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立國三百多年，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是中國歷史上重要朝代之一。但就國勢而論，則自太宗伐遼失敗，宋朝即顯露武力不振的弱點。加以契丹之外，西夏、女真、蒙古，相繼興起，與宋人競逐東亞大陸。宋人以積弱之勢，為經略外敵或御戎圖存，講求外交，遂成重要 國政，其得失影響於國運興衰者，亦特別巨大。而宋人外交，基於傳統經驗，聯夷攻夷或以夷制夷顯然仍是主要策略。本文內容，主要就在介紹兩宋歷次聯夷外交的概要，並對其得失略加評講。

壹、聯夷攻遼與歧溝關之役

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淵源甚早。從漢初北伐匈奴失敗，中原農業社會感到對抗塞北遊牧民族不易，為制馭戎狄，發展國勢，便萌生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策。兩漢時期，為對付匈奴，經略西域，固己廣泛採行分化，聯夷，徙胡守塞及使用胡兵等策略。到了唐朝，由於突厥 強大，唐室也曾使用分而制之的方法，卒予解決。其後吐蕃入寇，唐室甚至借用回紇之兵，以為應付。可見以夷制夷的政策，在以中原農業社會政權為主體的中國，早己有其傳統經驗。

漢唐的以夷制夷之論因匈奴、突厥強大而起，相似的，宋代的聯夷外交亦展開於太宗攻遼受挫以後。

宋代建國之初，繼承後周世宗雄略遺緒的太祖太宗兄弟對於重振華夏聲鹹，拓展國勢，原是頗具自信的。所以太祖得位不久，即曾與宰相趙普商議，謀復燕雲，但因趟普力持謹慎，宋代的聯夷外交與國運加以反對，方始暫罷。轉而先從削平割據著手。及太宗繼統，南方 悉定，宋廷的注意又轉而北向。太平興國四年（公元九七九年）正月，太宗已不顧北漢與契丹的從屬關係，表示「太原我必取之」，並告訴契丹使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遼史景案本紀）可見宋廷在出征太原之際。實乃心雄氣銳 ，不但對滅取北漢滿懷自信，就是擊敗契丹，恢復燕雲也己在計劃之中了。在這種情況下，宋人當然還不會考慮到採用借助外力的聯夷策略。

太宗親征太原，雖順利攻滅北漢，並乘勝伐遼，圍攻燕京：不幸高梁河一戰，被遼將耶律休哥所敗，宋軍大潰，遼軍追擊，太宗流矢傷足，乘驢車走免。喪失軍械、糧饋不可勝計。

至此宋人對遼作戰信心已受到嚴重打擊。郎分臣僚紛勸太宗改採守勢，左拾遺張齊賢更從儒家觀點，提出安民養德之說，認為「廣推恩於天下之民」、「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但太宗志切復仇，主戰者不堪契丹連番入寇，亦建言速取幽 薊。故宋廷仍積極籌議再舉。而對契丹戰力既懷戒懼，連絡東北諸部，共同對付契丹，以增加勝算的聯夷攻遼外交遂告展開。渤海亡後的殘餘勢力則首先成為宋人爭取的對象。

渤海與契丹本為宿仇，在遼太祖阿保機滅渤海後，其殘餘勢力仍不斷反抗。遼太宗時，介入中原政局，注意力轉移；繼立的世宗、穆宗則不恤政事，在此有利環境的培養下，渤海殘部勢力更得滋長，成為契丹的隱患。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攻幽州時，曾有渤海酋帥大鸞河等三百餘騎來投，宋廷對東北的情況大獲瞭解，高梁河之後既敗，為佈署對遼再度用兵，即設法連絡。太平興國六年，賜烏捨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詔，約「盡出族帳，佑予兵鋒，俟其剪滅，沛然封賞，幽薊土宇復歸中 原，朔漢之外，悉以相與。」同年另一渤海殘部定安國亦托女真貢使附表來上，表示「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略人民」。故願「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敵，不敢違命」。太宗特答以詔書，重申前旨，合力攻遼。（宋史.渤海國傳）

烏捨據學者考證，即遼史所稱兀惹，地在今牡丹江上流。

定安國位置則在今鴨綠江中游及佟佳江流域。他們皆渤海亡後之殘餘勢力，不甘契丹長期役屬，願與宋合作抗遼，宋廷亦把握這種情勢，圖藉敵愾同仇之心，動以爵賞裂土之利，聯合對遼作戰，期能分散契丹軍力，—舉克敵。

公元十世紀後期的東北亞，除渤海殘部之外，還有女真、高麗兩大勢力。當時的女真為部族分立的狀態，分佈於今松花江以東，長白山及鴨綠江一帶，為取得物資，五代時已通中原，宋太祖建國以後，更頻頻入貢，沿鴨綠江與遼東半島海岸渡渤海到登州，進行貿易：以 馬匹、毛皮交換絹、茶與工藝品。其後隨著宋朝對馬匹需要的增加，這種越海貿易規模也日趨擴大。所以，基於經濟的需求，女真與宋朝發展成親密的關係，而宋朝不但於此獲得馬匹的補充，並且也透過女真的協助，取得與定安、烏捨等部的聯繫。

高麗方面，由於契丹滅其同種之國渤海，威脅其北境，又曾遣使後百濟，謀共圖高麗，故高麗王廷對契丹素無好感，政治態度也一向親附中原。趙宋建國，即迅速遣使入貢，建立關係。太宗繼立，由於經略北方，更主動加強對高麗的連絡。以高麗的立場而論，與宋接近 ，既可輸入進步之文物，又可藉北宋之力，牽制契丹、女真。在這種互利的基礎下，太宗時期，宋麗關係特別緊密，雙方信使往還，封贈通貢，無年無之。而宋朝對高麗加意籠絡，當然就是希望在宋遼抗爭中，高麗能發揮牽制作用，甚而必要時能發展為共同對遼作戰的軍事 合作。

宋廷為大舉伐遼，除外交部署之外，軍事上亦於邊郡廣屯重兵，「只俟嚴冬，即申天討」。甚至契丹方面也獲有「宋多聚糧邊境」，「主將如五台山」的邊報。似乎東北亞一場國際大戰已迫於眉睫。（遼史.聖宗本紀）但此後數年，定安、烏捨可能忌憚契丹強大，不願 率先挑起戰爭，所以並無軍事行動之消息。宋方亦以連年兵戰，議者多請息民。獨立進攻更無制勝把握，於是二度伐遼之役，遂告暫罷。

宋朝聯合渤海殘部夾攻契丹的軍事訂劃雖未即實現，但西元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契丹已面對一種不利的國際情勢。渤海殘部、女真、鬲麗皆與北宋聯通，甚至可能正在醞釀一場聯合攻遼的國際軍事行動。因此，不論為化解遭受圍攻的危機，或維持北亞霸權的帝國聲威，及 時採取措施，突破孤立情勢，已是契丹當局迫切的課題。當時契丹的對策顯然是採取強力軍事進攻，藉以迅速粉粹反遼聯盟。而東北諸部中，鴨綠江女真不但賣馬於宋，且位於烏捨、定安兩部與宋通路的中途，同時又是契丹進入高麗的必經要衝，如將其制服，既可切斷宋朝 重要馬源，阻絕渤海殘部與宋人之連絡，又可打開經略高麗的大門。因此，鴨綠江女真成為契丹首先攻打的對象。

大平興國八年（公元九八三年，遼聖宗統和元年），遼廷以征高麗為名，檢視兵馬。十月，命宣徽使耶律阿沒裡等將兵東討，次年二月，阿沒裡奏報「討女真捷」。四月，全軍凱旋，阿沒裡獲授政事令。經過此次用兵，契丹勢力遂達鴨綠江中下游一帶，而且出入高麗之 路己通。故略經休息，遼廷又於雍熙二年（九八五〉七月下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但以天氣尚暑，遼澤沮洳，遠道行軍不便，乃命耶律斜軫為帥，於九月間，興師攻打鴨綠江上游的定安國。次年正月，斜軫凱旋，擄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其它物資。至 此，不但經略高麗之路已通，就是可能來自渤海殘部的側面威脅也已清除。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一面遣使命高麗出兵攻遼，一面命大將曹彬、米信、潘美等分路進兵。

宋人第二次伐遼戰爭爆發了。

宋大宗二次攻遼。一般皆根據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及宋史的記載，認為是遼景宗去世，遼聖宗年幼繼位，母后當政，寵幸用事，因而宋朝乘機北伐。（見長編卷二十七，宋史卷二五八）但景宗之崩，在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宋廷若要把握契丹國君新喪，嗣主年幼 ，政情不穩的用兵良機，則北伐行動早應展開，何以又拖延三年餘，至雍熙三年（九八六）始告後動。而且遼景宗崩逝不久，宋太宗還下令邊州「各務守境力田，無得蘭出邊關，侵擾族帳及奪略畜產」，「違者重論其罪」（長編卷二十三），完全是避兔生事的和守態度。相 對的，契丹方面，主政的太后則選賢任能，注重刑獄，勸謀農桑，政情平穩，也無可乘之釁。另外，史載此次宋廷北伐決定頗為倉促：

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長編卷二十八）

一日之內，召商樞密六次。且不與宰相計議，顯示事機緊急。

因此，宋太宗第二次攻遼，不進軍於遼聖宗繼位之初，卻拖延數年，在契丹積極經略東方，反擊親宋勢力之際方始發動，並且還通知遭受契丹威脅的高麗共同進攻，這顯然說明時機的選擇是著眼於契丹軍力分散，以及聯夷外交下高麗的同仇敵愾，而不是契丹主少，母后 專政。所以才為了把握戎機，匆促命將出師。

宋太宗經數年外交部署，雖因契丹主動反擊親宋勢力而獲得北伐良機，不幸歧溝關一役，仍為契丹所敗。此後遼軍乘勝，頻頻深入寇擾，河北大受摧殘，太宗深為追悔，曾面告大臣，「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長編卷二十八）。因此，歧溝關一戰可說打垮了 宋人對遼作戰的信念，不得不改採守勢，聯夷攻遼的政策，恢復燕雲的大計，皆告擱置。後來高麗遭遼攻打，遣使請宋出兵伐遼，宋朝也加以拒絕了。

由於歧溝關之敗，北宋聯夷攻遼以復燕雲的策略目標是落空了。推究其因，當然宋軍缺乏臨敵制勝的戰力要負主要責任。其次，渤海殘部與女真的力量薄弱，禁不起契丹打擊，以及高麗敷衍觀望，不能發揮牽制合擊的效果，也有關係。但契丹在連續用兵東方之際，仍能 迅速將主力轉移，應付宋人的進攻，而且保持充沛的戰力與高昂的士氣，似乎更是整個策略成敗的關鍵。據遼史記載，經過一場寒冬征戰，討平定安國及附近女真的契丹東征軍，甫於二月中旬還軍歸朝，而三月初，宋軍已三路入境。遼廷即「詔趣東北兵馬，以為應援」。耶 律休哥得此後援，乃轉守為攻。破宋軍於拒馬河，又敗之於歧溝關。

耶律斜軫則馳赴山西，克復諸州，並親自設伏，陣擒驍將楊繼業。繼業號無敵，攻據雲、朔數州，及其敗死，宋諸州宋將皆棄城遁。影響不可謂不巨（遼史卷十一）。契丹具有如此優越的機動力與持久戰鬥力，難怪能成為當時威霸北亞的超強。宋軍既乏臨戰制敵之力， 遂至功虧一簣，所謀無成。對遼政策也轉而棄戰謀和。終有澶淵之盟的訂立。但由於燕雲未復，「北虜」的威脅，也就成為北宋揮之不去的陰影了。

貳、聯番制夏與德明就撫

北宋到太宗時期，不但伐遼失敗，造成重大國防問題。另外在西北也因企圖吞併西夏不成，引起邊防嚴重困擾。西夏可以說是唐末藩鎮割據的殘餘。唐僖宗中和元年（八八一），黃巢攻據長安。陝北黨項羌酋拓拔思恭助唐討賊有功，被命為定難軍節度使，統有陝北數州 ，後長安克復，唐室封思恭為夏國公，賜姓李，此即西夏的起源。西夏割據陝北，歷時百年。到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九八O），西夏由李繼捧繼統，但宗族不服。時宋已削平諸國，割據勢力惟余西夏李氏，如能加以撤藩，和平統一，自為宋廷所願。加以伐遼新敗，若得夏 人獻土，亦可補聲威之挫。所以太宗在太平興國七年，遣專使徵召繼捧入朝，遂並其所領五州之地。但西夏部族本非漢種，割據政權有其種族特性。故李繼捧入朝獻地，其族弟李繼遷即糾合棠羽，連絡族眾，以興復為號召。西北邊患遂起。

李繼遷叛後，請降契丹，遼聖宗妻以公主，聲勢漸振，宋廷則以北鄙不寧，甚至有岐溝關之敗，無法專力對夏，終太宗之世，剿撫無效，邊擾日甚。

至道三年（九九七），宋太宗去世，真宗即位，為解決西北並擾的困局，朝臣弭兵之論大起。對西夏問題也一意用撫，以期收拾邊局。故真宗初立，即遣使諭李繼遷，依其要求，授為定難軍節度使，盡予李氏舊有五州之地，復賜姓名，期弭邊患。但繼遷聲勢驟漲之後， 野心更大，已不以恢復故土為滿足，鹹平元年（九九八），邊警後起，麟、府、鄜、延等陝北州郡頻頻告警。甚至西北重鎮靈州（今寧夏靈武）糧運斷絕，陷入孤危。時河北邊警未解，於是在西北交困的難局之下，宋廷不得不又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進行聯吐蕃以制西夏。

吐蕃在唐朝中葉盛極一時，唐室飽受威脅，至唐末衰落，五代時期已微弱不足道，其東方部族以涼州（甘肅武威）、鄯州（青海寧夏）為中心，散居甘青一帶，各成部落，不相統屬。至北宋初年，情況猶然，而當時宋廷經營方向首在統一內部，避免生惹邊事，且需要吐 蕃馬匹以供戰備，故對吐蕃專以恩撫羈縻為策。而蕃族亦以賣馬為利，傾心於宋。淳化年間（九九O一九九四），宋太宗曾遣丁惟清往涼州市馬，因蕃族之請，遂留知涼州府事。宋廷亦授涼州六谷蕃酋折甫喻龍波為保順郎將。宋朝與涼州吐蕃的關係大為增進。到了太宗末年 ，由於繼遷勢力日大，威逼吐蕃，劫擾宋蕃馬匹交易，宋蕃以利害一致，故雙方即從經濟為主的友好關係進一步醞釀為共同對夏的軍事聯盟。

至道二年（九九六），宋朝出兵攻討李繼遷，吐蕃折平族已上言部落為繼遷所侵，願會兵靈州，以備討擊，太宗當時尚有自信對付西夏，故僅「賜幣以答之」，及宋師進討無功，真宗即位，歸還西夏五州，反而導致西夏勢張，邊患更為嚴重，於是籠絡吐蕃以弱西夏，遂 成宋廷西北邊防政策重心。鹹平四年（一OO一），久遭繼遷圍困的靈州情勢危急。宋廷棄守難決。這時吐蕃回鶻皆因不甘西夏侵迫，要求與宋朝合兵擊夏，於是雙方軍事合作的時機頓告成熟，宋廷特授西涼吐蕃潘羅支為鹽州防禦使，以次各酋豪為懷化將軍，並遣專使前往 冊命，「藉其戮力，共討繼遷」（長編卷四十九），接著更採納吳淑「以夷攻夷」的建議，下詔：「西蕃諸族有能生擒李繼遷者，當授節度使、賜銀、彩、茶六萬。斬首來獻者，授觀察使，賜物有差」（長編卷五十）。而吐蕃諸部中，涼州潘羅支堪為最強雄長，故宋廷特命 專使，擬前往涼州，諭其進攻繼遷。但潘羅支不待宋使之行，已主動致書宋邊，請示出兵日期，以便配合。宋朝命其「宜整師旅以俟，出師即往報」，宋蕃夾攻西夏的計劃已告確立。但聯合的軍事行動遲遲未見展開，久困無援的靈州卒於次年三月陷落，宋軍防線大幅後撤， 聯蕃攻夏的計劃落空。

此次宋蕃聯合攻夏的佈署，由於吐蕃態度積極，宋朝也急於解靈州之圍，雙方合作理應順利，結果未見行動，坐視李繼遷獲得重大勝利。此固緣於繼遷機警過人，常能先發制人，掌握戰局主動，但宋人秉持傳統觀念，視外族為豺狼，不可信任，以致疑懼滋生，決事遲滯 也有關係。所以宋真宗命梅詢、宋沆出使潘羅支時，指示說：

朕觀盟會圖，頗記土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今已命王超等出師，若難為追襲，即靈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須遺。（長編卷五十）

可見雖然宋朝已決定出兵援靈州，卻無心與吐蕃確實合作，如果沒有把握追擊李繼遷，便不通知吐蕃出兵。

繼遷攻陷靈州，建以為都，野心更張，大力向河西發展，威誘吐蕃，欲收為己用。但潘羅支仍親向宋朝，並請進兵會攻繼遷，收復靈州。這時宋朝也顧慮如果吐蕃落入西夏之手，西北盡成繼遷勢力，其禍更巨。所以為爭耳又吐蕃，威平六年（一OO三），升授潘羅支為 朔方節度使。宋制素少以節鋮頒外夷，今毅然授潘羅支以方面之任，可見重視之一般了。但實際宋廷此次結好吐蕃的用心，主要仍在鞏固馬源，及制衡西夏。對聯兵會攻，並不積極。所以潘羅支屢請會攻繼遷，宋廷朝議仍認為「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約師期，第詔令 常為之備，俟賊侵軼，即命邊兵掎角」（宋會要方域部卷二十一）已形同觀望了。

宋蕃聯兵攻夏雖未實現，但繼遷以西涼水草豐美，潘羅支不為所用，故不待宋蕃行動，又主動西進，威平六年十二月，攻陷涼州，丁惟清被殺。幸而潘羅支詐降，陰集諸族合擊，繼遷大敗，中流矢，不久去世，而西北邊局也意外獲得緩和。

李繼遷挫死西涼，子德明繼立。潘羅支也於半年後，被親附繼遷的部族所謀殺。時契丹大舉南犯，真宗議北征而深念西鄙，所以繼續推行連結吐蕃的政策。追贈潘羅支為武威郡王，遣使賻恤其眾，並以其弟廝鐸督繼為朔方節度使，盡領潘羅支舊職。

當宋受逼於遼，吐蕃新易其主之際，西夏德明亦以初即位，政權尚未十分穩固，新獲之地亟須整頓經營，久戰之師亦待休息，故對宋態度轉變。而真宗時期的宋廷亦以靖邊為務，欲藉繼遷之死，收拾邊局，因而誘以財貨之利，招納德明。於是繼澶淵之盟的成立，宋夏也 於景德二年（一OO五），展開和議。次年，和議成立，德明降宋，受封為西平王，定難軍節度使，依例恩賜給俸。宋廷並曉諭諸蕃，各守疆界。紛擾二十餘年的西北，獲現和平之局。

綜觀此期宋人聯蕃制夏外交的推行，實迫於繼遷之擴張，西北動盪。然聯盟結成以來，吐蕃躍然救試，宋人卻疑忌吐蕃，漸而轉成利在夏蕃分立制衡的心理，以致聯兵攻夏行動迄未展開，坐今繼遷北陷靈武，西破西涼。但是也由於宋朝連結吐蕃收效，終致西夏進攻涼州 ，繼遷敗死，西北邊局頓然改觀。

事雖出於意外，卻不能不說是聯蕃制夏政策的重大收穫了。

宋真宗與遼訂立澶淵之盟，結束對遼戰爭，又以聯夷制夷政策，成就了西北和局。此後數十年，宋朝兵戈息止，兩河陝隴恢復安定，遂能文風蔚起，開展繁榮富盛的太平時期。

參、以遼制夏與慶歷相議

德明降宋後，臣事兩朝，經營商利，日益富強。同時利用宋廷之姑息厭兵，專力西向，謀取河西走廊。大中祥符八年（一O一五），攻破涼州，六谷蕃部殘破。幸而此時吐蕃贊普後裔唃廝囉崛起青堂（青海西寧）、邈川（青海樂都）一帶，擁 兵數萬，羨中國貿易賜予之利，輸誠於宋，與夏對立。宋廷為保馬源及制衡西夏，亦特意籠絡。西北邊局得以維持二十餘年的平靜。但到了德明之子元昊年紀漸長，西北危機又起。元昊為西夏雄傑之主，長於攻戰，富於政治野心，對其父利宋貿易，臣事唯謹，不以為然。宋 仁宗天聖六年（一O二八），元昊攻陷甘州（甘肅張掖），回鶻潰滅，乘勝奪取西涼。西北烽煙大起。不久德明卒（一O三二），元昊嗣位。不但聯姻契丹，擴充國勢，同時大攻青唐諸部。繼而攻佔瓜（甘肅安西）、沙（甘肅敦煌）、肅（甘肅酒泉）三州，盡有河西之地， 括土三千里，掌握了水草豐美，且為中西交通孔道的河西走廊全境，威望大增，遂轉而進行稱帝建國的王霸事業。北宋另一次重大危機亦告爆發。

仁宗寶元元年（一O三八），元昊築壇受冊，正式稱帝，並遣使如宋，要求稱帝改元。宋朝對西夏向河西的擴張，沒有警覺，及元昊稱帝，卻強硬對付。不但關閉榷場，停止互市，籌議出兵，並詔削元昊賜姓官爵，揭榜於邊，募能生擒元昊或斬首來獻者，即以為節度使 。不久元昊主動進攻宋邊，宋夏戰爭遂起。

自太宗西北用兵不克，以夷制夷已成宋人傳統對外策略，故元昊稱帝，宋臣即紛議聯結吐蕃，以夷攻夷。為此，仁宗即遣使吐蕃，授唃廝囉為保順節度使，賜帛二萬匹，令背擊元昊 。及康定元年（一O四0），三川口之戰，大將劉平敗死，關陝大震，情勢急迫，宋廷急詔唃廝囉速領手下軍，逕往夏界攻 敵，仍賜襲衣金帶、絹二萬匹。是年夏，宋決討元昊，又遣專使諭唃廝囉助討。另遣別使往河州（甘肅臨夏）諭西蕃瞎氈出 兵討賊。並在陝西州縣特設館驛，專供招待吐蕃商使來往。稱之曰「唃家位」（邵雍聞見錄卷十三）。宋朝對吐蕃攻夏的期待雖如此殷切，唃廝囉亦約盡力無負，但終未見具體行動。而宋 軍先後又有好水川，定川之敗。藉唃廝囉攻元昊之策既未收效 ，宋廷只妤漸采備御之策，利用吐蕃攻夏之說，亦漸沉寂。

宋人為制元昊，對吐蕃之籠絡，軍事之積極，遠過於真宗之對潘羅支，然夾擊之議終不能行。推究其因，實乃吐蕃分裂及元昊進行破壞所致。原來唃廝囉初娶李氏，生瞎氈、摩氈角 。又娶喬氏，生董氈。後李氏寵衰，斥為尼，二子被錮。李氏黨不服，擁母子出奔。瞎氈據河州，摩氈角據邈川，唃廝囉不 能制。元昊乘機以重賄間之，陰誘酋豪，吐蕃勢力因而大衰。

宋廷雖同時籠絡其父子，但嫌隙已深，分裂如故，僅能自保。

唯吐蕃既利宋賞賜貿易，亦不願投入西夏陣營，對西夏尚有相當牽制作用。

元昊稱帝之初，宋臣僚多主強硬，但經三川口，好水川兩役，宋軍敗沒，主戰派氣奪，不得不轉采守備之策。而增兵設守，軍需浩繁，宋人鹹感西事日艱，和議論乃漸告抬頭。慶歷元年（一O四一），擔任延州統帥的范仲淹曾致書元昊，以財貨通市之利，勸其棄戰言和 。知諫院張方平也建議宋仁宗，乘南郊大禮，降赦招納元昊。西夏方面，由於戰爭消耗，貿易中斷，也已物價飛騰，公私交困。但元昊恃勝狂妄，和議仍未展開。

宋朝既無力制服西夏而反為所困，影響所及，遂引起契丹的覬覦，乘機脅迫宋朝，圖取利益。宋人再度面臨西北交逼的危機。

慶歷元年十二月，遼興宗以伐宋詔諭諸道、會諸軍於燕，為威迫之計。繼於次年正月，遺使入宋，要求瓦橋關南十縣故地，並質問宋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浚水澤，增益戍兵的緣故。幸而宋朝對此早得情報，有心理準備。一面建大名為北京，整軍備戰，表示抵抗的決心。— 面派富弼赴遼談判，以維護和平關係。

富弼是北宋傑出的外交人才。他成功地說服了遼興宗放棄割地的要求。願意在和親與增加歲幣兩種條件之間作選擇。富弼還汴，報告交涉情形。這時宋朝由宰相呂夷簡等決策。對遼的回復是和親則無金帛，若能使西夏降服於宋，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共三種條 件，給遼選擇。這年八月，富弼二度赴遼，遼興宗爽快的選取了增歲幣二十萬的條件。增幣交涉遂告結束，這固然是宋廷遭受新的屈辱與損失。但遼興宗貪得財利，訂下命夏納款的承諾，後來卻導致遼夏衝突，宋朝得到以遼制夏的效果，扭轉了外交頹勢，也有助於西夏問題 的解決。

慶歷二年閏九月，宋軍對夏戰爭，又有定川之敗，至此，宋朝和談之意更決。這時宋遼增幣協議剛成立，遼使來宋，表示西夏有意求和，於是和談之門開啟。宋朝傳告元昊，若能稱臣納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禮數必優於前。宋朝招撫之意迫切，但元昊挾軍事勝利，談 判態度仍甚強硬，堅持不肯放棄帝號。宋朝只好再通知契丹，請遼興宗依約，勸諭西夏降服。而西夏在宋朝歲賜貿易之利招誘下，仍只願稱男而不稱臣，宋朝因為西夏稱臣於遼，若不臣服於宋，恐有後患，所以對此也不肯讓步。後來元昊為多得貨利，願以歲賣西夏所產青鹽 十萬石，及增歲賜之數為條件，納款稱臣。宋朝同意增歲賜至二十五萬，至於青鹽，因關係宋朝官營之解鹽銷路，且予夏太多，恐引起契丹再生枝節，所以不能接受。僵持到三年十二月，元昊雖同意稱臣，卻堅持通市青鹽，增歲賜至三十萬，宋廷不允。

元昊怒掠秦州，宋夏和議已瀕於破裂。但在此僵持之際，遼夏卻爆發了衝突，使西夏態度驟然轉變。

宋遼增幣交涉，宋方以增付十萬為代價，由遼諭夏降服，遼興宗滿懷信心，以為指呼之間，便令元昊依舊稱臣。不料元昊數勝宋師，雄心益熾，自稱西朝，以契丹為北邊，對契丹迫和之諭，不甘服從議久不決。而興宗素以強盛誇中國，對元昊不受約束，遂以為恥，思加 討伐，以立威望。此外，元昊娶興平公主，為興宗之姊，元昊待之甚薄，怨病而死，興宗更為不平。西夏方面，以遼向為對宋同盟，今契丹卻利用夏與宋戰之機會，坐取增幣之利，反而迫其向宋臣服，積怨遂起。此時適有契丹西南部分黨項羌族叛附西夏，元昊受之，並出兵 援護。興宗大怒。決心伐夏。

慶歷四年七月，遼遣使告知宋朝將伐西夏，並以「元昊負中國，當誅」（長編卷一五一）為藉口，要求在遼夏交戰時，如元昊求和稱臣，宋廷應予拒絕。接著在十月間，遼就動員騎兵二十餘萬，分三路渡黃河攻夏，但元昊誘敵深入，遼軍入境四百里，即為所敗，死者不 可勝計。

遼夏衝突既起，宋夏和議遂急轉立下。因為元昊恐兩面受敵，聞契丹來攻，印放棄頑強的談判態度，遣使入宋，表示接受歲賜二十五萬五千的最後條件，而稱臣納款。宋朝雖顧忌契丹的態度，一時朝議紛紛。但終於採取了比較主動的策略。遣使告知契丹，宋夏達成和議 ，事在遼夏衝突之先，故宋方難拒西夏的稱臣納款。並於十二月間，正式遣使冊封元昊。宋夏和議遂告成立。另外宋朝曾於九月間，先告知西夏，即將遺使封冊，這也使元昊得以專力抗遼。遼師既敗，遂不敢輕宋。宋朝可說既舒北憂、復解西師，進而爭西東亞國際運用的主 動地位。這應是宋廷數年間，博采群議，運用財貨，以夷制夷的外交收穫。（參見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

要之，當元昊之叛，宋人以承平已久，天下富盛，乃采強硬政策，謀制西夏。不料西師屢挫，甚至引起契丹要索，西北交困。至是宋廷以實力不足，只得藉財貨外交，對遼讓步，以夷制夷。從而引發遼夏戰爭，元昊亦稱臣納款。雖然仍不能免於歲幣買和之譏。但總是解 決了危機，安定得以恢復了。

肆、聯金滅遼與靖康之禍

宋人自太宗伐遼失敗，到真宗訂盟輸幣，恢復燕雲的大計不得不告擱置。但澶淵之盟訂立不到四十年，契丹乘宋敗於夏，勒索關南地，宋被迫增幣二十萬始獲解決，而且在交割文書中，使用不平等的「納」字。仁宗為此，曾當大臣之面，落淚涕泣。負責交涉的富弼懇請 益修武備、匆忘國恥。神宗青年繼位，厲行新政，更強調「北方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增數十萬以事之。為子孫者寧有是乎」。顯然圖燕復仇，實為變法圖強的目的。其後哲宗、徽宗兩朝，新黨執政，亦以紹聖、崇寧為號召，可見其一貫政策之所在。

宋朝變法，雖志在圖燕復仇，但對契丹之強，卻深懷忌憚，故其步驟是先滅取西夏，以斷匈奴右臂。主持變法的王安石曾正告神宗：

方今四夷，南方事不足計議，惟西方宜悉意經略。經略西方則當善遇北方，匆使其有疑心。緣四夷中，強大未易兼制者，惟北方而已。（長編卷二三六）

在這種計劃下，有神宗元豐年間之五路伐夏，雖兵敗靈武，所謀不成，但哲、徽兩朝仍繼起圖功。尤其徽宗崇寧以後，更以童貫總兵，摧破吐蕃。收復涅鄯，繼而深入河隴，攻逼西夏，終使西夏勢屈，向宋謝罪請和。新黨以開邊有成，又有宿將精兵可用，好事之輩，遂 倡興北師。適女真崛起，契丹不支，在聯夷攻夷的傳統經驗下，海上邀盟，聯金滅遼，就成宋人圖燕復仇的良策了。

宋徽宗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女真阿骨打大破遼兵，稱帝建國。次年，燕人馬植投書雄州，自請歸宋，獻聯金圖遼之策，新黨蔡京、童貫等力主可行，圖遼之議大起。政和八年，宋遣馬政等為使，乘船自登州渡海，閏九月見阿骨打，表達通好之意，並議共伐大遼。時 金當初興，尚無滅遼把握，宋乃富庶大國，既遣使通好，首議聯盟，金人當然樂於合作。宣和元年（一一一九）正月，金使李善慶等至汴報聘。但這時宋廷忽得消息，謂契丹已割遼東之地，封金主為東懷國王，於是夾攻之議作罷。只派軍校送金使回國。後宋朝得知遼金和議 不成，貫等既欲借外援圖遼，遂建議再度遣使。二年三月，宋使趙良嗣（徽宗賜投宋之燕人馬植姓名）等自登州泛海，見阿骨打於軍中。五月金破遼上京，良嗣遂與阿骨打談判，議定宋金夾攻契丹。金取中京，宋取燕京，宋以契丹歲幣五十萬與金。但宋朝又要求取得遼西京 （山西大同）之地，及不屬燕京的平、營二州，金人不允，往復爭議，不得結論。這時蔡京退職致仕，接著方臘叛於浙江，東南多事，宰相王黻又與童貫失和，徽宗對夾攻之議大為消極。只籠統的回復金國：「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交涉已告停頓。

阿骨打得金使之報，認為宋意絕好，遂自行攻遼。宣和四年（一一二二）正月，破遼中京，三月入西京，天祚西奔。留守燕京的契丹大臣擁趙王淳為帝。宋相王黻鑒於遼師屢敗，內部分裂，國力大衰，燕地可取。否則為女真所得，中國不免事之。且若獨立取燕，可免歲 幣及盟約的約束。而童貫以平方臘之亂，亦自信軍威大振，請舉兵圖遼。於是徽宗意動，不顧大臣鄭居中等的反對，命童貫督西師諸將北進。但在五月間，范鄒一戰為遼所敗。徽宗聞敗，大懼，即命班師。適耶律淳於六月病死，其妻蕭氏聽政。王黻聞訊，力主再戰，徽宗乃 覆命童貫治軍。九月，遼常勝軍帥郭藥師又以涿州來降。蕭後為此遣使奉表請稱臣，惜童貫不受，並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北伐，然仍為遼所敗。士卒蹂踐，軍實委棄，狼狽更甚於前。

宋軍初次攻燕，金人恐宋先取燕京，歲幣不可得，即主動遣使來議。宋朝由於兵敗范村，又思利用金人之力，故遣趙良嗣等赴金報聘。重申前約，義無更改。但卻把夾攻解釋為宋進兵至燕京，金亦自古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而且仍要求事後平營等州也給宋朝。金人則堅 持夾攻滅遼之後只交宋人燕京所屬六州（平、營不在內）。宋廷還不肯放棄，而童貫以二次攻燕失敗，己完全失去作戰信心，竟密遣王瓖赴金，請金依約進攻。十二月，阿骨打三路進兵。蕭後等出走，燕京遂為金人所據。

燕京的攻陷，全為金兵之力，宋人毫無夾攻之實，金人輕宋之心大啟。因此在歸地交涉時，雖未拒絕，卻漫為要求。宋朝為速成復燕之功，曲意遷就。除原許歲幣五十萬之外，另輸燕京代稅錢百萬緡。為換取山後諸州，又同意犒軍絹二十萬匹，及借糧十萬石。宣和五年 四月，金使持誓書以燕京六州來歸。至此，經過三年多的往返交涉，宋金盟約始正式締訂。宋軍隨即入燕，但所在金帛，富戶皆為金人席捲而丟，宋人所得，幾為空城。

宋以軍旅難恃而心切燕雲，至不惜聯金滅遼，本非得計。

但宋不伐遼，遼亦將亡。宋人委曲求全，施以厚幣籠絡，終使燕地歸宋，故聯金滅遼，尚非全無所得。遺憾的是宋人既自知無一戰之力，則理應善守信約，勤修武備，免予金人啟釁之機，期維持和平於相當歲月。不料宋廷在下列三事卻處置乖方，致復燕年餘，金人即敗 盟南侵。

一、納張覺之降：金撤兵東歸，驅迫舊遼官吏富戶東徙。燕民流離道珞，不勝其苦，遂說平州守將張覺叛金降宋，縱燕民復業。徽宗竟採信王黻的建議，詔命接受，厚加安撫。及金重兵來攻，覺敗逃投宋。宋納而匿之。後因金人來索，並責納叛，宋又殺覺，以其首級與 金。金既不滿於宋，而燕之降將及常勝軍亦告解體。

二、西京交地糾紛：宋金曾協議以糧十萬石及銀絹二十萬為代價，遼西京之地給與宋朝。而金帥粘罕以宋人招納叛亡，違反盟誓，反對與宋。結果只交割了武、朔二州。而金人索所許之糧，卻為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譚稹所拒，金人更加憤恨。

三、宋謀聯殘遼：由於宋金交惡，而遼天祚帝尚有殘餘勢力，宋廷竟又異想天開，遣番僧以御筆絹書詔誘天祚，欲迎其入宋，待以皇弟之禮，留為後用。事為金人所知，遂有南侵之意。

宣和七年（一一二五）二月，天祚被俘，遼亡。至是金別無他顧。這年十一月，金兵即分東西兩路，大舉南下。宋金盟好破毀。東路金兵由斡離不統帥，由於郭藥師叛降，燕京迅速被陷。至於河北邊防，因太平日久，早已廢馳敗壞，故望風奔潰。金兵費時不過月餘，即 已渡河犯汴。而徽宗聞金兵南寇，即禪位太子，離汴出走。欽宗倉促繼位，如何應付局勢，全由朝議左右。當時大臣多認為金兵勢強，京城難守，主張欽宗離京避敵，再圖恢復。獨李綱堅持迎戰禦敵。他強調天下城池未有如都城之固者，捨此何之。此外更舉澶淵之盟的歷史 經驗以斥避敵之非。他說：

昔者契丹擁百萬之師，直抵澶淵，當時若從避幸之請，豈得天下太平百有餘年，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寇萊公堅欲御駕親征。鸞輿既渡，遂殄撻攬，戎人喪氣，遣使請和，河北遂復。今日之事與之同矣，豈可緩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七）

欽宗受此激勵，一度下詔親征，尋又改為留京禦敵。並以李網為「御營京城四壁守禦使」，總司其事。

宋朝原采強幹弱枝政策，屯勁旅於京師以制天下，但其後為防備遼夏，禁旅外移日多，京師兵力日趨薄弱。徽宗以後，蔡京、童貫相繼用事，開邊西北，京防更為做壞。故徽宗聞金兵南下，急急下詔勤王，又禪位出走。李綱總司城守，即以兵力不敷使用，只好榜募敢勇 效命，甚至令百姓上城，協助守禦。汴京戰備如此，當時情勢可謂危殆。因此，欽宗雖勉強留汴，卻心懷恐懼，另遣使節赴金求和。而斡離不以西路軍被阻太原，未能來會，攻汴不易。故僅元月七、八兩日攻城不克，即遣使勒索金帛，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等事為退兵 條件。欽宗用主和派之言，已決定接受。這時剛好西北宿將種師道督部分秦鳳兵入援，四方勤王之師亦漸集城下。欽宗轉用李綱急戰之論。惜二月一日，宋軍夜襲金營失敗。宋廷大懼，罷李綱以謝。遂屈從金人要求，盡括京城金帛以付，並割三鎮。斡離不以懸軍遠入，且宋 西北邊軍入援，不無顧忌，因而飽載退師。

這次汴京解圍，並非守城宋軍一戰克敵，或城防堅固，金人屢攻不逞。而是粘罕受阻太原，關陝西兵大舉入援，金人心存顧忌，宋廷又以土地、金帛飽饜所欲，方始換得的屈辱結果。宋人既懼金虜難當，理應謹守新盟，避免糾紛，並整軍經武，以圖將來之恢復。但金兵 甫退，困李綱等主戰派之反對，宋廷悔割三鎮。並謀策動降金之遼將為內應及聯西遼以報仇於金，而其書函皆為金人所得。於是金廷益怒，復於八月，分兵兩路南侵。這時入援之關陝邊軍已因奉命赴援三鎮，相繼敗覆，故金兵所過輒破。十一月，汴京又告警被圍。

金人二次南寇，來勢較前役兇猛，但宋廷之應付仍甚慌亂。欽宗一面改用主和派，—面又遣使求和。而對金人堅索的三鎮是否割棄，則爭議不決。直到金兵逼臨黃河，始決定割讓三鎮，但金人又改欲畫河為界。等到欽宗決定接受條件，金兵已經渡河了。另外，對於欽宗 是否離京避敵，也一再爭論。老將種師道罕皆主避敵，欽宗卻不能迅速決斷。最後領開封府何鹵入見，強調周之失計，未有東遷之甚者。欽宗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七），守城之議遂定。未幾金兵圍城，更以何鹵為相，主持大局。

欽宗雖又在何鹵以歷史經驗說服下，再度留京應敵，實際上卻也遣使許割兩河，期循前役，守城約和，化解危局。但當時汴京武備之薄弱，較之年初，更為惡化，有謂僅衛士三萬可用者。而金兵東西兩路，全師十萬，攻城之強猛，遠非前役可比。在這種敵寇凶勁，外無 強援，內乏練卒的危急情況下，剛斷寡謀的何鹵竟乞靈於術士郭京，以市井無賴出戰，致為金兵所乘。守城僅二十餘日，京師即告淪陷，遂至和無可議。

平情而論，北宋末年，金以方興之銳，破遼如摧枯拉朽，而童貫以秦晉素戰之兵，兩次伐燕，皆為遼所敗，宋弱金強，其勢甚明，故聯金滅遼，非為得計。但在宋人財貨籠絡下，終究得償復燕的宿願，因此尚非全無是處。宋人之誤是復燕之後，致釁召寇。而取禍之尤， 則是欽宗胸無定見，和戰徘徊。不顧汴京空虛，採取了景德冒險迎敵的策略，卻背棄了真宗持重守盟的態度。主和者畏葸無謀，主戰者輕躁致敗，卒有淪亡之禍。可見靖康之禍，並非聯金滅遼的必然結果，而是人謀不臧的意外國難。當然，歷史經驗對北宋國是的影向。也是 深值吾人省思的話題。

伍、聯蒙滅金

汴京淪陷，徽、欽二帝被俘後，宋高宗採取避敵、抗戰、求和的方針，經十餘年的戰爭，終於與金再成和議，成偏安之局。此後雖有完顏亮南侵被弒與孝宗北伐失敗，及韓侂胄開邊 喪師，宋金關係大致維持穩定。直到十二世紀末年，蒙古諸部漸強，對金的威脅日益嚴重，東亞大陸的國際形勢才增加—個強力的變動因素。這時南宋對蒙古的興起頗為注意，常令赴金使節隨時詢訪。有的報告認為其人驍勇剽悍，意氣方銳，金國受此侵擾，久而兵連禍結， 危亡之兆，端在於斯。而韓侂胄的 北伐，其中一部分的誘因就是以為金為蒙古所困。情勢可以利用。

韓侂胄北伐的同年（一二O六年），蒙古鐵木真即汗位建國，數年後即發動大規模的攻金戰爭，東亞大局為之驟變。金兵經過三年的抵抗，勢漸不支，遂於宋寧宗嘉定七年（一二一四）遷都至汴，憑藉黃河及潼關之險，阻抗蒙古。宋人如何處理這種新形勢，一時議論紛 歧。一則擔心金都南遷，對宋不利。另外也顧慮新興的蒙古是南宋更大的威脅。所以雖然不少人認為金是必報之世仇，應把握金為蒙古所逼的機會，斷絕與金的屈辱關係，將歲幣移用於邊備，振奮民氣。但也有人認為金固為宿仇，卻為當前的屏障，宜遣使予幣，使得拒韃。 由於對金的畏懼，當時宰相史彌遠傾向扶金以為屏障的主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金國有適當的善意對應，宋朝是可能採行助金抗蒙的政策的。可惜在金遷都汴京後，宋遣使赴金賀節，並向金宣宗表達減少歲幣的願望。金國不但沒有同意，反而在嘉定十年，利用蒙古主力西 征的機會，發動對南宋的侵略，以為取償之計。金國的南侵，迢行了七年，損耗了實力，更嚴重的是加深南宋對金的仇恨。宋助金抗蒙既不可能，聯蒙攻金之論遂告抬頭。

由於金人大舉南侵的剌激，宋朝開始遣使與蒙古連絡。蒙古也因攻金不易，企圖假道宋境，所以對與宋通好，表現積極。雙方使節往返，似頗熱絡。但不久，宋朝又對此趨於冷淡。

因為聯金滅遼的教訓，使宋人不得不謹慎。如真德秀強調「蒙古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真西山集卷五）另外，也有人認為蒙古興起，萬一佔取中原，與宋為鄰，也無非是景德之契丹，建炎之女真。同時金國方 面，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金哀宗繼位，也改變政策，在第二年宣佈停止對宋界的攻掠。宋金和平恢復。聯蒙的行動隨之作罷。

南宋在史彌遠當政之下，雖然對通好蒙古，採取謹慎的態度，但對蒙古崛起可能帶來的威脅，並無警覺。只知被動維持現狀。無意改革弊政，強化邊備。一幅因循苟安的景像。因而在應付金、蒙的問題時，越來越陷於被動與劣勢的地位。

宋理宗寶慶三年（一二二六），成吉思汗滅西夏，次年去世，未及完成滅金的計劃。但他臨終時，留下假道於宋以滅金的遺訓。指出金精兵在潼關，南捂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破之必矣。（元史卷一） 紹定二年（一二二九），窩闊台繼承汗位，又大舉攻金。金北憑黃河，西據潼關，蒙軍仍少有進展。於是假道宋境滅金，成為不得不採用的戰略。

蒙古對宋假道，是用蠻橫的武力強行方式。紹定四年三月，蒙軍自寶雞越秦嶺，攻入宋境，連陷陝南川東要地。所至輒肆為寇掠破壞，甚至全城屠殺。然後向宋人提出假道的要求。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禦敵無方，遂在蒙古重兵的脅迫下，同意提供蒙軍糧草，並派人擔任嚮導，引蒙古軍通過宋境，進入河南。金人聞警，急調大軍堵截，但次年正月，鈞州（河南禹縣）附近一戰，金軍大敗，主力盡喪。黃河天險亦失，汴京危急。

六年六月金哀宗奔蔡州（河南汝南），為蒙軍所圍。

聯金滅遼，議起於宋。聯盟滅金，則主動為蒙，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橶使宋，議夾攻金國。朝臣皆以為可遂復仇之舉。雖有人提醒宣和海上之盟，迄以取禍，不可不鑒。理宗不聽，即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使報許。次年雙方議定，合攻蔡州。（宋史紀事本末卷九 十一） 另一方面，金則遣使來宋，以唇亡齒寒之理，欲說南宋，同御大敵o但為宋所拒。（金史卷十八） 這年（一二三三）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率軍赴蔡州會攻，並助濟蒙古軍糧。金兵雖頑強抵抗，終難挽頹勢。

激戰至次年（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正月，宋軍首先登城。蔡州遂陷，金哀宗自縊，金國滅亡。

宋蒙滅金以後，雙方各自退軍，大致以陳（河南淮陽）蔡二州劃界。但為時不過半年，雙方戰爭即告爆發。宋蒙由聯合滅金，迅速變為正面軍事衝突。不過這並非重踏宋人聯金滅遼的覆轍。因為宣和之約壞於金兵敗盟南侵。而蔡州之約則敗於宋人的主動北伐。事實上， 金國亡後，以趙范、趙葵兄弟為首的宋朝邊帥就提出乘時撫定中原，仿金人守河據關的建議。這種恢復之說，當時除宰相鄭清之極力贊成之外，遭到許多人的反對。他們認為以南宋的國力，無法取河南，縱取之，亦不能守。當務之急是改革弊政，增強軍備實力，不可輕舉妄 動。（宋史卷四一六）而理宗皇帝因權相史彌遠去世，初親國政，一時頗想有作為，建立功業，又以滅金成功的鼓勵，遂起了恢復失地的願望。於是宋廷授趙范為兩淮制置大使，節制沿邊軍馬，刻日進兵。六月，宋將全子才、趙葵相繼率軍進發。沿途所過，類皆空城，一片 殘破荒蕪景象，亦未遇敵戰鬥，故順利方公七月進入汴京、洛陽。但蒙古斂兵北退，並非要放棄河南，而是伺機待發。當宋軍在進兵途中，窩闊台即召諸王集議，定下滅宋方針。故宋軍入洛陽不久，即遭蒙軍突擊，加以糧運不繼，被迫撤退。蒙古軍乘勢掩擊追殺，宋軍大潰 ，所得諸地復失。

蒙古既有滅宋的方針，又有宋軍進侵汴、洛的藉口，當然不會放棄攻宋良機。端平二年（一二三五）春，蒙古除發動第二次西征之外，另由皇子闊端、曲出等帥師，分別從四川、京湖、兩淮大舉攻宋。寇川蒙軍陷沔州（陝西略陽）、階州（甘肅武都），入成都，屠民焚 城而去。京湖方面，蒙軍屠棗陽（湖北棗陽）、德安（湖北陸安），陷襄陽，直抵江陵，謀渡長江未成。適因曲出去世，川、湖蒙軍北返。戰局始告緩和。兩淮地區則宋軍防禦較成功，蒙軍攻光州（河南黃川）、廬州（安徽除縣）、真州（江蘇儀征）皆不下。雖然曾一度到 達建康（南京）對岸，也為宋軍擋住。退軍而去。但為時不到一年，蒙軍再度南下，蹂躪西川、兩淮州郡，直到淳佑元年（一二四—），窩闊台去世，此後數年，由於蒙古汗位未定，政局動盪，對南宋的攻勢才告緩。（參見胡昭曦.宋蒙關係史）

聯蒙滅金，宋方由於蒙古主動邀約，當時金己難免滅亡之運，宋若拒蒙古之邀，可能為蒙古所侵，也會引起蒙古的不滿。加以宋軍在滅金之役中，表現不錯。所以南宋與蒙古會師滅金之舉，並非失策。固然南宋接著北伐，引發了蒙古的南侵。但蒙古原有征服宋朝的野心 。所以端平入洛，只是給蒙古很好的南侵藉口而已。至於南宋滅亡，是四十多年以後的事，自有其和戰過程的轉折為因果。不是聯蒙滅金所應負責的。

結語

從前面的論述，我們對宋代的聯夷外交政策可進一步得到三點認識：

〔一〕由於宋太宗伐遼失敗，宋朝暴露武力難恃的弱點，以後聯夷攻夷或以夷制夷就成宋朝對外經略或禦敵圖存的慣用策略。北宋時期，這替聯夷外交多由宋人主動。南宋時期，則以聯金滅遼的教訓，對聯蒙外交較為謹慎被動。

〔二〕雖然聯夷外交中，聯金滅遼與聯蒙滅金先後演變成靖康之禍與蒙古入侵的危局，但這是宋人處置失當與客觀條件使然，並非是聯夷政策的必然結果。而且宋真宗聯蕃制夏，曾使李繼遷挫死西涼，德明就撫。宋仁宗以遼制夏，更造成遼夏衝突、宋夏和議成立。所以 聯夷外交仍有重要收穫。

〔三〕宋太宗聯渤海、女真攻遼及宋仁宗聯唃廝囉攻元昊，都 是聯弱攻強，故難收成效。真宗聯吐蕃（潘羅支）制西夏（李繼遷）及慶歷以遼制夏則是以強制強，故能變化情勢。聯金滅遼與聯蒙滅金，都是聯新強以報舊仇，政策在基本上，有其可行之道，只是後續對應不言，本身軍事戰力又不足以為後盾，致使超強成為新敵，宋朝步 步陷入被動。

宋人張升曾謂：「（宋）內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割據，獨夷狄為可慮。」（邵雍.聞見前錄卷十九）宋朝軍事不振，而面對遼、夏、金、蒙古等迭興的「夷狄」優勢武力，周旋其間，竟能立國三百餘年，並形成了高度的文明；這固然不能不承認其外交的策略有相當貢 獻。但宋代最後仍由於外交乖謬、朝政不綱，國防敗壞，不免為「夷狄」所亡。此實為吾人談史所不得不深思長歎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