清帝國的皇帝卻主動關上自家的大門。一直領先世界的中華文明開始自閉、自戀，進而自宮，從此沒落，直到今日，我們還不能清晰地看到何 時有中華文明復興的一天。如果明朝對西方心存藐視，還可以認為當時西方文明的優勢還沒有盡顯出來，情有可原。清朝自己關上大門，坐井觀天，夜郎自大，則是難辭其咎。中華文明的優勢斷送在康干盛世之中，這種歷史責任使這種盛世的質量打了很大的折扣。有些人會 講，你怎麼老是講文化，怎麼不談康干盛世中國的版圖發展了多少。怎比宋朝要大得多。文化的沒落，是一切沒落的開始，也是一切沒落的根源。如果要講版圖，那盛世第一應該非元世祖莫屬。攤子再大，守不住，有什麼用。晚清時代，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到今天，還有 相當一部分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仍然是腦後有一根豬尾巴。

自康熙時代始，屢興文字獄，嚴重打打擊漢族文人的創造性與文化個性，使明末清初一度活躍的文化反思運動完全冷卻。實際上，清朝最有價值的人文思想，恰恰是由王夫之、顧炎武、方以智、黃宗羲等明朝遺老在遭遇國破家亡之際，探討故國覆亡原因的醒世之作。「國家 興亡，匹夫有責」，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聾發聵。然而，這些孤臣遺老之後，清朝再沒有什麼大學問家、大思想家。文人的思想，行動均受到極大地制約，文人為了避禍，迴避現實，使儒家積極入世的態度發生根本逆轉。干嘉學派與干嘉學術產生不是文化繁榮的象徵，恰恰 是文化墮落和衰敗的徵兆。從此整個文化迅速地、全面地庸俗化。明朝使文人無骨，清朝使文人既無膽又無骨。士大夫的獨立人格（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沒有了，中華人文那種特有的包容性與創造性也沒有了。剩下的就是盲從和奴性。這種奴性，直到仍然束縛 了大多數中國文人的思想與性格。

第五，我為什麼要重新認識宋朝？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現代政治生態的朝代；宋朝是我國文化巔峰的時代；宋朝的外交現狀與外交政策對今天的政府及民眾有著借鑒的意義。

首先，我不贊成現在很多人言必稱漢唐，或者大清、大明。更不贊成要恢復大漢或大唐。客觀地講，今天的中國還是一個不強的國家，甚至可以說是個大的弱國。今天，我們會自然地將中國納入整個國際來考量，為什麼我們不將宋朝也納入它那個時代的國際環境來考量呢？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未成立時，中國的邊境上已經存在幾個實力比我們強的國家：日本、蘇聯和美國，還有一個實力稍弱但也不容忽視的印度。這和宋朝立國時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嗎？維持邊界安寧，集中精力進行國家建設是當務之急的事。以夷制夷，利用其它國家的相互矛 盾牽制、制約主要敵對國家，無論在宋代，還是在現在都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國策。恢復漢唐，現在還言之過早，甚至不可能。我們有能力擊敗美國嗎？有能力征服日本嗎？有能力掃平俄羅斯嗎？有能力讓印度向我們俯首貼耳嗎？我們什麼都不可能。我們連統一一個小小的台 灣，還要仰美國人的鼻息。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國際環境，當年的強漢盛唐的周邊可沒有這樣的鄰居。中國主要朝代政治的一般傳統是萬邦納貢，從來沒有將鄰國當成一個平等的政治對手看待。只有宋朝例外，我們完全從研究宋史中得到啟發，又從現實中更好地認識宋代 及宋代統治者。現在不少國人總是沉醉於漢唐盛世的迷思之中，每每以中華上國國民自居，動輒以蠻夷貶低他族他邦之國民。這既不合時宜，也自外於鄰邦。空有熱血，但不足以成事。假若我們身處五代亂世，戰亂頻起，生靈塗炭，政局不穩，人人自危，或可以設身處地， 瞭解和理解宋代政治精英的治國方略。須知身逢亂世，民心所向，民意所歸，不是東征西討，建萬世功，立千秋業（始皇始終未明，以至亡國），而是內修政治，外攘夷狄。史家認為「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相甚絕哉！」 他所以能立國，根本原因和五代宗廟更替同出一轍。宋朝能否跳出這個怪圈，關鍵在於他這個創始者怎麼處理身前身後事。實際上，五代各國的開國之君可能都在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所幸的是，太祖採取了以文立國，以武攘夷的國策。並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較好 地解決了開國功臣的兵權，雖然這可能削弱了宋朝的軍事力量，但卻從根本上解決了自開元以來武人亂國的禍源。後世史家往往對此持批評態度，特別是靖康事變之後。平心而論，作為開國之君，享國之長短顯然比疆域之大小更為重要。秦隋兩朝，疆域很大，兩世而終，又 有什麼好？是始皇、文帝所樂見的嗎？作為一個普通百姓，平穩度日要比全球第一大邦更有吸引力。不然，陳勝幹嗎要造反，隋末各地幹嗎要起義？當時的形勢給宋太祖選擇的餘地並不多。要麼像秦始皇、隋煬帝那樣，拚命擴大領土，弄得烽煙四起，民不聊生（天下苦秦久 矣），結果帝國也被烽煙所淹沒；要麼和其它五代帝王一樣，維持現狀，身後再被自己的哥兒們篡了；要麼大規模改革，針對前朝歷代的流弊，進行體制上、制度上的根本變革。宋太祖選擇的是後者。我們今天站在歷史的角度，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宋代政治的各項弊端，但 是，拿現在的認識來議論古人的是非，如果只是以史為鑒，則無可厚非，如果心有戾氣，口出謗言，則有失公允。這就像學了牛頓力學之後，嘲笑哥白尼的理論不完善一樣。

其次，宋代是中國所有朝代中最特別的一個朝代，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的統治方式幾乎和現代沒有多少區別：它是一個文人政治，政黨政治，中央集權政治，農工商貿並重的政治。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指揮與管理軍隊的基本制度。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 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其上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 ，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 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對中央的地方政府）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學大師陳 寅恪先生一段對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宋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 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錯。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歷 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偶像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偶像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 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跡。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伙，互相傾扎，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 而相互勾結，互為依托。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 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縱觀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漢自始至終，未脫離過外戚之禍，這個王朝的一開始就沒有開個限頭，呂後當權，差點幹掉劉氏江山。最終，它還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漢還搞了諸王分封，結果也差點壞了大事，漢以後的西晉，就毀在諸王分封上。八王之亂 ，結束了西晉的統治，也開始了中原地區的首次外族治權。唐朝似乎重武輕文，地方官員都委以軍政大權，人權、財權、治權都在各藩鎮，結果尾大不掉。原來玄宗因對外開拓，在邊境駐以重兵，設立十大兵鎮，以節度使為最高軍事長官。節度使領若干州，權力很大，初時 由中央派重臣充任，立功後往往入朝拜相。天寶以後，李林甫為了鞏固本身權位、堵塞邊帥入相的路徑，藉口文官不懂軍事，多用胡人擔任節度使。類同於羅馬帝國用蠻人當兵替自家打仗，可結果如何？與羅馬帝國的下場很相似。任用胡人統帥兵馬，等於將國防拱手讓給異 族，結果在極盛期就發生了安史之亂，蠻人攻佔了兩京，並且丟失了所有擴張的版圖，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後期發生了逆向的蠻族化），首都幾次被攻陷，完全是一個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後，中央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很像春秋時代的周王 ，地方諸侯想到你了，就給點，想利用你了，就送點。由於唐朝中央政府沒有對各地進行有效地管治，造成軍閥混戰。中原地區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空前削弱。北方蠻族趁機侵入中原，並不斷蠶食領土。到朱溫代唐時，中原已經成了漢族與蠻族雜居的嚴重現實。契丹人及其它 蠻族趁機成立了自己的國家，建立了類似儒家文化的政權。可以說，藩鎮之亂，造成唐朝的滅亡，並直接形成了以後五代十國這一中國自先秦以來最為嚴重的大分裂。河西走廊的失去，使中原王朝失去了控制北方的最重要的戰略要地和戰馬的主要來源。唐朝早期的政治成功 顯然無法彌補它稍後的政治失敗，中國自中古時期以後的不幸，實際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種子（這句話可能使很多讚美大唐的人不爽）。過去，我們鄉下有一句罵人的話叫「鬼混唐朝」，過去我不太理解，現在我終於理解了，但因唐朝國策錯誤導致的這次大分裂對中華文明的 危害之深，即使今天大多數人都沒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實際上，對中華文明影響最深遠的，就是東胡系（鮮卑、契丹、女真、蒙古）蠻族有機會從遊牧民族逐漸地轉變為依靠農業與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這一點成了稍後宋朝統一的主要障礙，也是北宋滅亡的主要因素，同 時，也是明朝滅亡的間接因素。宋立國之後，當政者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建立怎樣的政治架構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舉制建立人才選拔與任用機制，既打破門閥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決官僚世襲制的弊端。雖然自隋代就開始了科舉制度，但這一制度 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還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條件的降低，選拔人數的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舉制度作為國家開科取士的手段實施，使宋代很快進入了士大夫時代。什麼叫士 大夫？坐而論道，躬身行之。從此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使文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是牧民，守土之責由中央任命專職的軍事長官去處理（這些制度不正是現代的政治制度嗎）， 二者皆由中央調遣，互不統屬。這就徹底革除唐季以來軍閥割據的政治傳統，也徹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頻繁更替的政治基礎。由於宋代皇帝都比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大臣和言官都敢於發表意見，甚至可以當面和皇帝爭執，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國家的政 治生活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時候甚至是主角（這是中國其它所有朝代所沒有的，即使是現代，也是難得一見的）。太宗駕崩時，李皇后夥同內侍王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想立長子而廢太子，遭到宰相呂端斷然拒絕，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立殿不拜。請轉簾 ，升殿審視無誤，方率群臣拜呼萬歲（端大事不糊塗）。英宗即位後，慈壽太后一日送密札給韓琦，語及皇帝與皇后不奉事，有為孀婦作主之語。此乃皇家事，由大臣來做中，宋前宋後各代均罕見。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婦對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戀權位，往往早早 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廢）為太上皇。講這麼多，要傳達的意思就是兩條：由於採取文臣治國，兵權集中於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擁有比過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權力。權力實際上更集中。其次，由於宋廷採取更寬鬆、更開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大 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歷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經濟、科技、文化、藝術、工藝上的繁榮與先進。使中華文明自春秋戰國後推向另一個高峰，至少到目前為止，達到中華文明的巔峰。自宋以後，朝代的更替再也沒有發生五代類似的悲劇。 可以說，宋朝政治制度的革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不過後人每每詬病宋之武弱。宋的對外悲劇前面有專述，本節不再解釋。這裡引用明朝一位學者的話來作一個總結：「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革 之，終宋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大手段。」諸般作法均有流弊，兩害之中權其輕，兩利之間權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和其它主要王朝不同的是，宋代並不過分強調以農為本，宋代的商貿都十分發達。有宋一代，由於邊境問題一直不斷，歲幣一直是朝廷一項經常性支出。龐大的軍隊和官僚系統也需要國家有足夠的收入才能負擔。在國土面積較漢唐減少的情況下，支出卻大幅增加。增加 國家的財源顯得十分重要。顯然，依靠土地收入肯定有限，土地稅賦過重不能養民，國家歲入過低又不能支撐政權。發展貿易，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北宋的貿易十分發達，到了南宋，貿易對於國家的經濟地位顯得更重要，甚至可以說，南宋是靠貿易立國的。貿易的 發展帶動商業繁榮，商業繁榮又拉動手工業與規模工業的發展。宋朝時期，我國的治金、採礦、陶瓷工業已經十分發達。北宋時期就大量開採金、銀、銅、鐵、煤等礦藏，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歷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 布廠、各地的官窯等。南宋時的軍器所工匠竟達七八千人，廠裡的工人按期領工資。因為工商需要先進的技術，所以在宋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中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廣泛使用。北宋時期，鋼產量已經超過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產量（美國學者郝若貝教授（Robert Hartwall）根據宋代兵器製作、鐵錢鑄造和製造農具等方面的消耗情況，推算出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的鐵產量大致在7.5－15萬噸，這一產量是1640年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產量的2.5－5倍，整個歐洲各國（包括俄羅斯歐洲部分）到18世紀鐵產 量大致在14－18萬噸之間，因此宋代中國的鐵產量基本可以達到這樣的水平。）。首都開封已經是一百多萬人的大都市（這種規模就是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百姓做飯燒的是煤而不是柴草（宋代的煤產量無疑是居世界第一，而且開採技術非常先進）。由此可見當時的 工業水平和普通人的生活水準。宋朝國家財政收入主體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逐步邁進。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 業大國，對大量的「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由於工商業的高度繁榮，促使國家採用紙幣----交子（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正式由政府出面設立交子務，隨著紙幣發行量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地區使用這種便利的貨幣。西方最早的紙幣是1661年斯德哥爾摩銀行發行的，但這家銀行很快倒閉。至1694年，英格蘭銀行開始正式使用紙幣，比中國晚了70 0年左右）。

隨著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商業活動也空前活躍起來。在宋代，商業的發展首先表現在市場規模的擴大和市場數量的大量增加。唐代城市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將商業區和居住區分開，居住區內禁止經商。宋代逐漸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許商人經商，街道上隨處可以開設店舖。 尤其是北宋都城開封和南宋都城臨安，城市人口都超過百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大都市。其商業更是異常發達，據一些學者統計，北宋開封已經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業者，8000－9000家小商小販。在城市周圍和鄉村的交通要道逐漸形成了許多大大 小小的集市。這種集市在嶺南稱為「墟市」，北方稱為「草市。」這些集市又被總稱為坊場，它們遍佈全國各地，形成星羅棋布的交換網絡，所有這些都表明，宋代商業活動空前活躍。與此同時，宋代的海外貿易也是空前繁榮，根據周去非《嶺外代答》等資料記載，與宋朝 保持通商貿易的國家達到50多個，因而宋代海外貿易範圍較前代大大擴大。當時中國的商船不僅堅實耐用，而且船體龐大，據《夢梁錄》記載，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納500－600人。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為先進的航海技術，其中最重要的 是指南針應用於航海，從而使海外貿易得到了巨大發展。工業、商業、貿易的高度繁榮，客觀上要求與之相匹配的技術與工藝，因此，宋代中國技術方面顯著領先世界也就不足為奇了。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都成熟和開始於宋代，這不是一種巧合，而是經濟高度發展與繁榮 的客觀要求與必然結果。今天，我們以不肖一顧的態度看待宋代，不也謬乎？

總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宋代的政治經濟，我們都可以從中國現代、世界現代的國家政治中找到種種熟悉的影子。可以講，當時的宋朝，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時代的所有文明。這也是歐美史學家對中國歷史上宋代癡迷的根本原因，老實說，由於語言的限制， 他們對宋代的人文成就瞭解得並不多，所以還不能完全把握和理解宋代真正的情況。自元代以來至今，所有的朝代都異乎尋常地抵毀宋代，宋代已經成為落後弱小的代名詞。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歐亞沒有經歷蒙古人的浩劫，宋代的貿易一直與海外相通，以宋代人的開放態度 和對提高工業規模化的迫切追求，當歐洲發生工業革命時，我想，宋代會即時知道並瞭解工業革命及以後技術革命的內容，其次，對那些能夠極大提高生產產量的技術與設備，宋代人必定會很快引進來，以當時人的聰明程度，即便不考慮創新和發展，學習、仿製當無問題。 如果這樣，中國就不會錯過工業革命這班車，中華文明就不會整體上落後於西方文明。可惜！

再次，宋代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對文化的重視超過其它所有的開國皇帝。帝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趙匡胤於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對公卿辱罵。臣下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戮。又專門建立 了言官制度。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

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宋仁宗以後，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除了官辦 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注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很多州都建有書院，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 等等。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鬆，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 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誌，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體說來，宋代文化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獨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學、倫理而言，宋代是繼春秋戰國之後最富成果的時期。以周敦頤、程顥、程頤為代表，以儒家經典《易傳》和《中庸》為核心，同時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較為完 整的把宇宙本原、萬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惡等理論體系，成為宋代理學的開創者，最終形成了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運用「天理」這一範疇，將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有機聯繫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是永恆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源。它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二程還較為系統地確立了宋明理學的基本範疇，可以說是兩宋理學的奠基人。至南宋時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來各派儒家學說，包括 周敦頤、張載等人，建立起一個龐大而系統的思想體系，他以「天理」和「人欲」為主軸，將人類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道德修養等有機地集合起來，從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學理論體系的艱巨任務，因而，朱熹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後影響最大的儒 學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理學在宋代並非一統天下，不論是南宋，還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躍，同時存在其它種種不同的思潮。與朱熹學術存在差異的陸九淵吸取禪宗理論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二者之間經過激烈爭論，最後不了了之，可知當 時學術空氣相當自由，學術環境也是非常寬鬆的。

再如史學領域，在編纂體例方面，除了繼承傳統的編年、記傳體之外，還新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此後史學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通常而言，當代史存在不少忌諱，因而宋朝政府開放私人修史的限制，無疑會大大促進史學的繁榮和發展。正因為如此，宋代史學取得了多 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馬光等人所著《資治通鑒》最為著名，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其史學價值和政治價值足以和《史記》相媲美。

在文學方面，宋詩不僅繼承了唐詩的輝煌，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細明體。藝術成就和唐詩並峙的就是宋詞，在宋代，這一藝術形式的成就達到頂峰。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這一文學形式也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應該說，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領域都達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給後代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巨 大而深遠的影響，如明清時期的小說便是直接導源於宋代說書人所用的話本，等等。

宋代科學技術無疑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兩宋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罕有的。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正如國內外許多著名史家指出的，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除此之外，中國人在許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興修水利，實施水稻的雙季栽植；茶葉種植面積擴大（宋徽宗的《大觀茶論》是學術與文獻價值極高的專著）；棉花成為普及性農作物；算盤開始應用，從此成為東亞商人的主要計算工具；火藥的發明又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 炮、地雷、火球等兵器的革命。總之，沒有兩宋社會良好的科技氛圍，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很難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偶然的，但它確實又寓於兩宋社會尊重科技、重視科技氛圍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領域，宋代也取得了輝煌成就。北宋中期，楊忠輔制定《統天歷》，以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數字與西方1582年頒布公歷時的數據完全相同，比現代天文學所測數值只差26秒。由此可見，宋代天文學發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學和醫學領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視與廣大民眾衛生健康息息相關的醫學事業，不僅政府出面編輯刻印了很多醫學典籍，而且要求各州縣加以推廣應用。其中《太平聖惠方》100卷，收錄中藥處方16834個， 《聖濟錄》200卷，是醫學上的一部百科全書，收集了診斷、處方、審脈、用藥、針灸等各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紹各種藥材1558種，其中新增加628種新藥，可以說是一部完備的藥物學著作。南宋時期的宋慈收錄並總結了前人的法醫知識，創 作出《洗冤集錄》一書，其中涉及驗傷、驗屍、血型鑒定、死傷鑒別、檢骨等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同時對毒藥和醫治服毒的方法也進行了總結，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醫學著作。上述僅僅是介紹了宋代醫學領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於此亦可以看出兩宋時期科學技術 發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兩項重要成就有必要單獨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繪畫藝術。末代皇帝趙佶雖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巨大貢獻卻不可否認。首先，他是一位天賦極深的繪畫愛好者，又是造詣很深的畫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繪畫領域的組織者和主要資助 者。由於這一淵源，在宋代宮廷之內，集中了一大批傑出的畫家。黃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鳥，皆卓絕於世。即使以現在的藝術眼光審視他們的藝術水平，也可以說前無古人，至於是否有來者，則要看未來的藝術家是否能夠超越前人 了。其二，宋代還有一最輝煌的美術工藝，為歷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統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養及價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藝術更是空前絕後。以宋官窯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現著內心的意蘊。從美學角度，它 的藝術格調是高雅的，特別受到西方人的青睞。細密的冰片，隱約間閃爍著鑽石的光芒，彷彿是宋代藝人無意間冰鎬敲擊的嚴冰穿過時空來到了我們面前、溫潤而細膩。後世把宋代五大明窯稱為「千古絕唱」。那是與歷代仿製不成，差別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 藝術與精確工藝完美的結合。因為各地名窯瓷器大量地生產，不僅供皇家貴族使用，還為官員學者們、及市民階級所珍愛、使用，所以讓所有見著的人都讚歎不已。宋瓷許多的工藝都已失傳，宋瓷許多的工藝水平即使現代都難達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說宋朝遺 留下的官辦瓷器幾乎都價值連城。自宋代以後，歷代文人墨客及古玩愛好者對宋代官窯津津樂道，撰文著書者眾多，但歷史上能夠親眼目睹並真正鑒賞宋代官窯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關宋代官窯的論述變地撲朔迷離，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樣，便給人們留下了發揮 自由想像的空間。對宋官窯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國古陶瓷學術研究中最為熱門的課題之一。

總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學者鄧廣銘教授的話來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一結論頗具見地，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這樣一個如夢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本來足以讓今天的中國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後，無論是漢人，還是其它民族，都對這個朝代抱有固有的輕蔑。人們比較樂於回憶強漢時代、盛唐時代，甚至鼓吹大明時代、大清時代。這個朝代只有離開 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後代，在它的政治影響沒有覆蓋的地方，才獲得應有的尊重。在歐洲、在美洲、在日本，人們對宋代的評價要比它自己身後的國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國外，人們對中國古代的認識，就是緣於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發明中的三個，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精美 磁器）。在鴉片戰爭之前，當中國人還不瞭解世界，固執地認為自己是中央帝國，是世界中心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宋的滅亡歸咎於宋代統治者的腐敗無能。當我們的國門被槍炮打開之後，當我們知道在宋朝滅亡之前，歐亞大陸上的其它幾個主要的文明國家也被蒙古大軍所滅 ，南宋是蒙古人攻佔的最後一個堡壘。在蒙古鐵蹄踐踏歐洲大陸、印度次大陸，中亞地區的四十年後，蒙古人不得不採用政治加軍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對付其它民族和國家只有一種形式：無條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經投降的漢人來治理漢人，通過分化來瓦解南宋軍民的抵 抗，才獲得對南宋軍事上的最後勝利。南宋的滅亡，才是蒙古征服者征服道路的終點，但也是其衰落的起點。站在世界史、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上，蒙古人的征服沒有多少積極起義，它只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災難之一，西方歷史學家一直把蒙古的征服和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等 同。除蒙古人之外，沒有多少外國人對成吉思汗歌功頌德，甚至抱有好感。然而，曾經是蒙古人奴隸的中國人，它的後代中還有不少人對其感激不盡，對其稱讚不已，實在令人費解。如果把蒙古人當作自己民族的一分子，蒙元取代宋朝，只是領導角色換了，不值得大驚小怪 ；如果把蒙古人當成異族，我們又何必在美化與稱讚蒙古及蒙古人呢？有些歷史學者成天都在尋找蒙古人統治中國時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哪些貢獻。似乎他們的祖先成為蒙古人的奴隸是一件光榮的事。

宋以後的朝代，總是把蒙古人的統治歸罪於宋朝。因此，他們一直對宋朝的文化、政治制度、思想道德進行批判，並把宋朝的滅亡歸因於宋朝的理學和宋朝的儒生及文人政治。我不排除宋的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腐敗和末代皇帝的無能，但宋亡於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 想，我則不贊同。中國文化自宋以後逐步保守、封閉、僵化，主要原因就是宋後各代統治者摒棄了宋代文化中自由、開放、包容的優勢，最終造成中國傳統文化的衰落，當西方工業革命開始時，中華文明不僅沒有取得進步，反而在宋的成就前全面退步了。最終，中華文明在 和西方文明的生死大比拚中，全面的落伍。可以這樣講，明清朝代所摒棄宋代文明的一些個性，實際上正是我們要趕上西方文明的主要方法。我們拋棄的是宋文化的精華，這兩個朝代堅持的恰恰是中華文明的糟粕。直到今天，我們很多歷史學家、政治家仍然在堅持十分荒謬 的成見，既不從唯物史觀出發，實事求是地分析宋代及宋代衰落和滅亡的真正原因，而是為了某種政治成見而研究，為了解釋而解釋，為了證明而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