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 - 漢文會館藏書

三民主義

孫文(1866-1925)，又名孫中山、孫明德、孫逸仙，中華民國國父。《三民主義》是孫文於民國13年1月27日至8月24日期間於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禮堂舉行之16次演講的筆錄，經講者修正後出版。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第一講(民國13.1.27.)

諸君：今天來同大家講三民主義。什麼是三民主義呢？用最簡單的定義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什麼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三民主義係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今天先講民族主義。這次國民黨改組，所用救國方法，是注重宣傳。要對國人作普遍的宣傳，最要的是演明主義。甚麼是民族主義呢？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講，我可以用簡單一句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像廣東兩姓械鬥，兩族的人，無論犧牲多少生命財產，總是不肯罷休，這都是因為宗族觀念太深的緣故。因為這種主義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犧牲。至於說到對於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

我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便不適當。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哪遜。哪遜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民族；一是國家。這一個字雖有兩個意思，但是它的解釋非常清楚，不容易混亂。本來民族與國家，相互的關係很多，不容易分開，但是當中實在有一定界限，我們必須分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民族。我說民族就是國族，何以在中國是適當，在外國便不適當呢？因為中國自秦漢以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外國有一個民族造成幾個國家的，有一個國家之內有幾個民族的。大家都知道英國的基本民族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但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不只英國有這種民族，就是美國也有很多盎格魯撒克遜人。所以在外國便不能說民族就是國族。

但民族和國家是有一定界限的，我們要把他來分別清楚，有什麼方法呢？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一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

再講民族的起源。世界人類，本是一種動物，但和普通的飛禽走獸不同。人為萬物之靈。人類的分別，第一級是人種，由白色、黑色、紅色、黃色、棕色五種之分。更由種細分，便有許多族。造成這種種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便很複雜。

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根源於黃色血統而成。祖先是什麼血統，便永遠遺傳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量是很大的。次大的力是生活。謀生的方法不同，所結成的民族也不同，像從前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遊牧為生活，什麼地方有水草，便遊牧到什麼地方，移居到什麼地方。由這種遷居的習慣，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蒙古能夠忽然強盛，就本於此。當蒙古族最強盛的時候，元朝的兵力西邊征服中央亞細亞、阿拉伯及歐洲之一部份；東邊統一中國，幾幾乎征服日本，統一歐亞。其他民族最強盛的像漢族，當漢唐武力最大的時候，西邊才到裏海。像向羅馬民族武力最大的時候，東邊才到黑海。從沒有一個民族的武力能夠及乎歐亞兩洲，像元朝的蒙古民族那樣強盛。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夠那樣強盛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人民的生活是遊牧，平日的習慣便有行路不怕遠的長處。

第三大的力是語言。如果外來民族得了我們的語言，便容易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個民族。再反過來，若是我們知道外國語言，也容易被外國人同化。如果人民的血統相同，語言也同，那麼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語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

第四個力是宗教。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剌伯和猶太兩國，已經亡了許久，但是阿剌伯人和猶太人，至今還是存在。他們國家雖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就是因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猶太人，散在各國的極多，世界上極有名的學問家，像馬克斯、愛因斯坦，都是猶太人。在像現在英美各國的資本勢力，也是被猶太人操縱。猶太民族的天資是很聰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雖流離遷徙於各國，猶能維持其民族於長久。阿剌伯人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也是因為他們有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極深的民族，像印度，國家雖然亡到英國，種族還是永遠不能消滅。

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如果人類中有一種特別相同的風俗習慣，久而久之，也可自行結合成一個民族。

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所以用這五種力來和武力比較，便可以分別民族和國家。

民族主義第二講(民國13.2.3.)

自古以來，民族之所以興亡，是由於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為天然淘汰。人類因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候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現在人類中，都已經絕跡了。就天然淘汰力說，我們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這種人為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

中國幾千年以來，受到了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這兩次亡國，都是亡於少數民族，不是亡於多數民族。那些少數民族，總是被我們多數民族同化。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有痛癢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通人都不易生感覺，像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大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成了列強的殖民地。全國人到今還只知道是列強的半殖民地，這半殖民地的名詞，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了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利害。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所以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作次殖民地。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為很恥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叫做次殖民地。

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起來壓迫。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個什麼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

民族主義第三講(民國13.2.10.)

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中國到今日已經失去了這個寶貝。依我的觀察，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已經失去了，這是很明白的；並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經失去了幾百年。試看我們革命以前，所有反對革命很利害的言論，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再推想到幾百年前，中國的民族思想，完全沒有了。

康熙末年以後，明朝遺民逐漸消滅、當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覺得大事去矣，再沒有能力可以和滿州抵抗，就觀察社會情形，想出方法來結合會黨。他們剛才結合成種種會黨的時候，康熙就開博學鴻詞科，把明朝有智識學問的人，幾乎都網羅到滿州政府之下。哪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專靠文人去維持民族主義，便對於下流社會和江湖上無家可歸的人收羅起來，結成團體，把民族主義放到那種團體裡去生存。這種團體的份子，因為是社會上最低下的人，他們的行動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講的語言，去宣傳他們的主義，便令人不太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遺老實在有真知灼見。

至於他們所以要這樣保存民族主義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時候，富人的寶貝，自然要藏在很貴重的鐵箱裡頭。到了遇著強盜入室的時候，主人恐怕強盜先要開貴重的鐵箱，當然要把寶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了危急的時候，或者要投入極汙穢之中，也未可知。故當時明朝遺老想保存中國的寶貝，便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會中。所以滿州二百多年以來，無論是怎樣專制，因為是有這些會黨口頭的遺傳，還可以保存中國的民族主義。當日洪門會中，要反清復明，為什麼不把他們的主義保存在智識階級裡頭呢？為什麼不做文章來流傳，如太史公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呢？因為當時明朝的遺老看見滿州開博學鴻詞科，一時有智識有學問的人差不多都被收羅去了，便知道那些有智識階級靠不住，不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所以要在下流社會中藏起來，便去結合那些會黨。在洪秀全時代，反清復明的思想已經傳到了軍隊裡頭，但因洪門子弟不能利用他們，故他們仍然只是清兵。

又有一段故事，也可以引來證明：當時左宗棠帶兵去征新疆，由漢口啟程到西安，帶了許多湘軍、淮軍經過長江。那時會黨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會；散在長江的，叫做哥老會。哥老會的頭目，叫做大龍頭。有一位大龍頭在長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漢口。那時清朝的驛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會的碼頭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見他的軍隊自己移動集中起來，排起十幾里的長隊。便覺得非常詫異；不久接到一件兩江總督的文書，說有一個很著名的匪首，由漢口逃往西安，請他拿辦。左宗棠當時無從拿辦，只算是官樣文章，把這件事擱起來。後來看見他的軍隊移動得更厲害，排的隊更長，個個兵士都說去歡迎大龍頭，他還莫名其妙。後來知道了兵士要去歡迎的大龍頭，就是兩江總督要他拿辦的匪首，他便慌起來了。當時問他的幕客某人說：「什麼是哥老會呢？哥老會和這個匪首有什麼關係呢？」幕客便說：「我們軍中自兵士以至將官，都是哥老會，那位拿辦的大龍頭，就是我們哥老會的首領。」左宗棠說：「如果是這樣，我們的軍隊怎樣可以維持呢？」幕客便說：「如果要維持這些軍隊，便要請大帥也去做大龍頭；大帥如果不肯做大龍頭，我們便不能去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別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軍隊，所以便贊成幕客的主張，也去開香堂，做起大龍頭來，把那些會黨都收為部下。由此可見左宗棠後來能夠平定新疆，並不是利用清朝的威風，還是利用明朝遺老的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自清初以來，保存了很久；從左宗棠做了大龍頭之後，他知道其中的詳情，就把碼頭破壞了，會黨的各機關都消滅了，所以到我們革命的時候，便無機關可用。這個洪門的機關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真是老早亡了。

中國的民族主義既亡，今天就把亡的原因拿來說一說。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以被異族征服的原因為最大。凡是一種民族征服別種民族，自然不准別種民族有獨立的思想。所以民族主義滅亡的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被異族征服。征服的民族，要把被征服的民族所有寶貝，都要完全消滅。滿州人知道這個道理，從前用過了很好的手段，康熙時候興過了幾次文字獄。但是康熙還不如乾隆狡滑，要把漢人的民族思想完全消滅。康熙說他是天生來做中國皇帝的，勸人不可以逆天；到了乾隆，便更狡滑，就把滿漢的界限完全消滅。所以自乾隆以後，智識階級的人多半不知有民族思想；只有傳到下流社會。但是下流社會雖然知道要殺韃子，只知道當然，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消滅了幾百年。這種消滅，是由於滿州人的方法好。

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消滅，本來因為是亡國，因為被外國人征服。但是世界上民族之被外國人征服的，不只中國人，猶太人也是亡國。猶太人在耶穌未生之前，已經被人征服了；。故自耶穌以後，猶太的國雖然滅亡，猶太的民族至今還在。又像印度也是亡國，但是他們的民族思想，就不像中國的民族思想一樣，一被外國征服的，民族思想便隨之消滅。何以外國亡國，民族主義不至於亡，而中國經過了兩度亡國，民族思想就滅亡了呢？。這都是由於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漸由民族主義進於世界主義。所以歷代總是用帝國主義去征服別種民族。

但是中國征服別國，不是像現在的歐洲人，專用野蠻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謂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經有了受病的根源，所以一遇到被人征服，民族思想就消滅了。這種病的根源，就是在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如現在的英國，和沒有革命以前的俄國，都是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到了現在，英國的帝國主義還是很發達，我們中國從前的帝國主義，或者還要駕乎英國之上。

英俄兩國現在生出了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是有智識的學者提倡出來的，這是什麼思想呢？是反對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說民族主義是狹隘的，不是寬大的。簡直的說就是世界主義。現在的英國和以前的俄國、德國以及中國現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贊成這種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我常聽見許多新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好最新的主義是世界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是不好呢？如果這個主義是好的，為什麼中國一經亡國，民族主義就要消滅呢？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他到底是好是不好呢？

照理論上不能說是不好。從前中國智識階級的人，因為有了世界主義的思想，所以滿清入關，全國皆亡。康熙就是講世界主義的人，他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東西夷狄之人，都可以來中國做皇帝。」就是中國不分夷狄華夏；不分夷狄華夏，就是世界主義。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的國家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都服從。中國從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總想站在他國之上，故主張世界主義。因為普通社會有了這種主義，故滿清入關便無人抵抗，以致亡國。

照進化論中的天然公例說：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優者勝，劣者敗。我們的民族到底是優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適者呢？或是不適者呢？如果說到我們的民族要滅亡、要失敗，大家自然不願意。要本族能夠生存能夠勝利，那才願意，這是人類的天然思想。現在我們民族處於很為難的地位，將來一定要滅亡。所以滅亡的原故，就是由於外國人口增加和政治、經濟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我們現在所受政治力、經濟力兩種壓迫一達極點；惟我們現在的民族還大，所受外國人口增加的壓迫，還不容易感覺，要到百年之後才能感覺。我們現在有這樣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方才能打破我們。如果民族思想沒有失去，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一定打不破我們。

但是我們何以失去民族主義呢？要考究起來，是很難明白的。我可以用一件故事來比喻，這個比喻或者是不倫不類，和我們所講的道理毫不相關，不過借來也可以說明這個原因。這件故事是我在香港親見過的：從前有一個苦力，天天在輪船碼頭，拿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去替旅客挑東西，每日挑東西就是那個苦力謀生之法。後來他積成了十多塊錢，當時呂宋彩票盛行，他就拿所積蓄的錢買了一張呂宋彩票。那個苦力因為無家可歸，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地方收藏，所以他買得的彩票也沒有地方收藏。他謀生的工具只是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他到甚麼地方，那枝竹槓和兩條繩子便帶到甚麼地方，所以他就把所買的彩票收藏在竹槓之內。因為彩票藏在竹槓之內，不能隨時拿出來看，所以他把彩票的號數死死記在心頭，時時刻刻都念看。到了開彩的那一日，他便到彩票店內去對號數，一見號單，知道是自己中了頭彩，可以發十萬元的財；他就喜到上天，幾幾乎要發起狂來，以為從此便可不用竹槓和繩子去做苦力了，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由於這番歡喜，便把手中的竹槓和繩子一齊投入海中。

用這個比喻說，呂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義，是可以發財的。竹槓好比是民族主義，是一個謀生的工具。中了頭彩的時候，好比是中國帝國主義極強盛的時代，進至世界主義的時代。我們的祖宗以為中國是世界的強國，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萬國衣冠拜冕旒」，世界從此長太平矣；以後只要講世界主義，要全世界的人都來進貢，從此不必要民族主義，所以不要竹槓，要把他投入海中。到了為滿洲所滅的時侯，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連自己的小家產都保守不穩，百姓的民族思想一齊消滅了，這好比是竹槓投入了海中一樣。所以滿清帶兵入關，吳三桂便作嚮導；史可法雖然想提倡民族主義擁戴福王，在南京圖恢復，滿洲的多爾袞便對史可法說：「我們的江山，不是得之於大明，是得之於闖賊。」他的意思以為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了的，好比苦力自己丟了竹槓一樣。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德國從前不受壓迫，他們不講民族主義，只講世界主義；我看今日的德國，恐怕不講世界主義，要來講一講民族主義罷！我們的祖宗如果不把竹槓丟了，我們還可以得回那個頭彩，但是他們把竹槓丟得太早了，不知道發財的彩票，還藏在裏面。所以一受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來壓迫，以後又遭天然的淘汰，我們便有亡國滅種之憂。

民族主義第四講(民國13.2.17.)

歐戰之前，歐洲民族都受了帝國主義的毒。甚麼是帝國主義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即中國所謂的勤遠略。這種侵略政策，現在名為帝國主義。歐洲民族都染了這種主義，所以常常發生戰爭，幾幾乎每十年必有一小戰，每百年必有一大戰。其中最大的戰爭，就是前幾年的歐戰，這次戰爭可以叫做世界大戰爭。

當戰爭時有一個大言論，最被人歡迎的，是美國威爾遜主張的「民族自決」。當時威爾遜主張維持以後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條，其中最要緊的是讓各民族自決。當戰事未分勝負的時候，英國、法國都很贊成，到了戰勝之後開和議的時候，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覺得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開放，和帝國主義的衝突太大，所以到要和議的時候，便用種種方法騙去威爾遜的主張，弄到最後和議結局所定出的條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決，不但不能自由，並且以後所受的壓迫，比從前更要利害。由此可見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家民族，已經雄占全球，無論什麼國家和甚麼民族的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要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

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列強因為恐怕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要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我前次所講苦力買彩票的比喻，已發揮很透闢了。彩票是世界主義，竹槓是民族主義，苦力中了頭彩，就丟去謀生的竹槓，好比我們被世界主義所誘惑，便要丟去民族主義一樣。我們要知道世界主義是從甚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由此便可知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好比苦力的彩票藏在竹槓之內一樣，如果丟棄民族主義，去講世界主義，好比是苦力把藏彩票的竹槓投入海中，那便是根本推翻。

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譬如黃老的政治學說就是無政府主義，列子所說：「華胥氏之國，其人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幾千年了，從前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蒲魯東、巴古寧所主張的才是真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有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

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為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彈藥，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以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培根、牛頓那些大學問家所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所以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兩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的科學之偏。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兩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的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都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了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

至於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英國話所說的「武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的為有道理。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為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我們要保守這種精神，擴充這種精神，是用什麼作基礎呢？是用民族主義做基礎。像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是歐洲世界主義的基礎；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有了基礎，然後才能擴充。所以我們以後要講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重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民族主義第五講(民國13.2.24.)

今天所講的問題，是要用什麼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我們要恢復民族主義，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國是多難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時代，那麼已經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才可以圖恢復。如果心中不知，要想圖恢復，便永遠沒有希望，中國的民族，不久便要滅亡。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所以中國受外國政治、經濟和人口的壓迫，這三件大禍是已經臨頭了，我們自己便要先知道。自己知道了這三件大禍臨頭，便要到處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亡國慘禍，中國是難逃於天地之間的。要令四萬萬人都知道我們民族現在是很危險的。如果四萬萬人都知道了危險，我們對於民族主義便不難恢復。

外國人常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中國人對於國家觀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沒有民族團體。但是除了民族團體之外，有沒有別的團體？我從前說過了，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我們失去了的民族主義，要想恢復起來，便要有團體，要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要結成大團體，便先要有小基礎，彼此聯合起來，才容易做成功。我們中國可以利用的小基礎，就是宗族團體。此外還有家鄉基礎，中國人的家庭觀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縣同鄉村的人，總是特別容易聯絡。依我看起來，若是拿這兩種好觀念做基礎，很可以把全國的人都聯絡起來。用宗族的小基礎，來做擴充國族的功夫。在每一姓中，用原來宗族的組織，拿同宗的名義，先從一鄉一縣開始聯絡起，再擴充到一省一國，各姓便可成一個很大的團體。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團體之後，再由有關係的各姓，互相聯合起來，。更令各姓的團體，都知道大禍臨頭，死期將至，都結合起來，便可以成一個極大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

民族主義第六講(民國13.3.2.)

諸君：今天所講的問題，是怎麼樣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像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中的獨強。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極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什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能知和合群，便是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

中國從前能夠達到很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從前中國民族因為道德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州人，後來滿州人也是被中國同化。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復。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侯，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便一無所有，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像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前幾天所看見的孝字，是特別的大，左邊所拆去的痕跡還是很新鮮。推究那個拆去的行為，不知道是鄉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們所駐的兵士做的，但是我從前看到許多祠堂廟宇沒有駐過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見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了，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是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為甚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甚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

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究的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德，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甚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後，一般人便以為中國人所講的仁愛不及外國人，因為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來教育中國人，救濟中國人，都是為實行仁愛的。照這樣實行一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此外國人好得多，在甚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甚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

比方外國人和中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記入賬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便要立很詳細的合同。如果在沒有律師和沒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國人也有學中國人一樣，只記入賬簿便算了事的，不過這種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到沒有立合同的時候，彼此定了貨到交貨的時候，加果貨物的價格太賤，還要去買那一批貨，自然要虧本。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價訂明是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只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貨，便要失五千元，推到當初訂貨的時侯，沒有合同，中國人本來把所定的貨，可以辭卸不要，但是中國人為履行信用起見，寧可自己損失五千元，不情願辭去那批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贊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很多。

但是外國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訂貨，縱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訂明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價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來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貨，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國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東亞住過很久的外國人，和中國人與日本人都做過了生意的，都贊美中國人，不贊美日本人。

至於講到義字，中國人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實在是一個獨立國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麗還是獨立。到了近來一二十年，高麗才失去自由。從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談諭世界問題，當時適歐戰正劇，日本方參加協商國去打德國，那位日本朋友說，他本不贊成日本去打德國，主張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參加德國來打協約國。但是因為日本和英國是同盟的，訂過了國際條約的，日本因為要講信義，履行國際條約，故不得不犧牲國家的權利，去參加協商國，和英國共同去打德國。我就問那位日本人說：「日本和中國不是立過了馬關條約嗎？該條約中最要之條件不是要求高麗獨立嗎？為甚麼日本對於英國能夠犧牲國家權利去履行條約，對於中國就不講信義，不履行馬關條約呢？對於高麗獨立是日本所發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脅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義之有呢？」簡直的說，日本對於英國，主張履行條約，對於中國，便不主張履行條約，因為英國是很強的，中國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歐戰，是怕強權，不是講信義罷。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民族，只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來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爾賽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復以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中國有什麼固有的智識呢？就是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候有很好的政治哲學。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它放在智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智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我們除了智識之外，還有固有的能力。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進中國於世界一等的地位。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外國的長處是科學。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他。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只要用一國便變成十個強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以恢復到頭一個地位。

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怎麼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為中國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十年，安南、緬甸、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擔負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的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

民權主義

民權主義第一講(民國13.3.9.)

諸君：今天開始來講民權主義。什麼叫做民權主義呢？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要先知道甚麼是民。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什麼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甚麼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便要先明白甚麼是政治。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現在民權的定義，既然是明白了，便要明白民權是甚麼作用。環觀近世，追溯往古，權的作用，簡單的說，就是要用來維持人類的生存。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要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相衝突，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權是人類用來奮鬥的。人類自初生以至於現在，天天都是在奮鬥之中。古時候人同獸鬥，只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因為當時民權沒有發生，人類去打那些毒蛇猛獸，各人都是各用氣力，不是用權力。所以在那個時代，人同獸爭，是用氣力的時代。

到了沒有獸類的禍害，人類才逐漸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滿了。當那個時代，甚麼是叫做好地方呢？可以避風雨的地方，便叫做好地方，就是風雨所不到的地方。到了人類過於蕃盛之後，那些好地方便不夠住了，，稍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有風雨的天災。說到人同獸爭的時代，人類還可用氣力去打，到了同天爭的時代，專講打是不可能的，故當時人類之感覺是非常困難的。後來就有聰明的人出來，替人民謀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樹上做居室，替人民謀避風雨的災害。

自此以後，文化便逐漸發達，人民也逐漸團結起來。又因為當時地廣人稀，覓食很容易，他們單獨的問題，只有天災，所以要和天爭。但是和天爭不比是和獸爭，可以專用氣力的，於是發生神權。由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剝奪了，或者自立為教主，或者自稱為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羅馬分裂之後，神權漸衰，君權漸盛。君主專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人民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專制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餘年來，革命的思想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

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我們可以用時代來分析。再概括的說一說：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

到底中國現在用民權是適不適宜呢？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就是民國十三年來，也沒有實行過民權。但是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如果應用民權，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在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是一定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人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人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在兩千多年以前，已經老早想到了。不過在那個時代，還以為不能夠做到，好像外國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時可以做到的。

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現在歐美既是成立了民國，實現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國古人也有這思想，所以我們要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

近代事實上的民權，頭一次發生是在英國；英國在那個時候發生民權革命，正當中國的明末清初。當時革命黨的首領，叫做格林威爾，把英國皇帝查理士第一殺了，此事發生以後，便驚動歐美，一般人以為這是自有歷史以來所沒有的，應該當作謀反叛逆看待。暗中弒君，各國是常有的，但是格林威爾殺查理士第一，不是暗殺，是把他拿到法庭內公開裁判，宣布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所以便把他殺了。當時歐洲以為英國人民應該贊成民權，從此民權便可以發達。誰知英國人民還是歡迎君權，不歡迎民權；查理士第一雖然是死了，人民還是思慕君上。不到十年，英國便發生復辟，把查理士第二迎回去做皇帝。那個時候，剛是滿清入關，明朝還沒有亡，距今不過兩百多年。所以兩百多年以前，英國發生過一次民權政治，不久便歸消滅，君權還是極盛。

一百年之後，便有美國的革命，脫離英國獨立，成立美國聯邦政府，到現在有一百五十年，這是現在世界中頭一個實行民權的國家。美國建立共和以後，便引出法國革命。法國皇帝被殺之後，歐洲各國為他復仇，大戰十多年，所以那次的法國革命，還是失敗，帝制又恢復起來了。但是法國人民民權的思想，從此更極發達。

講到民權史，大家都知道法國有一位學者叫做盧梭。盧梭是歐洲主張極端民權的人，因有他的民權思想，便發生法國革命。盧梭一生民權思想最要緊的著作是民約論，民約論中立論的根據，是說人民的權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不過人民後來把天賦的權利放棄罷了。所以這種言論，可以說民權是天生出來的。但就歷史上進化的道理說，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並沒有盧梭所說的那種民權事實，這就是盧梭的言論沒有根據。盧梭民約論中所說民權是由天賦的言論，本是和歷史上進化的道理相衝突。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他那種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做口實。盧梭說民權是天賦的，本來是不合理。盧梭的言論既是沒有根據，為什麼當時各國還要歡迎呢？又為甚麼盧梭能夠發生那種言論呢？因為他當時看見民權的潮流已湧到了，所以他便主張民權。他的民權主張，剛合當時人民的心理，所以當時的人民便歡迎他。他的言論雖然是和歷史進化的道理相衝突，但是當時的政治情形，已經有了那種事實，因有了那種事實，所以他引證錯誤了的言論，還是被人歡迎。至於說到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

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為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維持長久的。

中國人從前反對民權，常常問我們革命黨有甚麼力量可以推翻滿清皇帝呢？但是滿清皇帝在辛亥年一推就倒了，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世界潮流的趨流，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現在北方武人專制，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我們南方主張民權，就是順應世界的潮流。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之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之戰爭。我們革命黨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就是想免了爭皇帝之戰爭。從前太平天國便是前車之鑒。

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滿清的天下大半歸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講起來的原因有好幾種。有人說他的失敗，是由於不懂外交。因為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約，承認太平天國，不承認大清皇帝；但是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不能見天王洪秀全，因為要見洪秀全，便要叩頭。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便再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約，後來派戈登帶兵去打蘇州，洪秀全便因此失敗。

所以有人說他的失敗，是由於不懂外交。這或者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又有說洪秀全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他得了南京之後，不乘勢長驅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他失敗的原因。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之所以失敗，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

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的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了南京，經過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因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十個王，使他們彼此位號相等，可以互相牽掣；但是從此以後，李秀成、陳玉成對於各王便不能調動，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

漢唐以來，沒有一朝不是爭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各國嘗有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中國幾千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我們革命黨為免將來戰爭起見，所以當初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共和，不要皇帝。

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甚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想要做皇帝的心理便永遠不能消滅。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我從前因為要免去這種禍害，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

民權主義第二講(民國13.3.16.)

諸君：今天繼續來講民權主義。民權這個名詞，外國學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個名詞並稱，所以在外國很多的書本或言論裏頭，都是民權和自由並列。歐美兩三百年來，人民所奮鬥的、所競爭的，沒有別的東西，就是為自由，所以民權便由此發達。法國革命的時候，他們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名詞，好比中國革命，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一樣。由此可說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於民權，民權又是由於這三個名詞然後才發達。所以我們要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

自由的解釋，簡單言之，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因為中國沒有這個名詞，所以大家都莫名其妙。但是我們有一種固有名詞，是和自由相彷彿的，就是「放蕩不羈」一句話。既然是放蕩不羈，就是和散沙一樣，各個有很大的自由。

由於中國自秦朝專制直接對於人民「誹謗者滅族，偶語者棄市」，遂至促亡。以後歷朝政治，大都對於人民取筐大的態度，人民納了糧之外，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歐洲的專制，卻一一直接專制到人民，時間復長，方法日密，那專制的進步，實在比中國厲害很多。所以歐洲人在二百年以前，受那極殘酷專制的痛苦，好像現在中國人受貧窮的痛苦是一樣。人民受久了那樣殘酷的專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奮鬥去爭自由，解除那種痛苦，一聽到有人說自由，便很歡迎。

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之後，專制淫威，不能達到普通人民。由秦以後，歷代皇帝專制的目的，第一是要保守他們自己的皇位，永遠家天下，使他們子子孫孫可以萬世安享。所以對於人民的行動，於皇位有危險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懲治；故中國一個人造反，便連到誅九族。用這樣重的刑罰，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專制皇帝要永遠保守皇位。反過來說，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無論他們是做什麼事，皇帝便不理會。所以中國自秦以後，歷代皇帝都只顧皇位，並不理民事，說到人民的幸福，更是理不到。

近年歐美之革命風潮傳播到中國，中國許多新學生及許多志士，都起來提倡自由。他們以為歐洲革命，像從前的法國都是爭自由，我們現在革命，也應該學歐洲人來爭自由。這種言論，可說是人云亦云，對於民權和自由沒有用過心力去研究，沒有徹底了解。

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而不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是很有深意的。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美國革命的口號是獨立，我們革命的口號就是三民主義，是用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功夫，才定出來的，不是人云亦云。為甚麼說一般新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對呢？為甚麼當時歐洲講自由是對呢？這個道理已經講過了，因為提出一個目標要大家去奮鬥，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膚之痛，人民才熱心來附和。歐洲人民因為從前受專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經提倡自由，使萬眾一心去贊成。假若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痛苦，當然不去理會。如果在中國來提倡發財，人民一定是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像發財主義，要明白這個道理，要輾轉解釋才可成功。我們為甚麼不直接講發財呢？因為發財不能包括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才可以包括發財。俄國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是和發財相近的，那就是直接了當的主張。我們革命黨所主張的，不止一件事，所以不能用發財兩個字簡單來包括，若是用自由的名詞，更難包括了。

近來歐洲學者觀察中國，每每說中國的文明程度太低，政治思想太薄弱，連自由都不懂；我們歐洲人在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為自由犧牲，不知道做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現在中國人還不懂自由是甚麼，由此便可見我們歐洲人的政治思想，比較中國人高得多。由於中國人不講自由，便說是政治思想薄弱，這種言論，依我看起來是講不通的。因為歐洲人既尊重自由，為甚麼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呢？歐洲人從前要爭自由的時侯，他們自由的觀念自然是很濃厚，得到了自由之後，目的已達，恐怕他們的自由觀念也漸漸淡薄。如果現在再去提倡自由，我想一定不像從前那樣的歡迎。而且歐洲爭自由的革命，是兩三百年前的舊方法，一定是做不通的。就一片散沙而論，有甚麼精采呢？精采就是在有充分的自由，如果不自由，便不能夠成一片散沙。

從前歐洲在民權初萌芽的時代，便主張爭自由；到了目的已達，各人都擴充自己的自由，於是由於自由太過，便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英國有一個學者叫做彌勒氏的，便說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自由。歐美人講自由，從前沒有範圍，到英國彌勒氏才立了自由的範圍；有了範圍，便減少很多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學者已漸知自由不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之物，所以也要定一個範圍來限制他了。

歐洲人在兩三百年以前受專制的痛苦，完全沒有自由，所以他們人人才知道自由可貴，要拼命去爭。沒有爭到自由之先，好像是閉在小房裡一樣；既爭到了自由之後，好比是從小房裡忽然放出來，遇著了空氣一樣。所以大家便覺得自由是很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們常常說「不自由，毋寧死」那一句話。但是中國的情形就不同了。中國人不知自由，只知發財。中國人用不著自由，但是學生還要宣傳自由，真可謂不識時務了。歐美人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因為難得自由，所以拼命去爭；既爭到了之後，像法國、美國是我們所稱為實行民權先進的國家、在這兩個國家之內，人人是不是都有自由呢？但是有許多等人，像學生、軍人、官吏和不及二十歲未成年的人，都是很沒有自由的。

歐美人講自由，是有很嚴格界限的，不能說人人都有自由。中國新學生講自由，把什麼界限都打破了。拿這種學說到外面社會，因為沒有人歡迎，所以只好搬回學校內去用，故常常生出鬧學的風潮。這就是把自由用之不得其所。外國人不知道中國的歷史，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自然是難怪他們。至於中國的學生，而竟忘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有何哉？」這個先民的自由歌，卻是大可怪的事。由這個自由歌看起來，便知中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確有自由之實，並且事很充分的，不必再去多求了。

外國革命是由爭自由而起，奮鬥了兩三百年，生出了大風潮，才得到自由，才發生民權。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用自由、平等、博愛。我們革命的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究竟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有甚麼關係呢？照我講起來，我們的民族主義，可以說和他們的自由一樣，因為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

用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法國的自由和我們的民族主義相同，因為民族主義是提倡國家自由的。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權，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說民權是和平等相對待的。此外還有博愛的口號，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的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

民權主義第三講(民國13.3.23.)

民權兩個字，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的。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譬如美國在革命時候的獨立宣言，法國在革命時候的人權宣言，都是大書特書，說平等、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特權，是他人不能侵奪的。天生人究竟是否賦有平等的特權呢？請先把這個問題拿來研究清楚。

我從前在第一講中，推溯民權的來源，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譬如用天生的萬物來講，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的；就是拿平地來比較，也沒有一處是真平的。由此可見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的，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麼有平等？。說到社會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為平等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故革命以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是平等，好像第三圖的底線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志士，還是主張爭平等自由。歐洲在一兩百年以來，本是爭平等自由，但是爭得的結果，實在是民權。因為有民權，平等自由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民權，平等自由不過是一種空名詞。但是真平等自由是在什麼地方立足呢？要附屬到什東西呢？是在民權上立足的，要附屬於民權。民權發達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長存；如果沒有民權，什麼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所以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還是要用民權。因為爭得了民權，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實，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實在是包括於民權之內，。

所以我們革命不能夠單說是爭平等，要主張爭民權。如果民權不能夠完全發達，就是爭到了平等，也不過是一時，不久便要消滅的。我們革命主張民權，雖然不拿平等作標題，但是在民權中便包括得有平等。如果平等有時是好，當然是採用。如果不好，一定要除去。像這樣做去，才可以發達民權，才是善用平等。

我從前發明過一個道理，就是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為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為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為實行家。此三種人互相為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從此以後，要調和這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為平等了。這就是平等的精義。

民權主義第四講(民國13.4.13.)

照前幾次所講，我們知道歐美人民爭民權，已經有了兩三百年，他們爭過了兩三百年，到底得到了多少民權呢？今天所講的題目，就是歐美人民在近來兩三百年之中所爭得民權多少，和他們的民權現在進步到甚麼地方。考察歐美的民權事實，他們所謂先進的國家，像美國、法國革命過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權呢？照主張民權的人看，他們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

現在可以回顧美國對於英國的獨立戰爭，是一個甚麼情形。照美國獨立宣言來看，說平等和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無論甚麼人都不能奪去人人的平等自由。當時美國革命，本想要爭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但是爭了八年，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因為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雖然打破了君權，但是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實施問題，就是要把民權究竟應該行到甚麼程度？由於研究這種問題，主張民權的同志之見解各有不同；因為見解不同，便生出內部兩大派別的分裂。

像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叫做哈美爾頓，和國務部長叫做遮化臣；那兩位大人物，對於民權的實施問題，因為見解各有不同，彼此的黨羽又非常之多，便分成為絕對不相同的兩大派。遮氏一派，相信民權是天賦到人類的，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權，由人民自由使用，人民必有分寸，使用民權的時候，一定可以做許多好事，令國家的事業充分進步。遮氏這種言論，是主張人性是善的一說。至於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權，如果有時不能充分發達善性去做好事，反誤用民權去作惡，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礙，一時出於不得已的舉動。總而言之，人人既是有天賦的自由平等，人人便應該有政權。而且人人都是有聰明的，如果給他們以充分的政權，令個個都可以管國事，一定可以做出許多大事業，大家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治好，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那就是遮化臣一派對於民權的信仰。

至於哈美爾頓一派所主張的恰恰和遮氏的主張相反。哈氏以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權，性惡的人便拿政權去作惡。那些惡人拿到了國家大權，便把國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黨，無論國家的甚麼道德、法律、正義、秩序都不去理會。弄到結果，不是一國三公變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極端成為無政府。像這樣實行民權，不但是不能令國家進步，反要搗亂國家令國家退步。所以哈氏主張國家政權，不能完全給予人民，要給予政府。把國家的大權都集合於中央，普通人只能夠得到有限制的民權。故哈美爾頓說：「從前的君權要限制，現在的民權也應該要限制。」由此創立一派，叫做聯邦派，主張中央集權，不主張地方分權。

最後是主張限制民權的聯邦派佔勝利。於是各邦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合眾國，公佈聯邦的憲法。美國自開國一直到現在，都是用這種憲法。這種憲法就是三權分立的憲法，把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相侵犯。這是世界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所行的完全憲法。因為聯邦憲法成立之前，全國人有兩大派的主張，所以頒佈的憲法，弄成兩派中的一個調和東西。把全國的大政權，如果是屬於中央政府的，便在憲法之內明白規定；若是在憲法所規定以外的，便屬於地方政府。美國由於這種調和辦法，人民究竟得到了多少民權呢？當時所得的民權，只得到一種有限制的選舉權。在那個時候的選舉權，只是限於選舉議員和一部份的地方官吏，至於選舉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還是用間接選舉的制度，由人民選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才去選總統和那些議員。後來民權逐漸發達，進步到了今日，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以及地方上與人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各官吏，才由人民直接去選舉，這就叫做普通選舉。所以美國的選舉是由限制的選舉，漸漸變成普通選舉。但是這種普通選舉，只限於男人才能夠享受。到了七八年以前，英國女子才爭成功，後來美國也爭成功。這個成功的緣故，是由於當歐戰的時候，男子通同去當兵效力戰場，在國內的許多事業沒有男人去做，，男子不敷分配都是靠女子去補充；所以從前反對女子選舉權的人，說女子不能做男子事業，到了那個時候便無法證明，便不敢反對。

講到歐洲的法國革命，當時也是主張爭民權。因為法國人民當時拿充分的民權去做頭一次的試驗，全國人都不敢說民眾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說那些話，大家便說他們反革命，那人就要上斷頭臺。所以那個時候便成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社會上極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後來法國人民看到這樣的行為是過於暴虐，於是從前贊成民權的人，反變成心灰意冷來反對民權，擁護拿破崙做皇帝，因此生出民權極大的障礙。

世界上經過了美國、法國革命之後，民權思想便一日發達一日。但是根本講起來，最新的民權思想還是發源於德國。德國的民權思想發達本早，但到歐戰以前，民權的結果，還不及法國、英國。這個理由，是因為德國對付民權所用的手段和英國不同，所以得來的結果也是不同。

德國自聯邦成立了之後到歐戰以前，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執歐洲的牛耳。歐洲各國的事，都惟德國馬首是瞻；德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那個地位，全由俾士麥一手締造而成。在俾士麥執政的時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種種方面戰勝全世界，就是對於民權風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戰勝一般民眾。德國發生社會主義的時候，正是俾士麥當權的時候，在別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壓迫社會主義，但是俾士麥不用這種手段。社會黨提倡改良社會，實行經濟革命，俾士麥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他實行一種國家社會主義，來防範馬克思那般人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當俾士麥秉政的時候，英國、法國的鐵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為基本實業歸富人所有，所以全國實業都是被富人壟斷，社會上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俾士麥在德國便不許有這種毛病，便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把全國鐵路都收歸國有，把那些基本實業由國家經營。對於工人方面，又定了作工的時間，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金都一一規定。俾士麥用這樣方法對待社會主義，是用事先防止的方法，不是用當衝打消的方法。用這種防止的方法，就是在無形中消滅人民要爭的問題，到了人民無問題可爭，社會自然不發生革命。所以這是俾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

現在就世界上民權發達一切經過的歷史講：第一次是美國革命，主張民權的人分成哈美爾頓和遮化臣兩派，遮化臣主張極端民權，哈美爾頓主張政府集權。後來主張政府集權派佔勝利，是民權的第一次障礙。第二次是法國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權，拿去濫用，變成了暴民政治，是民權的第二次障礙。第三次是俾斯麥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權，成了民權的第三次障礙。

照現在世界上民權頂發達的國家講，人民在政治上是佔甚麼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權呢？就最近一百多年來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和被選舉權。人民被選成議員之後，在議會中可以管國事，凡是國家的大事，都要由議會通過才能執行，如果在議會沒有通過，便不能執行。這種政體叫做「代議政體」，所謂「議會政治」。但是我們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所主張的民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我們拿歐美以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

今天所講的大意，是要諸君明白歐美的先進國家，把民權實行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種「代議政體」。我們拿這種制度到中國來實行，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民權的這個問題，在今日還是很難解決。我們不能解決，中國便要步歐美的後塵；如果能解決，中國便可以駕乎歐美之上。

民權主義第五講(民國13.4.20.)

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歐美。我們為什麼要仿效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

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砲，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

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心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在中國所用的無論甚麼東西，都是要倣效外國。

由此可見中國從前是守舊，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後來失敗，便不守舊，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倣效外國，只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對於民權思想，也有這種流弊。革命以後，舉國如狂，總是要拿外國人所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至於民權究竟是甚麼東西，也不去根本研究。前幾次所講的情形，是把外國爭民權的歷史和勝利之後所得的甚麼結果，詳細的說明。由於那幾次的研究，便知民權政治，在外國也不能夠充分實行。進行民權，在中途也遇到了許多障礙。現在中國主張實行民權，要倣效外國，便要倣效外國的辦法。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師導。所以我們提倡民權，便不可完全仿效歐。

最近有一位美國學者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幸福。」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是所怕所欲，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

有一位瑞士學者說：「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這個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是萬能。所以實行民治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便應該想方法去解決。想解決這個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應該要改變。

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改變，至於怎麼樣改變的辦法，至今還沒有想出。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這是甚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很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倣，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

譬如建築一間大洋樓，。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後知後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做出來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份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都是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分，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分，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分。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照以前所講的情形，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辨法；今日我們要解決民權問題，如果倣效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歐美既無從倣效，我們自己便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新方法，是像瑞士的學者最新的發明，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但要改變態度，就是要把權與能來分開。

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麼人民成了一個甚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

；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餘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上無愧於天，下無怍於民。他們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目的，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後，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造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因為他們有這兩種長處，所以對於政治能夠完全負責，完全達到目的。中國幾千年來，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後人崇拜；其餘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於有許多皇帝；後人連姓名都不知道。歷代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有很好的本領、很好道德的，其餘都是沒有本領、沒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沒有道德，但是很有權力的。大家都把中國歷史看得很多的，尤其是三國演義，差不多人人都看過了，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

譬如諸葛亮是很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所輔的主，先是劉備，後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沒有一點能幹。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劉備臨死的時侯，便向諸葛亮說：「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劉備死了以後，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阿斗雖然沒有用，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這樣看來；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有能幹，但是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甚麼政事都付託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

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為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能夠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的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甚麼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像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的，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用專門家。對於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夠實行用政治專家的原因，就是由於人民的舊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是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

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由於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夫，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才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

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著急起來，找著汽車夫，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分鐘之內，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夫答應說：「一定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夫自由去駕駛，向目的地出發。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國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才是捷徑。但是我的汽車夫從開車以後，所走的路，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他先由豐寧路再繞道德宜路，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才抵東山。當時汽車走得飛快，聲音很大，我不能夠和車夫說話，心裏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個車夫，以為車夫和我搗亂，是故意的走彎曲的路阻遲時侯。此時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別原故，要做非常的事，國民不知道，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的。

至於那個車夫選擇那一條路走，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夫說：「為甚麼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夫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是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

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馬路和外擺渡橋是從空間看想；那個車夫是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很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彎一點，多走幾里路，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在限定的鐘點以內可以趕到。他的這樣打算，是從時間上著想。那個車夫不是哲學家，本不知道用甚麼時間空間去打算，不過他是專門家，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彎路，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

假若當時我不給車夫以全權，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的。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條路使走那一條路，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可以趕到。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所以當時那個車夫走彎路，我便發生誤會，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彎路的道理。民國的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學我那次到虹口對於車夫的態度一樣，把他當作是走路的車夫。能夠有這樣的眼光，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

歐美人民現在對於政府，持反對的態度，是因為權與能沒有分開，所以民權的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實行民權，便不要學歐美，要把權與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還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已經想出了辦法，知道人民要怎麼樣，才對於政府可以改變態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那才能夠避了歐美的紛亂，不蹈歐美的覆轍。

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該要改變；但是用甚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夫，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工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那一種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國家才有辦法，能夠進步。

民權主義第六講(民國13.4.26.)

英國從前有一位大科學家，在近來世界上的學問家之中，沒有那一個能夠駕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牛頓。牛頓一生，除了讀書試驗之外，還有一種嗜好；他的嗜好是愛貓。他養了大小不同的兩個貓，出入總是跟看他。因為他很愛那兩個貓！所以貓要怎樣行動，他便怎麼樣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內讀書試驗，貓要出門，他便停止一切工作，親自去開門，讓貓出去；知果貓要進到房內，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用房門，讓貓進來。那兩個貓，終日總是出出人入，弄到牛頓開門關門，是麻煩不堪的。所以有一天牛頓便要想一個方法，讓那兩個貓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擾亂他的工作，總是去開門關門。他所想出來的是甚麼方法呢？就是把房門開兩個孔，一個是很大的，一個是很小的。

在牛頓的思想，以為在門上所開的大孔，便可以令大貓出入；在門上所開的小孔，便可以令小貓出入。像這種思想，還是大科學家的聰明，這件事實還是大科學家做出來的。照普通的常識講，開一個大孔，大貓可以出入，小貓也當然是可以出入，那麼開一個大孔便夠了，又何必要枉費工夫，多開一個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開一個孔，大科學家的牛頓偏要兩個孔，這是不是可笑呢？科學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呢？由此便可以證明科學家不是對於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我在第一講中，已經把政治這個名詞下了一個定義，說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器，就是像物質的機器一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要怎樣才可以分別清楚呢？根本上還是要再從政治的意義來研究，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可以說就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治權可以說就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這兩個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

中國有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後，我們便不要像歐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因為在我們的計畫之中想造成的新國家，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權，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

我們要不蹈他們的覆轍，根本上要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分開權與能，把政治的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府權，一個是人民權。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作機器，把人民當作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

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第一個是選舉權。現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選舉權之外，第二個就是罷免權，。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這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國家除了官吏之外，還有甚麼重要東西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制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要政府執行修改的法律，廢止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複決權，這就是第四個民權。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徹底的直接民權。

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甚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四萬萬人要怎麼樣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這四個民權來管理國家的大事。

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權，剛才已經講過了，是要有四個權。這四個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不過外國從前只有三權分立，我們現在為甚麼要五權分立呢？其餘兩個權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這兩權是中國固有的東西。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監察的獨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績，像滿清的御史，唐朝的諫議大夫，都是很好的監察制度，。外國現在也有這種權，不過把他放在立法機關之中，不能夠獨立成一種治權罷了。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璧，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像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我們在政權一方面，主張四權；在治權一方面，主張五權。這四權和五權，各有各的統屬，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別清楚，不可紊亂。現在許多人都不能分別，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別，就是專門學者也是一樣的不能分別。像近來我會見了一個同志，他是從美國畢業回來的，我問他說：「你對於革命的主義是怎麼樣呢？」他說：「我是很贊成的。」我又問他說：「你是學甚麼東西呢」，他說；「我是學政治法律。」我又問他說；「你對於我所主張的民權有甚麼意見呢？」他說：「五權憲法是很好的東西呀！這是人人都歡迎的呀！」

像一這位學政治法律的專門學者，所答非所問，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權和五權，還沒有分別清楚；對於人民和政府的關係，還是很糊塗。殊不知道五權是屬於政府的權，就他的作用說，就是機器權。一個極大的機器，發生了極大的馬力，要這個機器做的工夫很有成績，便要把他分成五個做工的門徑。

民權就是人民用來直接管理一這架大馬力的機器之權，所以四個民權，就可以說是機器上的四個節制。有了這四個節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機器的動靜。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個權，就是要有五種工作，要分成五個門徑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動靜要有四個權，就是要有四個節制，要分成四方面來管理政府。政府有了這樣的能力，有了這些做工的門徑，方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才是萬能政府。

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有了這樣多的節制，便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政府的一動一靜，人民隨時都是可以指揮的。像有這種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權和治權，才可以達到美國學者的目的，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第一講(民國13.8.3.)

諸君：今天來講民生主義。甚麼是叫做民生主義呢？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了的一個名詞；我們常說甚麼國計民生，不過我們所用的這句話，怕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未見得含有多少意義的。但是今日科學大明，在科學範圍之內，拿這個名詞來用之於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是意義無窮了。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一個定義，可以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我現在就是用民生這兩個字，來講外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

民生問題，今日成了世界各國的潮流；推到這個問題的來歷，發生不過一百幾十年。為甚麼近代發生這個問題呢？。簡單言之，就是因為這幾十年來，各國的物質文明極進步，工業很發達，人類的生產力忽然增加；著實言之，就是由於發明了機器，。

在沒有機器以前，一個最勤勞的人，最多不過是做兩三個人的工夫，斷不能做得十個人以上的工夫。用人來做工，就是極有能幹而兼勤勞的人，最多不過是駕乎平常人的十倍；但是用機器來做工，就是用一個很懶惰和很尋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產力也可以駕乎一個人力的幾百倍，或者是千倍。所以這幾十年來機器發明了之後，生產力比較從前就有很大的差別。機器發明了之後，世界上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佔了人工，有機器的人便把無機器人的錢都賺去了。從機器發明了之後，便有許多人一時失業，沒有工做，沒有飯吃。這種大變動，外國叫做實業革命。

因為有了這種實業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因為要解決這種痛苦，所以近幾十年來，便發生社會問題。這個社會問題，就是我今天所講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的範圍，研究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問題，就是研究人民生計問題。所以我用民生主義來替代社會主義，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這個問題的真性質表明清楚，要一般人一聽到這個名詞之後，便可以了解。

今天我所講的民生主義，究竟和社會主義有沒有分別呢；社會主義中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經濟問題，這種問題，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問題。因為機器發明了以後，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機器奪去了，一般工人不能夠生存，便發生社會問題；所以社會問題之發生，原來是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故專就這一部分的道理講，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主義，便可說是社會主義的本題。

實業革命以後，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徹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K.Marx)，馬克思對於社會問題，好像盧梭(Rousseau)對於民權問題一樣。在一百多年以前，歐美研究民權問題的人，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盧梭為民權問題中的聖人，好像中國崇拜孔子一樣；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中的聖人。講到社會問題，在馬克思以前，。以為是一種希望，是做不到的事。到馬克思本人，也以為單靠社會主義的理想去研究，還是一種玄想，就是全世界人都贊成，也是做不成功，一定要憑事實，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清楚，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一生研究社會主義，便在科學方法上去做工夫。故馬克思所求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由於他這種詳細深奧的研究，便求出一個結果說：世界上各種人事的動作，凡是用文字記載下來，令後人看見的，都可以作為歷史。他在這種歷史中所發明的最重要之一點，就是說：世界一切歷史都是集中於物質，物質有變動，世界也隨之變動。並說人類行為都是由物質的境遇所決定，故人類文明史祇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

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到底這種道理是對不對呢？經過歐戰後幾年的試驗以來，便有許多人說是不對。到底甚麼東西才是歷史的重心呢？我們中國國民黨提倡民生主義，已經有了二十多年，不講社會主義，祇講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範圍是甚麼關係呢？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Mauring Williams)，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問題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的最近發明，是恰恰和本黨的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

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是專注重物質的，要講到物質，自然不能不先注重生產，沒有過量的生產，自然不至有實業革命，所以生產是近世經濟上的頭一件事。

近世的生產情形是怎麼樣呢？生產的東西，都是用人工和機器，由資本家與機器合作，再利用工人，才得近世的大生產。至於這種大生產所得的利益，資本家獨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常常相衝突；衝突之後，不能解決，便生出階級戰爭。照馬克思的觀察，階級戰爭，不是實業革命之後才有的，凡是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戰爭史。古時有主人和奴隸的戰爭，有地主和農奴的戰爭，有貴族和平民的戰爭；簡而言之，有種種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戰爭。到了社會革命完全成功，這兩個互相戰爭的階級，才可以一齊消滅。由此便可知馬克思認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階級戰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

我們要知道這種因果的道理，是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便要考察近來社會進化的事實。近幾十年社會是很進化的，各種社會進化的事實更是很複雜的；就是講到經濟一方面的事實，也不是一言可盡。但是用概括的方法來講，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作四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交通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

就第一種說，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護工人的衛生，改良工廠和機器，以求極安全和極舒服，工業能夠這樣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便極願意去做工，生產的效率便是很大。就第二種的情形說，就是要把電車火車輪船以及一切郵政電訊交通的大事業，都由政府辦理。用政府的大力量去辦理那些大事業。

至於第三種直接徵稅，也是最近進化出來的社會經濟方法。行這種方法，就是用累進稅率，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等。施行這種稅法，就可以令國家的財源，多是直接由資本家而來；。從前的舊稅法，祇是錢糧和關稅兩種；施行那種稅法，就是國家的財源，完全取之於一般貧民，資本家對於國家，只享權利，毫不盡義務，那是很不公平的。

第四種分配之社會化，更是歐美社會最近的進化事業。近來研究得這種制度，可以改良，可以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或者是由政府來分配。譬如英國新發明的消費合作社，就是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貨物。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得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再照馬克思階級戰爭的學說講，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分子的勞動。譬如中國最新的工業，是上海、南通州和天津、漢口各處所辦的紗廠布廠。那些紗廠布廠，當歐戰期內，紡紗織布是很賺錢的。各廠每年所剩的盈餘價值，少的有幾十萬，多的有幾百萬。試問這樣多的盈餘價值，是屬於何人的功勞呢？是不是僅由於紗廠布廠內紡紗織布的那些工人的勞動呢？就紡紗織布而論，我們便要想想布和紗的原料，由此我們便要推及於棉花；因為要研究棉花的來源，我們便要推到種種農業問題；要詳細講到棉花的農業問題，便不能不推及到研究好棉花種子和怎麼種植棉花的那些農學家；當未下棉種之初，便不能不用各種工具和機器去耕耘土地。及下棉種之後，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養結棉花的枝幹。我們一想到那些器械和肥料，便不能不歸功到那些器械和肥料的製造家和發明家。

棉花收成之後，再要運到工廠內來紡紗織布；布和紗製成之後，再運到各處市場去賣，自然要想到那些運輸的輪船火車。要研究到輪船火車之何以能夠運動，首先便要歸功到那些蒸汽和電氣的發明家。要研究到構造輪船火車是些甚麼材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金屬的採礦家、製造家和木料的種植家。就是布和紗製成之後，社會上除了工人之外，假若其餘各界的人民都不穿那種布，用那種紗，布和紗當然不能暢銷；布和紗沒有大銷路，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怎麼樣可以多賺錢、可以多取盈餘價值？就這種種情形設想，試問那些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所取的盈餘價值到底是屬於誰的呢？試問紗廠布廠的工人怎麼能夠說專以他們的勞動便可以生出那些紗和布的盈餘價值呢？不徒是紗布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是這樣，就是各種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都是一樣。

由此可見所有工業所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那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在社會上要佔大多數。故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只求得社會上一部份的毛病，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這位美國學者所發明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人類求生存是甚麼問題呢？就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

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由於他研究從前的歷史和當時的事實所有的心得，便下一個判斷說，將來資本制度一定要消滅。依他的判斷，資本發達到極點的國家，現在應該到消滅的時期，應該要起革命。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們所見歐美各國的事實和他的判斷，剛剛是相反。

再照馬克思的研究，他說資本家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大家知道美國有一個福特汽車廠。我們用這個發財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餘盈價值的理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作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減少工人的工錢，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是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是大錯特錯。再照馬克思的學理說，世界上的大工業，要靠生產，生產又要靠資本家。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有了好生產和大資本家，工業便可以發展，便可以賺錢。就我們中國工業的情形來證明，。漢冶萍公司是專製造鋼鐵的大工廠。這個工廠每年所出的鋼鐵，在平常的時候，或者是運到美洲舍路埠，或者是運到澳洲去賣；當歐戰的時候，都是運到日本去賣。鋼鐵本來是中國的大宗進口貨，中國既是有了漢冶萍，可以製造鋼鐵，為甚麼還要買外國的鋼鐵呢？因為中國市面所需要的鋼鐵，都是極好的建築鋼、鎗砲鋼和工具鋼。漢冶萍公司所製造的，只是鋼軌和生鐵，不合市面的用途，所以市面要買外來的進口貨，不買漢冶萍公司的鋼鐵。漢冶萍公司所出的鋼鐵，因為運到外國去賣，所以在歐戰的時候，對於工人減時間，加工價，還是很賺錢；現在是虧本，許多工人失業。

照馬克思的學理講，漢冶萍公司既是有鋼鐵的好出產，又有大資本，應該要賺錢，可以大發展，為甚麼他還是要虧本呢？由漢冶萍這個公司的情形來考究。實業的中心，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在消費的社會，不是專靠生產的資本。漢冶萍雖然有大資本，但是生產的鋼鐵，在中國沒有消費的社會，所以不能發展，總是不能賺錢。因為實業的中心，要靠消費的社會，所以近來世界上的大工業，都是照消費者的需要，來製造物品。近來有知識的工人，也是幫助消費者。消費是甚麼問題呢？就是解決眾人生存的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所以工業實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我們現在要解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

民生主義第二講(民國13.8.10.)

民生主義的辦法，中國國民黨在黨綱裏頭，老早是確定了的。中國國民黨對於民生主義，定了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用革命手段來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辦法，俄國革命時候，已經採用過了。不過俄國革命六年以來，我們所看見的是他們用革命手段，只解決了政治問題；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俄國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俄國當初革命的時後，本來想要解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還在其次。但是革命的結果，政治問題得了解決，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所以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是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在中國的這種事實是甚麼呢？就是大家所受貧窮的痛苦。中國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　

講到土地問題，在歐美社會主義的書中，常說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處地方，在沒有成立市場以前，地價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賣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在當時是很荒蕪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沒有別的用處，一班人都不願意出高價去買。忽然有一個醉漢闖入拍賣場來，當時拍賣官正在叫賣價，眾人所還的價，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還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還到二百五十元的時候，便沒人再加高價。拍賣官就問有沒有加到三百元的。當時那個醉漢，醉到很糊塗，便一口答應，說我出價三百元。他還價之後，拍賣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塊地皮。地既賣定，眾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賣官開出賬單，向他要地價的錢，他記不起昨天醉後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認那一筆賬；後來回憶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對於政府，既不能賴賬，祇可費了許多籌劃，盡其所有，才湊夠三百元來給拍賣官。他得了那塊地皮之後，許久也沒有能力去理會。相隔十多年，那塊地皮的周圍，都建了高樓大廈，地價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買那塊地皮，還他數百萬的價錢，他還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塊地分租與人，自己總是收地租。更到後來，這塊地便漲價到幾千萬，這個醉漢便變成澳洲第一個富家翁。推到這位澳洲幾千萬元財產的大富翁，還是由三百元

的地皮來的。

講到這種事宜，在變成富翁的地主，當然是很快樂，但是考究這位富翁原來祇用三百元買得那塊地皮，後來並沒有加工改良，毫沒有理會，祇是睡覺，便坐享其成，得了幾千萬元。這幾千萬元是誰人的呢？依我看來，是大家的。因為社會上大家要用那處地方來做工商事業的中心點，便去把他改良，那塊地方的地價，才逐漸增加到很高。好像我們現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國中部工商業的中心點，所以上海的地價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又像我們用廣州做中國南部工商業的中心點，廣州的地價也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上海的人口不過一百多萬，廣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萬，如果上海的人完全遷出上海，廣州的人完全遷出廣州，或者另外發生天災人禍，令上海的人或廣州的人都消滅。試問上海、廣州的地價，還值不值現在這樣高的價錢呢？

由此可見土地價值之能夠增加的理由，是由於眾人的功勞，眾人的力量；地主對於地價漲跌的功勞，是沒有一點關係的。所以外國學者認地主由地價增高所獲的利益，名之為不勞而獲的利，比較工商業的製造家，要勞心勞力，買賤賣貴，費許多打算、許多經營才能夠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業家壟斷物質的價值來賺錢，我們已經覺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業家還要勞心勞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價是由甚麼方法才能夠增漲呢？是由於眾人改良那塊土地，爭用那塊土地，地價才是增漲。地價一增漲，在那塊地方之百貨的價錢，都隨之而漲。所以就可以說眾人在那塊地方經營工商業所賺的錢，在間接無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搶去了。

近來歐美經濟的潮流侵入中國，最先所受的影響，就是土地。許多人把土地當作賭具，做投機事業，俗語說是炒地皮。由於土地問題所生的弊病，歐美還沒有完善方法來解決。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應該趁現在的時機；如果等到工商發達了以後，更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我們中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有不同。我們的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現在我們所用的辦法，是很簡單很容易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講到了這個問題，地主固然要生一種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們中國國民黨的辦法，現在的地主還是很可以安心的。這種辦法是甚麼呢？就是政府照地價收稅和照地價收買。究竟地價是照甚麼樣定法呢？依我的主張，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所以照我的辦法，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害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地主既是報折中的市價，那麼政府和地主自然是兩不吃虧。

地價定了以後，我們更要有一種法律的規定，這種規定是甚麼呢？就是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是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比方有一個地主，現在報一塊地價是一萬元。到幾十年之後，那塊地價漲到一百萬元，這個所漲高的九十九萬元，照我們的辦法，都收歸眾人公有，以酬眾人改良那塊地皮周圍的社會，和發達那塊地皮周圍的工商業之功勞。這種把以後漲高的地價收歸眾人公有的辦法，才是中國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這種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經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是大不相同。因為照我們的辦法，把現在所定的地價，還是歸地主私有。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一半了。講到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還有一個重要事件要分別清楚：就是地價是單指素地來講，不算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築。

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求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國家資本振興實業。振興實業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業，像鐵路運河，都要興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貨藏於地，實在可惜，一定是要開闢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

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我先才講過，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製造國家資本，才可以解決之。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是也。其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第二卷物質建設，又名曰實業計劃。此書已言製造國家資本的大要。

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民生主義第三講(民國13.8.17.)

今天所講的是吃飯問題。為甚麼一件很容易又是做慣了的事，還有問題呢？殊不知道吃飯問題就是頂重要的民生問題；如果吃飯問題不能夠解決，民生主義便沒有方法解決，所以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古人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可見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中國人口在這十年之中，所以少了九千萬的原故，簡而言之，就是由於沒有飯吃。中國之所以沒有飯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農業不進步；其次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農立國。我們要怎麼能夠保障農民的權利，要怎麼樣令農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關於平均地權的問題。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假若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一定是更高興去耕田的；人人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產。但是現在的多數生產，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要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產了。

我們對於農業生產，除了上面所說之農民解放問題之外，還有七個增加生產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

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分配之公平方法，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夠實行的；因為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種種生產的方法，都是向同一個目標來進行。這種目標是甚麼呢？就是賺錢。因為糧食的生產是以賺錢做目標，所以糧食在本國沒有高價的時候，便運到外國去賣，要賺多錢。因為私人要賺多錢，便是本國有饑荒，人民沒有糧食，要餓死很多人，那些資本家也是不去理會。

所以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有了這種以養民為目的的好主義，從前不好的資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們實行民生主義來解決中國吃飯的問題，對於資本制度，祇可以逐漸改良，不能夠馬上推翻。

吃飯就是民生的第一個需要。民生的需要，從前經濟學家都是說衣食住三種。我的研究，應該有四種，於衣食住之外，還有一種就是行。行也是一種很重要的需要；行就是走路。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把這四種需要弄到很便宜，並且要全國的人民都能夠享受。所以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來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於這四種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

民生主義第四講(民國13.2.17.)